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甲：一個被“神話”的演員

行甲：一個被“神話”的演員

文|清哲木

在當下的輿論場，陳行甲雖然已經離開巴東縣好多年，但是，依然有人時不時的把他和巴東縣聯系在一起。在網絡上他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網友塑造成了“孤膽英雄”——只身闖入腐敗重災區，揮劍斬惡，然后瀟灑離去。這種敘事極其動人，但也極其愚昧。

當我們撕掉那些煽情的濾鏡，把目光重新聚焦到巴東縣的山山水水，必須承認一個“扎心”的真相：陳行甲在巴東的所謂“政績”，很大程度上是一場精心包裝的“個人秀”，而背后真正的推手，是國家政策的洪流與時代大勢的驅動。并非陳行甲在巴東縣做過什么豐功偉績。

被網友津津樂道的所謂“鐵腕反腐”，不過是搭了“中央巡視”的便車；所謂的“脫貧攻堅”，不過是“精準扶貧”政策在基層的標配動作。將國家機器的力量歸結為個人英雄主義，不僅是對事實的誤讀，更是對那些在巴東默默耕耘的普通干部的不公。

陳行甲最著名的標簽是“反腐”。他怒斥貪腐，將87名干部送進監獄，看似戰功赫赫。但我們必須厘清一個基本邏輯：他的“憤怒”和“亮劍”，究竟是他個人道德勇氣的產物，還是當時政治大氣候的必然結果？答案顯然是后者。

2015年前后，正是中央反腐敗斗爭走向深水區的關鍵時期，巡視利劍高懸，威懾力空前。陳行甲所處的環境，恰恰是“伸手必抓”的新常態。“反腐風暴”是整個國家機器在運轉。并不是陳行甲真的有重大發現。更耐人尋味的是，陳行甲在查處腐敗時，確實遇到了上級打招呼，這確實體現了他的魄力。但反問一句：在那個“巡視組”坐鎮、中紀委網站每周一“打虎”的節骨眼上，即便陳行甲“退縮”了，那些貪官就能跑得掉嗎？如果說前任們是因為“圈子文化”不敢查、不愿查，那么陳行甲只是做了在那個政治環境下，一個縣委書記本該做、也必須做的事。將“職責所在”拔高到對其“個人崇拜”，是對紀檢監察體制的矮化，這也不符合政治邏輯。

陳行甲的另一大光環是“扶貧”。他流淚、他親民，他搞“信息趕集”，他讓干部結窮親。這些畫面極具感染力，但這些恰恰是湖北省很多地方都是這樣做的，干部點對點的幫扶群眾，陳行甲能不做嗎？只是他非常、非常懂得宣傳而已，之后，他離職做公益時把會宣傳的特長發揮得淋漓盡致。

事實上，陳行甲是一位非常懂得營銷自己的專家。巴東的脫貧，主要靠的是什么？巴東作為國家級貧困縣，其脫貧的核心驅動力來自于中央的“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來自于巨額的財政轉移支付，來自于東西部協作幫扶的資金注入，來自于“兩不愁三保障”的系統性政策落地。陳行甲搞的“農民辦事不出村”、“網絡信息化”，確實是亮點，但這本質上是在執行國務院關于“互聯網+政務服務”的指導意見 。

說白了，在那個時間節點，全國上下都在搞脫貧攻堅，巴東的每一個進步，都是在國家頂層設計的大框架下取得的。把巴東面貌的改變歸功于陳行甲一人的“情懷”，就像把高樓大廈的建成歸功于腳手架上最后一個擰螺絲的工人，而忽略了設計圖紙和地基澆筑者。

甚至可以說，陳行甲在任時，巴東仍然是國家級貧困縣，他留下的是一個正在“輸液”的病人，而非一個健壯的奔跑者。真正的脫貧摘帽，發生在他離任之后，那是繼任者在他的基礎上，甚至是推倒他的思路后，繼續執行國家政策的結果。

陳行甲最聰明的地方在于，他深諳互聯網時代的傳播密碼。他高空跳傘、親自獻唱、怒懟下級，每一個動作都精準地擊中了公眾對“清官”的想象。這種“網紅”路線，讓他的個人聲譽遠遠超出了巴東的行政疆域。但這恰恰暴露了其執政的某種局限性——形式大于內容，個人大于集體。

當年就有評論指出，他過于高調的風格在體制內引起非議，事實上，對于一個貧困縣而言，需要的究竟是縣委書記成為“網紅”，還是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可持續發展的制度機制？我相信大家會有答案。陳行甲在任時，確實清理了“吃空餉”的人，治理了“兩違”建筑5 。這些數據看起來很震撼，但放在一個50萬人口的縣域治理中，這僅僅是常規的“補課”。因為這些問題本就是積弊，本就該在任內解決，解決得晚甚至是一種失職，而非值得大書特書的功績。

并不否認陳行甲個人在職時候廉潔與努力。但是社會有必要剝開迷霧，看清事實，一名領導“執行政策”是本分，不是功勞。如今的輿論場將陳行甲推上神壇，本質上是一種“青天情結”的作祟——民眾渴望一個包公式的人物。但這種思維是危險的，也是懶惰的。真正的縣域治理，靠的不是“一個人的宣傳做勢”，而是法治的完善和制度的剛硬。

陳行甲的“神話”，是一種廉價的情感消費。當我們撥開迷霧，看清那個真實的巴東——那個在他離任后才真正發生質變的巴東，我們不得不對那種盲目崇拜說一聲：夠了。這出個人英雄主義的大戲，早該散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