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 “徽僑”與徽州的“僑批”——巴達維亞徽人書信解讀

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歷史與文化·仲偉民主持

內容原載《江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26年第2期

具體內容以正刊為準

非經注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徽僑”與徽州的“僑批”

——巴達維亞徽人書信解讀

作者簡介

王振忠，福建省福州市人，復旦大學學士、碩士、博士，1998年起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現兼任安徽大學講席教授，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徽學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復旦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等。主要從事歷史地理、明清史、域外文獻與東亞海域史研究，尤其專長于徽學，近期代表性論著有“王振忠著作集”八種（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2024年）。

【摘要】“僑批”一般是特指閩、粵一帶民眾前往東南亞等地后寄回桑梓故里的信函，不過，在傳統時代，徽人大批外出務工經商，在有的地方也有“徽僑”之稱呼。有鑒于此，清末民國時期由巴達維亞寄往徽州的一些信件，實際上也具有同樣的性質。本文介紹和分析了數封來自巴達維亞的徽人書信，其中，著名的印尼華僑方定塤之相關信函尤其值得關注。具體說來，《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第13冊所收錄的歙縣瀹潭紳商方子韜之往來書信，為研究方定塤之家世及其早年經歷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本文通過考證各信的寫作時間，對方定塤之生平事跡作了進一步的考察。從中可見，抗日戰爭以及之后的一段時間，流寓巴達維亞的方定塤頗為困頓。不過，出自徽商世家的方定塤，在來自家庭的長期經濟壓力下，激發出徽人經商的潛能，及至1948年前后，他抓住時機逐漸發家，并積極參與各類公益事業，成為著名的印尼華僑。后來，他借助于自己的經營所長，大力資助新中國的體育事業，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50年代以后祖國羽毛球事業的騰飛。

【關鍵詞】徽僑；僑批；巴達維亞；方定塤；印尼華僑

一

如所周知，“華僑”是指僑寓海外的那些人。不過，在國內，一些高移民輸出的地區，在近代以后，也有以某“僑”稱呼者。例如，廣東人就曾被人稱為“粵僑”，徽州人也有自稱為“徽僑”的。以徽人為例，在杭州錢塘江濱的江干一帶，1923年至1929年就曾有一家“徽僑傳達總公司”。1930年代，徽州移民還在浙江硤石辦過一份《徽僑月刊》的報紙。

“徽僑”一名既然成立，那么，他們所寄出的信函是否可以稱為“僑批”呢？當然，“批”為方言，是廣東、福建一些地方對書信的稱呼，而“僑批”則是專門的一類名稱，特指閩粵一帶之人與東南亞等地的往來書信，故此，徽州人所寄出的信函，通常不會被歸進“僑批”的范疇，這當然也與以往較少發現徽人與海外親朋魚雁往還的資料有關。

在傳統時代，徽州是個眾多移民外出務工經商的地區，“十戶人家九為商”，他們在全國各地隨處可見，彼此之間的噓寒問暖基本上也都發生在中國國內。不過，也有現存的少量書信涉及海外，例如，題作“星源汪文芳宗淮”所輯的《增補書柬活套》中，就有一份《海洋來往活套》：

海天遼闊，不獲時通信息，罪歉良深！而異鄉身體，惟宜珍重自愛。早眠晏起，強飯加衣，乃旅人之大方法，幸祈垂意焉！異域風土，非可久羈，惟愿順時自重，稍可如意，即當歸棹，毋使故人望洋而憶也。阻被汪洋，徒切懷人，水天遙遠，能不依依？回浪千層，萍蹤如許奔波。飛?一葉，形影相隨天外。夢寐思維，君其亦同此離別情乎？奔走天涯，原圖覓利，言旋須速，不可以異鄉花草為戀。海闊天空，思情如縷，水遠音積，離想若割。何日再睹光儀，聚首談心，以舒積悃耶？汪洋迢隔，魚雁難通，惟有臨風懷想而已！

這是一封文言書信，用詞典雅，情感深沉，其主題則圍繞著游子思鄉、友人勸歸，強調異鄉漂泊之艱辛與對故土的眷戀。信中反復叮囑對方注意健康（“早眠晏起，強飯加衣”），體現了對游子生活狀態的關切。另外，它還強調異鄉“非可久羈”，需早日回鄉，暗含著對海外漂泊風險（如疾病、孤獨或文化隔閡等）的擔憂。透過“水天遙遠”“萍蹤奔波”等意象，渲染離別之苦，情感真摯。全信邏輯清晰對仗工整，節奏感強，情感抒發層層遞進。

此信作者之前所署的地望為“星源”，也就是徽州府婺源縣。據日本學者波多野太郎的解題：“《增補書柬活套》：四卷四冊，汪文芳編，掃葉山房刊，刊行年月不明。”掃葉山房在蘇州，星源汪文芳當為汪氏一支的成員。《增補書柬活套》之書名有的也叫《見心集》，從海內外收集到的各類版本來看，此書最早刊行于清朝乾隆時代，一直到清末，徽州內外有多種版本存世。所謂活套，是一種尺牘范本，供各類人寫信時模擬、套用。“海洋來往活套”顯然是大批徽州人從事海外貿易背景下的產物，它凸顯了清代前、中期徽商在蘇州與日本貿易方面的重要角色。根據我的研究，上揭的《海洋來往活套》，就是與海外貿易相關的書信活套。

另外，在大批的徽州書信中，偶爾也可見到與海外相關的資料。例如，抄本《通箋問答抄錄》中，就有一些抄錄海外游歷的內容，其中的一份“詳述旅程”這樣寫道：

別來非一日矣，而未嘗修函以述旅況，乞恕疏懶。惟是船中苦無地以執筆，且暈浪受熱，更有不堪，至稽時日。今已棄船就陸，請將別后梗概略為道之：水程之惡，以香港一路為最，自離上海，皆擁衾就臥而已。香港屋宇連云，街頭巡捕皆紅巾纏頭，印度人也，其人頗不俗。船友相約游歡喜樂，而弟等亦到植物園一覽，甚覺精致，有汽車可直登山巔，弟未暇往也。西貢之可賞者，惟食鮮椰、綠蕉耳。其城若平原，而天氣酷熱。新加坡有土產之芒栗，為最可愛，外裹以紅殼，其肉色白而有細紋。當過紅海時，涼風北至，故不覺其熱，來往船只，英國旗號者十有八九。既盡蘇以士河，由是鼓輪渡地中海，經簡的亞之高山，至未仙拿之海峽，新入尼布羅士之各灣，得先觀韋蘇惟亞士山之白煙一縷，而今尚未見其城，惟購得火山石下搖出物事數件，其中有小刀一把，請獻之，伏望笑存。下月初一可到倫敦，若有來教，即寄托0國領事署轉交弟收可也。臨楮神馳，不盡耿耿，即頌大安，不一。

○○先生大人閣下，弟○○頓首。

抄本《通箋問答抄錄》

這是清末海外旅行者書寫的家書，記錄了從上海經香港、東南亞、紅海、地中海到倫敦的旅程。寫信者寫道：水路上最難受的是香港那段，從上海出發后就一直裹著被子躺著。香港高樓林立，街上巡捕都包著紅頭巾，是印度人，看起來挺特別的。船友約著去玩，到植物園參觀，覺得很精致，有汽車可以直通山頂。西貢（今越南胡志明市）值得稱道的只有新鮮的椰子和綠香蕉，新加坡有種本地的芒栗最討喜，外殼紅色，果肉白色帶細紋。過紅海時，北邊吹來涼風，所以不覺得熱，往來船只十有八九掛著英國旗。過了蘇伊士運河后，輪船駛過地中海，經過簡的亞高山，來到墨西拿海峽，剛進入那不勒斯灣時，先看到了維蘇威火山冒出的白煙，但還沒見到城市，只買了幾件火山石下挖出的小物件……

《通箋問答抄錄》是一冊來自徽州的抄本，現已編入筆者主編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第20冊。該書發現于安徽歙縣，作者題作曹靜芝。雖然我們并不清楚寫作者的身份，以及是否為他自己所作，但即使是抄錄的，顯然也反映了徽州人對于海外世界的好奇。

二

除了書信活套、信底之外，在徽州書信中，偶爾可見與海外游歷相關的書信原件。在歙縣的一批書信中，筆者曾找到一封相關的書信：

從新加坡、巴達維亞一帶寄往歙縣的信函

這是一位兒子寫給父親的信函，在信中，他首先告知自己的通信地址，接著提到當時“吧城”（巴達維亞，今雅加達）的情況不好，生病的人很多。荷蘭殖民政府又出臺新規，禁止新移民，實在覺得可惡。寫信人還說，自己來荷蘭統治下的巴達維亞，沒有向當局報備，也沒有繳納人頭稅，如今公班衙已經查出自己所在的公司。現在自己每月要繳人頭稅，這件事由公司代為辦理，每月繳納的錢都是一位叫“弼公”的人代為處理。華人一年在海外，繳納的人頭稅千千萬萬，而“弼公”每年需完納八百元。最后，信中又提到一些時事：當時廣西地方很不太平，看報紙上說，洪秀才已經乘美國戰船逃走了。康有為他們去年到了檳城嶼，后來又去了美國。如今看到報紙上說朝廷下旨召他進京，赦免他的罪，自己也不知是真是假。荷蘭這邊，由于中國未曾設立領事官，故而華人屢屢遭受荷蘭人欺負。巴達維亞最近的天氣很熱，太陽像火一樣，每天五點半天亮，傍晚六點半天黑。巴達維亞的荷蘭總督不在城里，而是在茂物鎮。

據十九世紀的《咬吧總論》記載：“唐山船來到吧地，載茶、?緞、紫花布、粗紙、雨傘、鐵鼎、瓷器、柿果、荔枝、龍眼、藥材及數千新客過來番邦，要尋頭路。其船回去唐山，則載燕窩、樟腦、海參、胡椒、青黛、金銀等物也。”根據學界此前的研究，華工有自由雇工，也有由船戶販來的押身抵債者，名為“新唐”或“新客”。“新客”在償債勞動中，對雇主有著一定的人身隸屬關系。從1620年10月1日起，東印度公司就規定，每位華僑成年男子每月必須向公司交納人頭稅1.5里阿爾。

反映18世紀巴達維亞社會生活的《噶喇吧紀略》抄本，荷蘭萊頓大學收藏

19世紀的咬吧地圖，見美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咬吧總論》

根據康有為自編年譜，清末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康有為應英國新加坡總督邀請，住在馬來西亞半島西岸的檳榔嶼總督署中。在這里，他撰寫過一首《檳榔嶼放歌行》。宣統元年(1909年)，他又在檳榔嶼寫了《與菽園論詩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詩三首。1905年，康有為赴美國治病。據此推測，前信應作于1906年前后。這是從新加坡、巴達維亞一帶寄往歙縣的信函，從其涉及的內容來看，與通常所見的“僑批”性質相同。

三

2018年，由筆者主編的《徽州民間珍稀文獻集成》30冊由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其中收錄了《民國歙縣瀹潭士紳方子韜往來書信及雜件》，個中有一些巴達維亞僑民與桑梓故里的通信。

1930年代，“瀹潭位處新安江之南岸，背山面水，地積寬闊，居民五百余戶”，是歙縣水南一個較大的村落。根據筆者二十多年前的研究，兩宋之際方子華卜居瀹潭，此后便開始在當地的開發活動。隨著人口繁衍，瀹潭方氏一族分為數門，以務農為業。明代中葉以還，徽州“以服賈代菑畬”的風氣愈趨盛行，當地逐漸過渡到耕商社會，有相當不少成員前往全國各地經商，這使得此地的經商風氣極為濃厚。正是因為這個原因，當地遺留下不少重要的傳統典籍（如萬歷年間方承訓的《復初集》）以及層出迭現的民間文獻。

書信中的瀹潭村

新安江畔的瀹潭村

《民國歙縣瀹潭士紳方子韜往來書信及雜件》，收錄了方子韜（1871—1958）來往書信400多封，反映的年代大多集中在20世紀前中期。從中可見，“方子韜”也被寫成“方子弢”（以下除引文外，統一作“方子韜”），其人讀過蒙塾，清末從業于湖北漢陽鐵廠、京漢鐵路工程事務處等。民國以后，歷任湖北全省印花稅局漢口特派員公署出納員、財政部駐漢庫券辦公處委員等。另外，他還在蘭溪、金華、上海等地經商。后返歸家鄉，關注村族公益事業，曾負責修建方氏宗祠、協助編修《方氏統宗譜》等。現存的這些書信內容豐富，包含方子韜與親人、朋友、商業伙伴等之間的魚雁往還，其中的一些書信，是他與二兒子方定塤的來往信函。

在這批書信中，有一份是方子韜寄往巴達維亞的資料：

方定塤先生

吧達維

華僑公會

安徽歙縣瀹潭

方子弢緘

以上請代譯英文，用西式

信封打字機打就，乃托。

因徽郡不諳英文居多，所以不便請人代譯，假使 能翻譯，又無打字的機器，很不方便之故。

方子弢寄往巴達維亞的資料

另一份重要資料則是為方定塤結婚出具證明：

小兒方定塤，現年廿九歲，安徽歙縣人，一九二九年六月畢業于上海交通大學鐵路管理科。同年七月赴吧城八華中學教書，七閱月后（一九卅年二月）去南斐洲，一九卅一年八月初重到爪哇，在芝拉扎教書一年，現仍在八華學校任教。

茲因雙方同意，將與坤甸僑生、福建人、廿三歲白明璇女士結婚，特寄此函，證明小兒定塤此舉，事先已得鄙人同意，俾手續上不致受何懷疑，特證。

1930年《上海交通大學年刊》上，有一張方定塤榮獲鐵道管理學士的照片，與上述證明所述恰相吻合。

方定塤照片

《南洋同學錄》

另外，上海交通大學檔案館收藏的《南洋同學錄》中，也有方定塤的資料：“方定塤，安徽歙縣，教職，35 Pantjorau, Batavia, Java.”其中，“Pantjorau”應作“Pantjoran”，是巴達維亞的一條街，此處有一家很有名茶店。1934年出洋留學生名單第761號亦載：

Mr. Chico Fang

T.H.H.K

Patekoan

Batavia.

“T.H.H.K”即中華會館，而“Patekoan”也就是八帝貫（又稱八茶罐、茶壺街），為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市華人區街名，巴城中華會館和八帝貫中華學校（即八華中學）所在地。此外，上海交通大學“校友募建書庫經收捐款人名錄”中，也見有方定塤之名。

雅加達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1935—1938年間全體教師合照

而從前引證明的用紙和筆跡來看，此函應出自方定塤之手，從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方定塤的生平事跡。以往，有回憶的文章誤認為方定塤為湖北省漢陽市(今武漢市)人，這可能是與其父方子韜長期活躍于湖北有關。但在事實上，方定塤應來自歙縣，出生于1906年，故該份證明書的年代應在1934年。“八華中學”之全名為“雅加達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目前所見，還有一幀“雅加達八帝貫中華會館學校1935—1938年間全體教師合照”，其上的后排左起第七人便是方定塤。“南斐洲”亦即南非，早在17世紀中葉，荷蘭東印度公司就前往南非，此后南非的殖民者雖然屢有變化，但當地與荷蘭始終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旅居荷蘭殖民地巴達維亞的方定塤前往南非謀生。關于這一點，某年四月十四方子韜在寫給四兒的信中提及：“現在二哥已有兩次信，由三哥轉來囗一次，告及已與同學福建人氏白明璇女士，去秋已結婚，目今身懷有孕，命父代取名及排輩，因‘定’字之下一輩不知何字輩，已去函，并代取名二次，又由三哥附來二哥親書函稿一張，命父代其向縣政府證明，以便暑期之后又要去南斐洲就事，須在嗬國使館通過，要得家長承認，并命出函證明，由縣政府蓋印信才能有效。現托曉伯轉懇在縣政府友人方有進步，而曉伯又說，須持交通大學畢業文憑寄來，才能轉托，否則不能完美耳。今再函三哥轉致二哥，依法而行……”信函內容反映了民國時期涉外就業的煩瑣手續，旅居巴達維亞的方定塤需要家庭證明、地方政府認證以及學歷文件等。

除此之外，方子韜提及在巴達維亞謀生的二子之信還有幾封，這主要反映在他寫給四兒的多封信函上。例如，某年寫在徽州福生書局所印“阜生隆用箋”上的“父平安字啟”這樣寫道：“前次二哥與三哥時常有信，皆為其本人又要去南斐洲任教。二哥去年秋間已經與學友白女士在吧城結婚，今重去南斐洲，非征求父之證明書信，不能與二嫂可以隨行，若無此項證明，決不能前去，其時已由三哥迭函征求憑信，父不得不代其證明，并向當地行政長官用印信，加以私章正式證明，仍由三哥處轉附，今已兩月余，一無復字再來。”此信大約作于1933年。某年三月二十二，方子韜在寫給四兒的信中提道：“二哥在國外求學，自婚配之后，足有三年，不有只字與我，其他的一切，亦毋須再說。”此信約作于1935年。某年十月三十日的信函，也是寄給四兒的：“二哥自出國以來，分文不有寄我，將七載，按年家用非五百元外不能應付，若手頭松一把，就要近千元，方可以夠用耳。”方定塤于1929年7月赴巴達維亞，可見此信應作于1936年。某年一月二十八，方子韜寫道：“家中年內開銷，非三四百元不能過去殘年，現與三哥一再計及，亦無分文應付。昨日憤氣，再泐長篇信函寄與二哥，亦不過發一頓大牢騷而已，其他一無補救的方法！”在這些信中，父親對于方定塤沒有寄錢回來，而且來信很少，一直嘖有煩言。在另一封某年八月廿七的信中，方子韜在一封信中甚至寫道：“青年時代尋多尋少，全靠本身能為。再說二哥的程度在大學畢業，吾徽究有多少個人？近來接到同學溫聯東君附來二哥的信中說的大不如意，甚至要說到‘自殺’二字，日在愁城，以‘早死早亡’四大字為囗想，使我見得此信心中究有幾許心寬？論程度、資格，竟到達圖死圖亡之地步，可想而知！寫到此處，亦無意再下筆，望汝要自知為好……”可見，方定塤當時在經濟方面極為困窘，方子韜對其更是失望至極。后者指出：年輕時候能混成什么樣，全看自己本事。當時讀到方定塤的信函，發現里面全是喪氣話，甚至提到“自殺”兩字，整天活得跟困在愁城里似的，滿腦子想著“早死早亡”，作為父親，他看了這信心里實在難受。方子韜認為方定塤條件不錯，卻自暴自棄，對此既痛心又不滿。在某年六月廿一的信中，方子韜談及家中的困境：“父自去年到現在，雖在大茂村，而家計日漸告竭。二哥、三哥及汝，絲毫不能有補助，全仗我一人維持，不但現在所居老屋修理一切，即新屋方面，年久無人居住，亦就腐爛不堪已極。春間父親親自往上海，亦在家計無力再維持，故向三哥作最后之未雨綢繆之計，先后五天，完全不有結果，不得已隨時轉家，另行設法……”在信中，方子韜抱怨自己獨自承擔全家開支，子女未能提供支持。老屋需修繕，新屋因無人居住而荒廢，自己前往上海求助三兒未果，只能獨自掙扎求存，凸顯了傳統家庭中長輩的經濟壓力與無奈。另外一封某年三月十日的信函也提道：“父終日為家計事，自漢回來，先后已五年，有出無入，所蓄幾張債券都吃完用盡。二哥、三哥亦不肯有絲毫供給，即汝自到差以后，亦不能接濟分文……二哥自新婚以后，百事不過問了，身同夫婦在國外娛樂，自由太過，父處有一年之久不見信。詢及大姨、三哥，都說亦無信來往，連國外送信地點都不有，可想而知，就是要去信，亦不好送達也。”上述信函指出：自己耗盡積蓄，子女卻無從幫助，尤其是二兒方定塤婚后疏遠家庭，甚至斷絕聯系，這導致家庭陷入經濟困境卻求助無門。

方子韜之所以牢騷滿腹，與戰日戰爭時期徽州的生存環境密切相關。他在1938年1月25日寫給四兒的信中提及：“不料徽屬四鄉的失業者不下萬余人，都在家觀望戰事能早一天結束，就可以設法向外謀生，否則，我輩年老，就不能有生存矣，可畏之至！”徽州是商賈之鄉，由于大批人外出務工經商，他們遍布于全國各地，平常年份，許多人將經商所得源源不斷地輸回到徽州本土，促進了村落社會的發展與繁榮。而一旦發生朝代鼎革、動亂與戰爭等，便會極大地影響到徽州人的生計，使得鄉村社會深受打擊。早在明末，抗清英雄金聲即曾指出：“歙、休兩邑民皆無田，而業賈遍于天下。自寇之亂，破家蕩產者大半。夫兩邑之人以業賈故，挈其親戚知交而與共事，以故一家得業，不獨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數十家、數家。且其人亦皆終歲客居于外，而家食者亦無幾焉。今不幸而一家破，則遂連及多家與俱破。而既不能相將而共賈事于外，則皆束手而共端坐游閑于家，而食口日以增。故入歙、休之境，而遙望高墻白屋以為豐，不知其下多凍餒而無告之人也。且其人既夙皆家溫食厚，而一旦無倚，則其勢尤難以安靜。故合計兩邑之民，其有業者大都什不二三，而其失業者什七八焉。計天下郡邑失業之民，未有如此兩邑之多者。”從金聲的描述可見。徽商以家族、同鄉為紐帶合伙經商，形成“一業養百家”的互助網絡，但抗風險能力較差，一旦某業崩潰，連帶效應極強。戰亂后的連鎖破產導致人員大量失業，原先富裕的群體陷入貧困，閑居人口激增，社會矛盾加劇。與明末情形相似，因日寇侵華，歙南一帶的生計也極為困難。對此，方子韜憂心忡忡，故而在與四兒的通信中，不斷地吐槽幾個兒子的無能。

直到庚辰（1940年）三月十二，方子韜對方定塤的看法才有所改觀，他在寫給“竹哥先生”的信中提道：“定塤廿七年秋后有一次來信，告及由香港友設法劃二百元，至廿八年冬間，才由中國銀行匯到一百五十元，至上年時止，遞次已匯到五百元。視其來信，信中之意義已有轉變，不是前五六年不但無信，即始【使】有信，函中的大概都有出言不遜也。自攜眷去南斐洲往園兩次，今仍在爪哇（即吧達維業華僑公會），因英文打字信封已用完，此六七年中，前年來一次，去年來一次，雖去信有六七次，并令其附打字信封，以免寄信之（不）便，不有英文住址，就不能送達之故耳。”從信函內容可知，方子韜認為二兒早年疏于聯系、言辭不善，到近年才稍有緩和，這可能與家庭責任增強及自身處境有所改善相關。

這當然是方子韜方面的觀感，而對于方定塤來說，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在某次寫給父親方子韜的信中，方定塤指出：“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數次賜諭均妥收，大人自當責男不即覆，男自云兩星期一稟而不實踐，無他，大人來諭輒舊事次次重提，男實無法答復，與其來稟致有上犯大人之處，不如不寫。自知入世近卅年，初無一處可以使大人滿意，罪惡重重，未始不知想法彌補。即如三弟事，男一手鑄成大錯，幸已認過，并非不想法，惟時日匆迫，一時未能設法。大人無一次不痛責，男亦復有何法？消極時亦惟不敢再稟而已。一二月后，男或再作南非洲之行，離家愈遠，不知何年何月始得重返故鄉？客歲漢行，覺家庭興趣全無，悲觀之至。一有能力，自當按月匯家用，在無力前，男亦不敢空言自欺兼欺大人。惟男性鯁直，謹先直告，如以飄流異邦血汗掙來之錢，而以之供破壞家庭樂趣，傾產破產之人吃鴉片、養義女者，自審殊有不愿，與男無關系之人，可以說是仇人，而如此供給之，則天下何人可不供給哉！男之不肖罪，自知甚明，然此則自問殊公平，一切惟此話鑒宥！”此信寫在“巴達維亞中華會館（TIONG HOA HWE KOAN Batavia）”的信紙之上。信中談到父子關系緊張，方定塤承認自己長期未能讓父親滿意，但父親反復翻舊賬，導致他不敢回信，怕言語沖突。父親對自己的責備，讓他感到無力應對，只能選擇逃避溝通。方定塤承諾日后有能力會寄錢，但目前經濟拮據，不愿空口許諾。另外，他也聲明拒絕用自己辛苦掙來的錢供養他認為“破壞家庭”的人（可能指繼母、養女等），這顯示了方氏家庭內部存在著財產分配矛盾。方定塤提到“飄流異邦”“不知何年何月重返”，透露出對家庭既愧疚又疏遠的復雜心理。他自認“鯁直”，不愿虛偽應付，直接表達不滿，顯示了他與父親在家庭責任、金錢用途上存在根本分歧。這封信展現了傳統家庭中父子關系的矛盾——父親嚴厲責備、兒子消極回避，同時涉及經濟供養、家庭內部糾紛等問題。方定塤的回應既有愧疚，也有倔強的反抗，反映了其人在傳統孝道與現代個人意志之間的掙扎。

另一封同樣是寫在“巴達維亞中華會館”信箋上的書信又寫道：“去秋由芝轉入三年前任職之八華學校，以吧城生活程度更高故了無積蓄。秋冬之交，匆匆與芝校女同事白明璇成婚，今春即辭職，來吧與男同居，秋間或再將去南斐洲充軍。在此糊口有問題，不得不另謀出路。大人前來賜諭，以心境抑郁萬分，未敢即作覆稟，此情惟有求大人格外原宥而已。……聞盛元青學友言有余款五十元左右存滬，已專函請其徑寄故居稍補家用。此后如斐洲路打不通，不知何日才能有出路！二姊夫處欠款二百五十元，以無法清償故，只可謀之異日，請大人轉倩大姊代為陳明苦衷為感。另郵奉上與明璇近照數幀，乞查收。明璇已有身孕，生育后系排何字？（男為‘定’字輩，不知所生子侄何字輩？）”從內容上看，該信應寫于1931年8月以后。當時，方定塤身處經濟困境，生活亦漂泊不定。因巴達維亞生活成本很高，夫妻倆毫無積蓄。為了謀生，夫妻二人頻繁變動工作地點。不過，雖然自身頗為艱難，但仍設法匯款貼補家用，只是有的債務仍無法償還，需父親代為解釋，反映了其人在經濟上的捉襟見肘。“不知何日才能有出路”一語，凸顯了動蕩時局下個體的無力。另外，因心情抑郁拖延回信，懇請父親原諒，顯示了方定塤對孝道禮儀的重視，但也流露出了壓抑的情緒。信末詢問即將出生的孩子是何字輩，表明自己雖漂泊海外，仍然相當在意家族傳統。

從多封書信來看，方定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頗為困頓。某年九月十八晨方定塤的一封信寫道：“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前奉覆諭，敬悉種切。三弟函未寫西文住址，幾致誤諸洪喬。憶前此作家書時，曾附英文地址多張，不知如何未見取用。戰事日烈，家鄉已受影響否？按照目前報章所載，外門度尚未致淪陷，萬一將來有大軍過境，極望大人早日他移，免有啼笑皆非之苦。男離家日久，一切情形早已淡然忘懷，何處可避，何處為兵家所必經，或竟必爭，均非所悉，務清大人能預為之謀。家鄉靠河，恐非絕對妥當，照記憶所及，亡母墳墓所在地，以及留村等一類，入山較深之村莊——能更深入，而非通縣城之直徑或大道，自屬較妥，或可比瀹潭安全多少。事前如能接洽好一間、半間房子，備作危急時暫避之用，想比完全不預為之謀要好些，一切希望大人隨機應變，早點想點法子為幸。揚州失去已久，沈師有消息否？漢口已成目標，四弟究作何狀？……此間商業情形仍屬欠佳，如祖國在亂離之世，反而可以做小生意，看得準，不至因戰事而有財兩失之虞，務請覆示時詳告，以后如有小錢余下，即可寄回，備作小做之藉以糊口之需。……男因兒女之累，所入又少，致家用、大嫂、大姊均無從顧及，思之惘然。大嫂方面，男已久無音訊，力不從心，羞于作書故爾！大人如有所知，便示一二。茲因友人赴港之便，順托其在港設法匯上法幣兩百元，到乞查收，并即示復為感。大嫂在桂，男勢難兩頭分擔經濟資助之責，此數系備大人及大姊稍助日用之需，數目太少，只可暫時自用。男力量所及，僅此而已，倘非匯水好，即此區區亦難籌措，一切諸祈原宥為幸！匯款至家鄉，以何種方法最便？有無銀行？銀行何名？郵匯便否？會不會收不到？一切均請賜示。關于大人所提及之家事，男有心無力，實愧對吾父多多。亂離之世，但求人口安全，其余亦只能暫置腦后矣！二姊夫處仍欠二百五十元，此款男實無日忘懷，但因不爭氣，一時總籌不出此偌大一筆數目，只好俟之異日，但如不失業，總有一天會還……”此信首先提及對戰亂的擔憂以及相應的避難建議，方定塤擔心家鄉受戰火波及，建議父親提前找安全地帶避難，尤其推薦深山里的村莊。接著他提及自己的經濟困境，指出因在海外謀生不易，收入微薄，勉強寄錢回家，但仍無法兼顧大嫂、大姐等親屬，內心感到相當愧疚。作為兒子，他深感對家庭責任未盡，但因現實所迫（孩子多、收入低），只能優先保障父親和姐妹的基本生活。再接著，他詢問家鄉的匯款方式，并提到欠二姐夫的錢，表明他重視信用，但當前無力償還，只能寄望未來。通觀全信，無奈、愧疚和焦慮，同時仍盡力履行家庭責任，體現了戰亂時期海外華僑的艱難處境和傳統家庭觀念。另外，在該信之前曾問：“男之下一輩，是什么‘輩’？請便中賜示為幸。”可見，此信應是方定塤結婚生子后所寫。另外，其中又提到當時“祖國在亂離之世”“亂離之世”，而“揚州失去已久，……漢口已成目標”，故所指應當是在抗戰時期。1937年12月14日，日軍攻占揚州。而日軍開始向武漢方向增兵，意圖占領武漢，則在1938年6月以后。據此推測，此信應作于1938年9月18日。

根據不少當代的口述回憶，方定塤從小熱愛體育運動。1930年，方定塤在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后，曾到南非工作了一年，然后轉往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由于目睹當時海外華文學校缺乏師資的情況，他決心投身華僑教育事業，在巴達維亞八華中學任教多年，同時擔任《新報》華文版的編輯。二戰期間，方定塤積極參加華僑抗日救國運動。1942年日本侵略軍占領印度尼西亞后，方定塤和數百名愛國華僑一起，被日軍當局逮捕，先后被關押在西爪哇的武吉杜里、西冷和芝馬圩三地的集中營內，長達三年半之久。為了鼓舞集中營內被囚禁難友的斗志，保持健康的體魄，他在集中營內創作了一套簡便易行的保健操，并帶領大家堅持鍛煉。日軍投降后，被關押的諸多華僑終于獲得釋放。

方子韜在某年元月十三寫給三媳時英的信函指出：“再說遙遠的大嫂與國外的二哥，先后都有三四年不通音訊，自抗戰與失陷就早中斷，國外二哥前年九月來信，至今亦不有消息，去信三年之中，有近十次之多，仍無一字之答復，欲去電報，又因地址之不詳，且亦不有英文打字之者，信封不可寄去國外之苦矣，屢次信中并有談及……”在某年十月七日寫給四兒的信中，方子韜寫道：“二哥既四年不通一字，可算得無父無君，圖作一人之歡樂，使我生死無路可走，可嘆！可嘆！”某年九月廿二，方子韜寫道：“今二哥四年不來消息。”之所以中斷了聯系，其實應與1942—1945年方定塤夫妻被日寇逮捕有關。但在徽州，這引起父親方子韜的誤解，他認為方定塤已完全切斷與原生家庭的聯系，甚至無視最基本的孝道責任。信中連用兩個“可嘆”，既是憤怒譴責，也是無力挽回的悲涼。

抗戰勝利后，方定塤在一封信中寫道：“父親大人膝下：敬稟者，十一月五日賜諭拜悉，去年香港托友轉寄之二百元，以友探聽不周，故寄不出，嗣該數為另一友人借去，屢催未能寄還，男一時又無法另籌，長在等候下之中，心情不定，未能稟明緣由，罪甚！罪甚！本年十月前后起，曾寄上一百元，嗣又寄五十元，約半月前寄一百五十元，三批全寄徽州中國銀行，轉瀹潭家中，不知能收到否？如未收到，望向中國銀行追問。匯單上未注明由裕大轉，懼反不便之故。至大人去年起來諭，亦僅收得兩通。男之遲遲未覆，半系由于慚愧，半亦由于等候港方回音之故，在此混日而已，境況非佳，心情日壞。最近以匯水較好，兼得一小會，故即趕寄若干，聊應小急，數目太少，敬清原宥！關于家中一切，男亦有心無力，闖世十年，接濟且成問題，初未敢稍作析產之想，但使弟妹輩能跟大人有日子好過，于愿已足。三弟既遠走江西，四弟又新去福建，勞大人鼎力撐持，衷心實感不安。四弟既不聽話，男意不妨公開與之談判，既若隨心任性，不妨跟了四弟遠走高飛，自己獨立。既然和一家人合住，家有家主，理合服從。如連丈夫、生身父母也不放在眼中，那可未免太不成話。男意大人等亦正不宜過分寬縱，要處置時不妨照理外置，屢屢放松，結果便成嬌養。以上幾句話，不妨請大人讀與她聽，愿聽才留，不愿聽不妨去跟四弟，免得留在家中與長輩搗蛋，此男之淺見也。如蒙認為可以一試則試之，否則遠處萬里之外，亦正無可奈何她矣。五妹有志上進，可能時應請大人予以機會。如徽州有幼稚師范，高小畢業后，以讀幼稚師范為宜。南洋此刻能教幼稚園——約四五歲的小孩——者極易找出路。如不可能，亦以讀普通師范為宜，在校時（無論學校），‘運動’‘童軍’‘歌舞’‘圖工’等，如有機會，以一一顧到為宜，大概教幼稚園的月可得五六十盾（荷幣）的，目下生活程度來說，如寄在校中過單身生活，每月約可省二十盾左右，折合法幣已過百萬數矣。五妹課卷如有可寄者，便祈順寄一二看看為感。男在此頗感無出路可言，小孩三個，走也起不動，不然早或歸國效勞。二媳上半年在附近（離吧城二小時火車路程）一華校教讀，月入除衣食外，僅敷已身及三孫女醫藥費用，故七日起已辭去該職，回吧同住。吧城候食者多，不易求事，不然亦可稍輕擔負。大姊近況何若？是否仍住留村？上海之店仍分得多少費用否？流浪海外，愧無寸進，多年來未曾捐助分毫，思之汗涔涔下，便中相遇，乞代問候為感。徽州近來進步到若何程度？抗戰來想更熱鬧發達，城內已有高中否？瀹潭村是否已有高小？家鄉路政，必較前大大改良，報紙有否出版？蔡公望君任職皖建設廳長已達一二年，此訊系由韋君同芳相告（同在吧城），想當確實。明年如全國運動會開得成，可能時當抽暇返鄉一行（因可以免費回國之故）。戰前男本已有機會北返（被選為全爪哇籃球教練），以‘全運’停開不果。匆此，敬請金安！男定塤謹稟。”此信是方定塤寫給父親方子韜的家書，其中主要表達了以下幾點內容：首先，兒子向父親解釋之前托人從香港轉寄200元未成功的原因，并說明近期已分三批匯款共300元到徽州中國銀行轉往瀹潭家中，請父親查收。他為自己長期未能說明情況感到慚愧，并表示目前境況不佳、心情低落。其次，談及家庭事務，一是對三弟、四弟離家表示不安，尤其批評四弟媳不服從家長管教，建議父親采取強硬態度；二是建議給五妹接受師范教育的機會，認為幼師專業在南洋就業前景好；三是詢問家鄉發展近況，包括教育、交通、報刊等情況。再次，方定塤陳述自身困境：在海外謀生不易，有三個孩子拖累無法回國；妻子工作收入微薄剛辭職；對未能資助家庭感到愧疚。最后，他提到可能借全國運動會之機返鄉，并提及因自己擔任全爪哇籃球教練，戰前本有機會回國，但因運動會取消未果。

從內容上看，此信提及“戰前”，故應作于1945年以后。另外，1948年5月在上海江灣體育場舉辦第七屆全運會，而信中提到“明年如全國運動會開得成”，可見，此信函應作于1947年。全信流露出游子在異鄉謀生的艱辛、對家庭的牽掛愧疚，以及面對家庭矛盾時的無奈。信中既有具體經濟往來的交代，也有對家人前途的建議，更透露出戰亂時期海外華僑的生存狀態和家國情懷。語言懇切，情感復雜，展現了傳統家庭中兒子對家庭責任的理解與無力感。

關于1948年5月的全運會，在《民國歙縣瀹潭士紳方子韜往來書信及雜件》中也有反映：“日前寄報紙，想均收到。全運會已于日昨開始，盛況空前，印尼選手共五十余人，其中以女性約占半數。國外二哥曾托代表中的沈秘書美鎮、池選手督慶，順帶來安信一封，池君抵滬時，即以電話召夢如前往，去時適池君不在，候良久，而沈君先到，約談片刻，略知大概。因渠等重返祖國，正忙于應酬。聞此一批代表中，竟有廿余人系第一次親臨祖國，可謂真正難得！二哥原信，附寄在城里，請大人抽暇往取。回信即請快郵寄申，俾便仍交托沈君帶去較快妥。據沈君告及，二哥刻已赴他處另求副業，謳凱公司現由二嫂管理，生意尚佳。”這封是三月廿八日三媳婦“時英”寫給公公方子韜的。信中的“二哥”即方定塤，“二嫂”即白明璇。“三月廿八”應是農歷，公歷則為當年的五月六日，也正是第七屆全運會召開的日子。從沈秘書口中得知，方定塤當時已經去別的地方謀求其他工作，謳凱公司則由其妻白明璇負責管理，生意也還不錯。由此可見，及至1948年，方定塤的經濟狀況已大為改善。

印尼著名華僑、歙人方定塤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及至1940年代后期，方定塤在雅加達市內創立了OK（即謳凱）體育用品公司，經營文化體育用品。OK公司不僅經營體育用品，而且也在印尼銷售新中國出版的革命書籍和刊物，包括《中國青年》《人民畫報》《新觀察》等，宣傳新中國的建設成就。同時，他在華僑社會中積極推廣群眾性的體育運動。他帶領一批籃球愛好者成立了“求進籃球隊”，并擔任教練，這支球隊的實力使它在雅加達華僑社會中享有盛名。

1953年，印尼華僑組織觀摩團回國參加在天津舉辦的全國籃球、排球、網球和羽毛球四項運動大會，方定塤被推舉為觀摩團的領團。為了加強團員的組織性和紀律性，他親自制定了一項“印尼華僑球隊公約”，并經每一名隊員簽字認可。此項公約的內容共計九條，包括“服從團體的決議”“遵守新中國法律”“遵守運動道德”等。由于印尼政府的刁難，辦理相關手續頗為復雜，再加上交通相當不便，等他們抵達天津時，運動會已經結束了。觀摩團錯過了在天津市舉辦的運動會，只得改為在各大城市分別舉行友誼比賽。在此次巡回友誼賽中，印尼華僑球隊總體水平都很高，尤其突出的是由王文教和陳福壽等組成的羽毛球隊。當時羽毛球運動在中國還沒有普及，水平還比較低，印尼華僑體育觀摩團的羽毛球隊在每場比賽中總是以懸殊的比分擊敗國內各地的運動員，這促使王文教和陳福壽等決心于1954年回國創建中國第一支國家羽毛球隊，在他們和其后許多歸僑運動員的共同努力下，中國羽毛球隊終于成為一支稱雄于世界羽壇的勁旅。

1953年，賀龍率中國足球隊赴印尼比賽，到印尼后為安全起見，委托方定塤分管中國足球隊的生活和伙食。其間，賀龍還請方定塤協助挑選才華出眾的印尼華僑運動員回國。方定塤旅居印尼期間，動員和舉薦了一些華僑青年運動員回到中國，共中就包括在“公約”上簽名的王文教和陳福壽。其間，方定塤多次前往華僑種子選手家中說服動員，并想方設法籌措資金解決他們回國所需費用。也正因為如此，方定塤被稱為“新中國歸僑體育名將的‘伯樂’”。1960年，方定塤夫婦回到中國，定居于北京，歷任福建省體委副主任、中華全國體育總會委員、北京市東城區政協副主席等職。由方定塤珍藏、當年印尼華僑體育觀摩團全體運動員簽名的“印尼華僑球隊公約”，于2008年由其女兒方琳捐贈給中國華僑歷史博物館。

《印尼華僑球隊公約》

另外，三媳婦“時英”于某年8月3日寫給方子韜的信中也提到：“我們是八月一日晚上十一點多鐘到達上海的，沿途一切都很順利。二日早，阿琬也由西安趕到了。璆也來了信，在五日可以到滬。難得的會見，大家必定很快樂！二嫂和琦這次到故鄉，可以說是在百忙中擠出來的時間，看見你老人家的精神又好，身體又健，有說不出的高興。尤其故鄉的青山綠水，更覺可愛。二嫂到上海后，很忙。昨夜又去火車站接她們同來的華僑代表。夢如是廠禮拜亦同去，我因下雨就在家休息。聽說鄉下要買公債，要買多少，望來信告訴，我們再匯錢來，踴躍認購公債，建設國家。”此處的“二嫂”即方定塤之妻白明璇，她與一批印尼華僑一同回國，并曾到歙縣瀹潭拜會公公方子韜。信末提及徽州鄉下購買公債，“時英”表示自己要“踴躍認購公債，建設國家”，從這一點上看，此信應作于1950年代。

四

綜上所述，清末民國時期由巴達維亞寄往徽州的一些信函，實際上也具有與閩粵“僑批”同樣的性質。這些與東南亞的魚雁往還，對于考察中國內陸農村與海外世界的聯系與互動，具有比較重要的學術價值。尤其是印尼華僑方定塤的相關書信，對于揭示其人早年的生平事跡，顯然是頗為難得的第一手珍貴史料。

（參考文獻部分省略，文章配圖均由作者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