讀研5年，套取科研經費1426萬?

撰文 |張天祁

責編 | 李珊珊

你能想象嗎，一位研究生竟然套取1400多萬科研經費。

中國裁判文書網2026年5月披露的一份裁決書，給出了這起科研經費詐騙案的細節。根據福建省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的二審判決，案件發生在福建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系統，直接當事人柴某某案發時為博士后研究人員。

這位1992年出生的年輕人，攻讀外科學碩士、博士學位的五年期間，通過虛構科研實驗、虛開試劑耗材發票、冒簽醫生姓名等方式，持續從所在醫院套取科研經費，累計金額達1426.8萬元。法院以詐騙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十萬元。

在中國學術界，科研經費腐敗案并不罕見。但過去的涉案者，多是手握項目審批權的課題負責人或行政領導——他們的作案空間，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結構本身提供。

二審判決書未提及柴某某的導師，套取1400多萬科研經費的罪責落在了柴某某身上。如果沒有其他隱情，此案的不尋常之處在于，柴某某沒有任何經費審批權，只是以研究生身份參與導師團隊的報銷事務，卻得以在五年間套取逾千萬元而未被察覺。這一案例所暴露的，已不只是個人的道德失守，更是科研經費管理體系在制度設計與日常執行層面的深層漏洞。

5年里，1426萬元科研經費是怎樣被套取的

判決書顯示，2018年至2023年間，柴某某攻讀外科學碩士、博士學位，期間加入導師科研團隊，并作為經辦人員協助辦理科研經費報銷等事務。這一職務安排，給了他接觸財務流程的機會。

在沒有開展任何真實科研實驗的情況下，柴某某通過陳某禹、魏某峰等人實際控制的公司，虛開購買科研課題試劑耗材的發票。他同時冒簽某某醫院多名醫生的姓名，將偽造材料提交醫院財務部門辦理報銷。

醫院將報銷款項轉入陳某禹、魏某峰實際控制的福州智裕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福州市倉山區康恒實驗器材經營部等公司銀行賬戶后，開票公司扣除約定的10%手續費，將剩余資金轉入柴某某指定的田某月等人銀行賬戶，最終由柴某某支配和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案件認定被套取的科研經費，并不是一次性的大額轉移，而是在長達五年的周期內通過重復報銷逐步累積形成的資金規模。法院在判決書中也使用了“多次實施詐騙”的表述。

也就是說，這條由虛開發票、冒簽姓名、關聯賬戶三個環節構成的鏈條，在五年間平穩運轉。如果柴某某憑一己之力套取1400多萬科研經費，從他的導師到負責審核報銷的醫院財務部門，整個醫院竟然無人察覺異常？醫院內部層層簽字與審核，全都形同虛設，無法阻止一個研究生通過并不復雜的方式套取經費？

判決書未披露柴某某具體工作于福建醫科大學哪家附屬醫院，但透露被害單位委托人為楊大文。公開信息顯示，楊大文是福建醫科大學附屬協和醫院黨辦主任。而這家醫院的黨委書記陳良萬，今年4月還入選了福建省“全省優秀黨務工作者擬推薦對象”。

而福建醫科大學2023年6月授予博士學位人員名單中，確有一位姓柴的年輕人。這位柴姓的年輕人，與其導師，以及下文提及的田某月還有共同署名的專利。

判決書中并未詳述其他案發契機，僅表述為：“2024年9月18日，被告人柴某某主動到公安機關投案”。隨后，柴被刑事拘留，10月被執行逮捕。根據判決書，案發后，柴向醫院退出款項524余萬元。此外，田某月名下分別位于福州市閩侯縣和福州市倉山區的兩處房產已被查封。

2025年12月30日，福州市鼓樓區人民法院一審以詐騙罪判處柴某某有期徒刑八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十萬元，同時責令其退賠被害單位902余萬元，以查封的房產處置后所得的屬于被告人部分予以抵扣。

柴某某不服，提出上訴，理由涵蓋四點：其一，已用于完成課題的300萬元應從詐騙數額中剔除，立案前退回的524萬元也應核減；其二，冒簽他人姓名并非刻意欺騙，“多次詐騙”的認定不妥；其三，其系在校學生，應更多從輕；其四，公訴機關量刑建議為六至八年，原判偏重。

最終，福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科研經費腐敗并非孤例，行政領導占比高

用并不高明的手法套取科研經費，在中國科研腐敗的歷史上不乏先例。

一項2024年的研究通過檢索各裁判文書相關數據庫，獲得了“涉科研經費”刑事案件裁判文書199份。

這些案件主要有三大類，一是行政人員直接挪用或伙同他人侵吞經費，二是非科研人員冒充科研人員身份詐騙，三是科研人員所進行的“涉科研經費”行為的刑事犯罪。第三類的占比最高，有80例。

至于套取科研經費的手段，科研人員往往采用虛假發票、虛構合同、虛造賬目等手段，在上述80例案件中分別占到約57%、28%和25%[1]。

另一項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研究選取了2014年至2022年間北京市高等教育機構發生的14起科研經費腐敗案例，簡單勾勒了犯罪者的畫像。研究顯示，犯罪者平均年齡50.1歲，其中50-60歲的人占近60%。

許多犯罪者擔任行政領導職務（如院長、校長），控制著資源分配。在14起科研經費貪污案件中，11起案件的涉案人員擔任領導職務。在23名涉案人員中，14人擔任領導職務其中3人擔任校級領導職務，7人擔任大學院長、執行院長和副院長（副主任）等職務[2]。

科研經費腐敗案中，浙大陳英旭案是迄今為止影響最為深遠的案件之一。案發前陳英旭系浙江大學環境與資源學院常務副院長、水環境研究院院長，是水環境治理領域的權威專家。

2008年，他主持承接了國家科技重大專項"太湖流域苕溪面源污染河流綜合整治技術集成與示范工程"苕溪課題。該課題所屬的“水專項”是當時中國資金投入總量最大的環境科研項目，苕溪課題總經費3.135億元，國家撥付經費逾1億元。然而，這位手握重金的課題總負責人，將自己的兩家關聯公司以“外協單位”名義列入課題，兩公司的實際控制人均系陳英旭的博士生。

之后，他授意學生以公司名義虛開發票、編造合同、編制虛假賬目等手段，將專項科研經費套取變現。2014年1月，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以貪污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認定貪污數額為945萬余元[3]。

2013年10月11日，時任科技部部長萬鋼曾公開表示“憤怒”與“痛心”，認為經費甚至出現了“惡性問題”。他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未點名地提到了這個例證，“一位知名的環境領域專家”“違法違紀，犯了錯誤”[4]。

北京郵電大學宋茂強案套取經費的手段更加簡單。宋茂強系北京郵電大學軟件學院原執行院長，通過借用他人身份證件辦理銀行存折，以冒名領取勞務費的方式，將68萬元國家科技重大專項科研經費據為己有，法院以貪污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6個月[5]。

山東大學劉兆平案則以十三年的重刑引人注目。劉兆平曾任山東大學實驗動物中心原主任、新藥評價中心原副主任。法院在2015年認定，其利用職務便利，單獨或指使張春光、尹某某采取虛開發票方式多次套取山東大學公款共計921余萬元，用于支付劉兆平個人公司的設備款、工程款。按照山東大學科研經費管理規定，扣除40%的科研酬金，劉兆平實際騙取公款341萬余元[6]。

2020年之后，科研經費腐敗案件仍然時有曝光。

上海交通大學2025年7月官方通報，原電子信息與電氣工程學院工程師徐某，利用管理科研項目經費的職務便利，于2020年9月至2024年4月間，采取虛構業務支出、虛列人員勞務費用、虛構發放績效酬勞、虛構人員公務出差等方式，從其負責的科研項目中套取經費總計145萬余元，所得款項用于購買房產、個人理財、家庭消費等。案發后，徐某全額退贓，被徐匯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年十個月，并處罰金20萬元[7]。

2025年4月，《法治日報》報道，江蘇省某高校計軟學院院長孫某，利用擔任院長和深度國際化試點工作組組長的雙重身份，通過制定偏向性論文獎勵規則、虛構合作期刊聯絡人、虛設客座研究員等方式，騙取合作期刊獎勵和客座研究員獎勵以及科研項目經費1000余萬元，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6個月，并處罰金100萬元[8]。

綜合這些案件，若干規律性特征清晰可辨。從作案手法看，高度雷同——虛開發票、虛列勞務費、虛假合同、虛構采購，這種相似性本身說明，這套操作已在相關圈子內形成某種心照不宣的慣例。

從犯罪主體看，傳統的犯罪主體高度集中于課題負責人，因為他們身處資源分配的核心位置，憑借職務權力直接掌控經費流向，作案空間由權力結構本身提供。而福建醫科大學柴某某案件中，柴某某并非課題負責人，而是作為經辦人員，以研究生身份嵌入報銷流程，利用的不是權力，而是制度漏洞與監管盲區。

柴某某案件如果沒有其他隱情，意味著科研經費的風險敞口，已不再局限于行政領導或課題負責人，而是延伸至整個經費運轉鏈條的每一個經手環節。一個沒有任何經費審批權的在讀研究生，僅憑接觸財務流程的機會，便得以在五年間套取逾千萬，這對現行管理體系提出了更深層的追問。

科研經費套取頻發的背后

科研經費套取頻發的背后，暴露出科研經費管理長期存在的一些問題。制度和運作中的不合理之處，也在不斷催生新的灰色操作空間。

前述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的研究認為，科研經費腐敗犯罪不能只歸咎于犯罪者，而是資助方、受托機構以及受資助者三方因素交織產生的問題，作者稱之為“機會三角”。

首先，資助方與科研人員之間存在嚴重的溝通斷裂和監管真空，導致經費撥付后缺乏持續的實質性跟蹤；其次，作為受托機構的高校往往采取“重立項、輕管理”的態度，內部審計流于形式，財務報銷審核不嚴，未能有效履行監管職責。

盡管審計原本是科研經費監管中最關鍵的一環，許多案件也確實最早通過專項審計暴露出來。例如，北京郵電大學宋茂強案，就是國家審計署工業審計局在審計國家“核高基”重大科技專項課題資金時發現的問題。

但相比每年數以萬計的科研項目，真正能夠進入專項審計和深度核查范圍的課題仍然有限。2018年至2019年間，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曾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山東、上海、廣西三地49家依托單位的707個項目進行隨機抽查，但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每年要資助數萬項目。這樣的審計規模，仍難覆蓋龐雜的科研經費體系。

監管乏力，受資助者又面對復雜的內外壓力與機會誘惑，同時項目負責人還掌握著過大的權力，能夠利用其職務便利，通過虛假合同、關聯交易或偽造發票等手段將公款私有化并且能夠利用自己的權威，威脅組內的成員為其實施違法犯罪行為。

與此同時，不少科研人員也有苦衷。科研項目的立項、進行和結項涉及多個部門，課題經費到賬不及時的情況并不鮮見，但預算的規定死板。在北京郵電大學宋茂強案中，課題執行期本來有整整兩年，但經費實際到賬的時候已經只剩四個月。宋茂強事后交代最初他只是為了把經費花完不被收回，才選擇了違規的手段，以不同身份冒領了資金。

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原副院長李燕萍教授曾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訪談時表示，由于科研項目獲準和經費到賬時間不一致，有的科研人員會用其他項目的結余資金來開展下一個課題。這不符合科研經費管理規定，但按照科研規律，需要這筆投入[9]。

國務院辦公廳2021年出臺的《關于改革完善中央財政科研經費管理的若干意見》在開篇明確承認：科研經費管理“仍然存在政策落實不到位、項目經費管理剛性偏大、經費撥付機制不完善、間接費用比例偏低、經費報銷難等問題”。當年的全國檢察工作會議則指出，“審慎辦理涉科研經費案件，對經費使用不規范的，甄別有無非法占有目的，可不作犯罪處理的移交追究違規責任，促進科研經費有效、科學管理”。

合規報銷的方式過細過嚴，也導致了大量灰色地帶的產生，一套約定俗成的變通方式逐漸發展成型。研究人員用其他項目的結余經費墊付新項目的開支，以購買耗材的發票沖抵無法開票的實際支出，讓學生以不同身份冒領勞務費再交給導師。

最初，這些做法往往只是為了讓科研能夠繼續推進，但長期積累之后，卻也不斷侵蝕正式制度的邊界。柴某某案中虛開發票、冒簽姓名、轉移資金的行為，已遠超“經費使用不規范、無非法占有目的”的范疇。

這種灰色空間，對普通青年教師而言，意味著越來越繁瑣而高風險的報銷過程。但對一些掌握資源與權力的研究者來說，卻反而提供了更大的操作余地，也使得真正的監管變得更加困難。

柴某某案中那些虛開發票、收取10%手續費的“外協公司”，就是在這種土壤下的畸形產物。科研人員需要報銷但拿不到合規票據，于是有人虛開發票。隨著時間推移，開發票逐漸從科研經費運作的補丁，演變為一門穩定運轉的灰色生意，最終成為套取經費的犯罪工具。

參考文獻：

• [1] 康文凱.我國“涉科研經費”刑事案件司法認定問題研究--以80例裁判文書為例.Doctoral dissertation,山東師范大學.
• [2]Peng, X., Gong, M., & Li, R. (2025). Mapping research grant corruption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Beij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gal Discourse, 10(2), 305-331.
• [3]仇飛. (2014).科研經費貪污挪用黑洞：找發票虛假報銷套經費.法治周末.
• [4]崔箏. (2013年).萬鋼痛批科研腐敗：感到錯愕、憤怒.財新網.
• [5]張雷. (2014).北郵軟件學院原院長冒領科研經費68萬.法制晚報.
• [6]教育部. (2014).教育部專項檢查直屬高校科研經費管理情況
• [7]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教師工作部. (2025).關于徐某利用職務便利套取科研經費問題的通報.上海交通大學人力資源處
• [8]羅莎莎,沈娟, &周心怡. (2025). “學術大佬”套取科研經費上千萬元獲刑.法治日報
• [9]肖嵐,朱彩云, &何林璘. (2017年).科研經費亂象：判決書里的“科研經費”犯罪.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