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20日之前,尼古拉·吉尤(Nicolas Guillou)是國際刑事法院的一名法國籍法官,在海牙過著體面而平靜的生活。信用卡隨便刷,網上購物一鍵下單,訂酒店、買機票、用PayPal轉賬,這些現代人習以為常的操作,對他來說就像呼吸一樣自然。
一夜之間,這一切都消失了。
他被列入了美國的制裁名單。旁邊是恐怖組織頭目、毒販、朝鮮導彈項目負責人。
不是因為他犯了罪,而是因為他做了自己的本職工作——參與簽發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逮捕令。
從那天起,吉尤法官的生活,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硬生生拽回了三十年前。
一、被“踢出系統”的現代人
吉尤法官現在是怎么過日子的?他去超市買東西,掏出信用卡,刷——交易失敗。換一張,還是失敗。Visa不行,Mastercard不行,連某些歐洲銀行的借記卡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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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來在接受采訪時說:“我們正在回到三十年前。就像坐上了時光機,回到了數字時代之前。”
這不是夸張。三十年前,人人兜里揣現金,去銀行取錢要排隊,訂火車票要去窗口,想買什么東西得專門跑一趟。吉尤法官現在過的,就是這種日子。
他想在亞馬遜上買東西?加進購物車,到結賬頁面,所有支付選項都是灰的,點不了。想在Booking.com訂酒店?支付環節卡住,訂單直接取消。想用Airbnb?一樣。想用Expedia?還是不行。
PayPal也用不了,因為它的后端連著美國金融網絡。連取款機都經常顯示“交易受限”,錢取不出來。
他試過一切辦法。結果都一樣。
用他自己的話說:“我被有效地排除在了全球銀行體系的大部分之外。”
二、這不是技術故障,這是精準打擊
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是:這不就是個技術問題嗎?換家銀行、換個支付方式不就行了?
不行。這就是美國制裁可怕的地方——它不是針對你的某一張卡、某一個賬戶,而是針對“你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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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被列入美國財政部的“特別指定國民清單”(SDN清單),你這個人就成了金融系統的“禁區”。全球幾乎所有主要金融機構,無論是不是美國的,都會收到通知。為了規避自己的合規風險,它們會主動切斷與你的一切業務往來。
為什么會這樣?因為Visa、Mastercard這些支付系統受美國控制;美元是全球貿易的結算貨幣;SWIFT系統雖然設在比利時,但也離不開美國金融基礎設施。只要你的交易涉及美元清算,或者中間經過任何一家美國金融機構,就會被攔截。
更狠的是,很多歐洲銀行出于“過度合規”(over-compliance)的考慮,會自動拒絕來自被制裁者的任何支付,哪怕這筆交易跟美國完全無關。為什么?因為怕被美國盯上,怕自己也被列入制裁名單。
吉尤法官說,他的某些同事也遇到了同樣的情況——“轉賬或購物被拒,因為交易另一端的銀行拒絕來自被制裁者的匯款”。
這不是個別銀行的問題,這是整個系統在設計時就內置的機制。一旦你進了黑名單,你這個人就被踢出了數字金融網絡。
三、為什么連歐洲銀行也不幫他?
有人可能會問:吉尤是法國人,生活在法國,用的是歐洲的銀行。歐洲不是有自己的金融體系嗎?為什么歐洲銀行也聽美國的?
答案是:它們不是“聽”美國的,而是“怕”美國的。
美國OFAC(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的制裁有個核心機制——“一級制裁”針對美國人和涉及美國金融系統的交易,“次級制裁”則更狠——它針對的是任何與美國沒有連接點的外國實體。
什么意思?就是說,哪怕你是一家完全在法國運營的法國銀行,用歐元結算,客戶全是法國人,只要你跟被制裁者做“重大交易”,美國就可以把你列入黑名單。一旦被列入,你的美元業務就完了,你的國際業務也完了。
所以,歐洲銀行的做法很簡單:不惹這個麻煩。你不是被制裁了嗎?對不起,請你另找別家。
法國總統馬克龍親自寫了七封信給美國政府,請求解除對吉尤的制裁。到現在,一封信都沒得到積極回應。法國外交部譴責美國的制裁“與司法獨立原則背道而馳”。歐盟內部也在推動建立獨立的支付系統,搞“數字歐元”。但這些事情,短期內都解決不了吉尤法官眼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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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現在只能靠現金活著。
四、這不是個案,這是一套武器系統
吉尤法官的遭遇,不是孤立事件。國際刑事法院目前有11名法官處于同樣的境地。在他們之前,伊朗官員、俄羅斯官員、委內瑞拉官員,甚至他們的家屬——孩子在歐洲上學、購物、旅行——都遇到過類似的情況。
美國這套個人制裁工具,已經變成了它對外施壓的常規手段。不用派兵,不用打仗,甚至不用外交照會。只需要在電腦里輸入一個名字,這個人的現代生活就癱瘓了。
這不是夸張。你想想看,一個現代人,不能刷卡、不能網購、不能訂票、不能訂酒店、不能用PayPal、出國寸步難行——這叫什么?這叫“金融死亡”。
它比坐牢還難受。坐牢至少還有規律的生活,知道自己為什么被關著,知道什么時候能出去。這種制裁呢?你不知道它什么時候結束。吉尤法官自己估計,可能整個特朗普總統任期內都解不了。而他的生活,每一天都被困在這個數字時代的夾縫里。
五、更大的恐懼:寒蟬效應
比具體生活不便更可怕的,是這件事傳遞的信號。
吉尤法官在采訪中說了一段值得深思的話:“如果檢察官不敢起訴,如果律師不敢辯護,如果法官不敢審判,如果議員不敢立法,如果部長不敢執法——那就沒有民主了。所有人都會‘純粹出于恐懼’而行事。”
這段話不是在喊口號。它是一個被制裁者的切身感受。
美國這套制裁,打擊的不只是一個人的錢包,更是一個人的意志。它在向全世界傳遞一個信號:如果你做的事情我不喜歡,我就可以讓你在這個世界上活不下去。
國際刑事法院是根據《羅馬規約》建立的獨立司法機構,有123個成員國。吉尤作為法官,按程序審查證據、簽發逮捕令,這是他的職責。但因為這份職責觸碰了美國的利益,他的人生就被摧毀了。
下一個會是誰?歐洲的監管者如果對美國科技公司開出巨額罰單,會不會被制裁?中國企業的管理人員如果在國際事務中觸怒了美國,會不會被制裁?
這不是危言聳聽。這套制裁工具已經存在,并且被反復使用。它不是針對“壞人”,而是針對“不聽話的人”。
尼古拉·吉尤,法國籍國際刑事法院法官。
2025年8月之前,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司法官員。現在,他是一個揣著一沓現金、到處找ATM、買不了機票、訂不了酒店的“現代難民”。
這就是美國個人制裁的威力。它不流一滴血,不打一顆子彈,但它能讓一個生活在發達國家的人,活得像三十年前的自己。更可怕的是,它能讓所有人看到這一切之后,選擇沉默、選擇妥協、選擇不惹麻煩。
吉尤法官說過一句話,也許應該被刻在每一個關心自由和正義的人的心里:
“制裁的背后,是一個更大的問題——關于法治,關于保護戰爭罪受害者的能力。”
這不是一個人能不能刷卡的問題。這是這個世界還講不講道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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