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二妻鐘耀群：寫書講述丈夫與蕭紅的婚戀，直言蕭紅很病態(tài)

1942年1月13日的香港，陰雨連綿。病房里，28歲的蕭紅已經說不出話，只能在紙上艱難寫下幾句“不甘”。不遠處，端木蕻良正彎著腰，用吸管一點點吸走她喉嚨里的血痰，動作笨拙，卻格外執(zhí)拗。多年以后，端木的第二任妻子鐘耀群在書桌前寫《端木與蕭紅》，提起這一幕時，語氣很平靜，只說了一句：“他一生都在受這段婚姻的評說。”

有意思的是，關于這段婚姻，流傳更廣的，卻是另一種說法——“兩次拋棄”，把端木寫成了薄情郎，把蕭紅塑造成徹底被遺棄的女作家。而鐘耀群這本書，目的之一，就是要把這層“薄情”的標簽撕下來，順帶把蕭紅的性格、病痛和感情糾葛，一并擺在桌面上。

如果把這一段看作一出戲，舞臺是戰(zhàn)火中的上海、武漢、重慶和香港，主角則是性格截然不同的兩個人：一個從小缺愛，極度依賴，又充滿才氣；一個出身優(yōu)渥，心軟又迷糊，對婚姻責任感并不堅定。兩人走到一起，既有時代洪流的推動，也有各自性格一步步推向悲劇的軌跡。

一、上海相識：豪邁女作家與富家子弟

當時蕭紅和蕭軍已經以“夫妻”名義同住。她的形象，在不少人的記憶里并不“閨秀”：抽煙、喝茶，談起事來爽利直接，很少扭捏。端木蕻良第一次見她，就是在這樣一個場合里。后來他常對人說，這個東北來的姑娘，說話不多，但眼神特別亮，有股說不出的倔勁。

會后不久，因為雜志籌備和房租緊張，端木搬去與蕭軍夫婦同住。原本只是作家間互相照應，在戰(zhàn)時并不稀奇，可這間屋子里，很快多了一層微妙的氣氛。

蕭軍大男子氣，脾氣又急，三人同住后，他和蕭紅之間的爭吵，幾乎是隔三差五。端木夾在中間，常常尷尬。有一回，兩人又為家務爭得紅臉，蕭紅一言不發(fā)，默默跑到書房抽煙，煙一根接一根，灰掉在衣襟上都不自知。端木看出端倪，卻也只能陪著坐在一旁，慢慢把她衣襟上的煙灰彈掉。

那時的他，對蕭紅更多是一種“憐惜”。在鐘耀群的敘述中，端木常說：“她太可憐了，又太敏感，別人一句話，她能想半天。”這話并非夸張。了解蕭紅早年經歷的人都知道，她從小在東北農村長大，母親早逝，父親嚴厲而疏離，真正對她好的是祖父。祖父死后，她在家中地位陡然下跌，被安排包辦婚姻，幾次出走、流落哈爾濱，感情上也是一波三折。

這種一路摔打出來的經歷，讓她極度怕被丟下，但表面上又裝得很灑脫。在上海的那段“三人行”日子里，端木看得很清楚：蕭紅嘴上不提“愛不愛”，實際對蕭軍的依戀，比誰都深。也正是從那時起，端木逐漸站到了她這邊，看不慣蕭軍的粗糙和大男子姿態(tài)，這種偏向，為后來的關系變化埋下伏筆。

二、武漢婚禮：低期望的“搭伙”婚姻

就在武漢期間，蕭軍被曝出與別的女子曖昧，讓本就搖搖欲墜的感情徹底崩盤。對蕭紅來說，這幾乎是一記致命打擊。她原本以為逃出原生家庭、跟著蕭軍闖蕩，是一種“重生”，沒想到重演“被拋棄”的噩夢。

后來有一次爭吵后，她情緒崩潰，跑去找端木，撲在他懷里痛哭。端木有些慌，想推開，又不忍，只好摟住她，一句勸慰的話也說不出來。這一抱，成了兩人關系的分水嶺。

有一點不能忽略，當時她肚子里的孩子，據回憶多指為蕭軍所生。帶著前任的孩子走進新婚，這對任何一段婚姻都是巨大考驗，而在戰(zhàn)火連天的背景下，矛盾往往被壓一壓就過去了。端木那時更多是一種“承擔”心態(tài)，覺得自己有責任照顧這位多災多難的女作家。

從這一點看，兩人的婚姻基礎，并不是兩情相悅意義上的“契合”，而是一柄帶著補償意味的傘。蕭紅需要安全感和依靠，端木需要證明自己并非冷血之人，愿意擔起“丈夫”身份。遺憾的是，這樣起步的婚姻，后面會遇到的問題，其實早已暗中埋下。

三、重慶分離：一人先走，一人小產

在去重慶的問題上，“一張船票”的故事成了后來爭議焦點。普遍的版本是，當時只搶到一張船票，端木先走，蕭紅留在武漢，后來在輾轉途中摔倒，導致小產。這個情節(jié)，經駱賓基《蕭紅小傳》寫出后，影響極大，也由此引出“端木拋棄孕妻”的輿論。

鐘耀群在《端木與蕭紅》里，特意對這一段做了辯解。她強調，端木并非“拋下”蕭紅，而是受托先行去重慶安排住房、聯(lián)系刊物，再設法接她。她認為“小產與摔跤未必有因果關系”，更把責任歸為戰(zhàn)亂和醫(yī)療條件有限。這種“洗白”寫法帶有明顯立場，但至少說明一點：端木本人對這個爭議極為介意，晚年仍反復提及，甚至把“未拋棄”視為必須澄清的事。

不久，她在重慶住院流產，身體和精神都遭受重創(chuàng)。她曾對身邊人抱怨：“這孩子也沒保住，什么都完了。”一度陷入極度抑郁。這里可以看出，她把這次懷孕，當成自己“做妻子、做母親”的重要證明，一旦失去，過去所有被拋棄的痛苦，又被翻了出來。

從某種角度看，端木在這件事上確實缺乏果斷擔當。他年輕時生活條件優(yōu)越，家務、謀生能力并不強，更不擅長在戰(zhàn)亂中處理這種復雜局面。把“先行去重慶”的行為解釋成“謀劃”，有些勉強；說他冷血，似乎也不完全貼合。他有心，卻沒那個本事，而蕭紅需要的，是一個能給她穩(wěn)固安全感的男人，兩者出現明顯落差。

四、北碚重聚：疑心與高產并行

小產之后的大約半年內，蕭紅和端木在重慶周邊、尤其是北碚一帶度過了一段相對穩(wěn)定的日子。彼時一些大學如復旦大學的臨時校舍設在北碚，山城環(huán)境相對清靜，許多作家在這里找到了短暫的安頓點。

據端木對妻子的回憶，有一晚刮著大風，江面浪高，一家醫(yī)院打來電話，說蕭紅病情有變，請家屬趕去。端木當時住處離醫(yī)院不算近，天又惡劣，身邊朋友勸他等風小一點再去，他偏不，硬是冒著風雨乘船趕到。到了才發(fā)現，蕭紅并非急癥，而是想試試他是否真在乎自己。這個情節(jié)，真假難以完全核實，多半依賴當事人的主觀敘述，但不難看出端木想表達的意思：在關鍵時刻，他并非袖手旁觀。

不得不說，這些故事固然帶有端木一方的視角，卻折射出蕭紅那種高度不安定的情感狀態(tài)。她總擔心有人從自己“身邊把人奪走”，對女性朋友尤其敏感。這種敏感，并不是憑空而來，而是一系列缺愛、被拋棄經歷疊加后的結果。問題在于，她很難從一次次打擊里學會新的相處方式，而是下意識擴大痛苦，甚至用“考驗”的方式消耗雙方。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種內心撕裂時期，她的創(chuàng)作卻進入高峰。在北碚，蕭紅陸續(xù)寫出后來影響深遠的《呼蘭河傳》等作品，時間大約是1940年前后。這部以東北小城為背景的小說，把童年記憶和鄉(xiāng)土風俗寫得細膩而冷靜，幾乎看不到她現實婚姻的爭吵，卻處處透出一種旁觀式的悲涼。

五、香港病床：他忙碌，她絕望，另一位青年走進來

香港的醫(yī)療條件，相比內地要好得多，像瑪麗醫(yī)院這樣的大醫(yī)院，是當時治療肺結核的主要機構之一。醫(yī)生采用空氣針療法、臥床靜養(yǎng)等方式，試圖控制病情，但肺結核在那個年代仍然是難以完全治愈的頑疾。更不幸的是，蕭紅后來又被誤診出喉部腫瘤，接受的某些治療反而加重了痛苦。

在病房里，蕭紅漸漸意識到，自己可能熬不過去了。她才二十多歲，頭發(fā)卻幾乎花白，體重消瘦得厲害，不敢照鏡子。她寫信給友人，提到“半生盡遭白眼冷遇”，這既是對舊家庭的控訴，也是對當前婚姻的失望。她覺得自己到哪兒都沒有“家”的感覺，連病房里，也像是暫住。

端木常常要在雜志社與醫(yī)院之間奔波，精力有限，不可能時時在床邊守著。正是在這個空白里，駱賓基出現了。這個比她小6歲的青年作家，經端木介紹，承擔起照顧蕭紅日常起居的任務，幫她打水、送飯、陪聊，讓她在異地病床上，不至于完全孤立無援。

端木怎么想，很難有確證。他自己在鐘耀群面前，多半強調的是“信任”和“托付”，不愿多談別的情緒。可以肯定的是，駱賓基在那段時間，確實承擔了大量實際照護，而端木則更多在“工作與探望”之間來回奔跑，兩人在蕭紅生命的最后階段，各自扮演了不同角色。

臨終前，蕭紅留下幾句短短的遺言，寫到“不甘”二字，又提及版稅，希望在自己去世后，把部分稿費交給駱賓基。這個安排，容易讓人解讀為對端木的失望，也有人認為，更像是對這位年輕朋友一份“補償”，畢竟那時駱賓基也身處困頓，接手整理她的遺稿，需要投入精力。具體動機已經難以還原，但無論如何，這份囑托，客觀上強化了外界對兩人關系的想象。

六、香港殯房：遺體、發(fā)絲與墓碑上的名字

這個細節(jié)，頗有意味。一方面，它承認蕭紅作為獨立作家的身份，不把她壓在任何男性名下；另一方面，也顯示出端木在面對這段關系時的復雜心態(tài)：既有愧疚，又有尊重，還摻雜著說不清的自責。許多年后，他仍不愿公開辯白太多，只讓妻子去寫那本《端木與蕭紅》，好像一切解釋，都該交給旁人轉述，而不是自己站出來爭論。

駱賓基在1943年寫出的《蕭紅小傳》，字里行間傾向明顯，把端木塑造成冷漠、疏遠甚至“拋棄”蕭紅的人，把自己呈現為始終守在病床前的貼身看護。鐘耀群的書，正是針對這部小傳而來，用大量細節(jié)反駁“小傳”的片面性，希望把端木從“負心漢”的形象中拉出來。

不得不承認，這兩本書都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駱賓基站在青年崇慕者與照護者立場，對蕭紅有深厚同情，對端木自然不免苛刻；鐘耀群作為合法妻子，又是從丈夫那里聽來的回憶，對蕭紅的評價便偏重“疑心重”“病態(tài)”，甚至在某些地方帶上了“后妻”式的防衛(wèi)心理。兩種角度相互對峙，反而讓后人看到一個更復雜的蕭紅。

七、缺愛、敏感與責任：一段婚姻的多重折射

另一條是性格：蕭紅的敏感、多疑，根源在于長期缺少穩(wěn)定依靠。她從小被家庭冷落，青年時期幾度被男性拋下，這些經歷讓她對“被丟棄”的恐懼極深。她需要證明自己被在乎，被需要，一旦感覺不到，就會用夸張方式去試探、去索求。這種性格放在普通平靜的生活里，尚且容易摩擦，何況是在戰(zhàn)亂、貧病交加的環(huán)境里。

還有一條是責任：端木蕻良的心軟與不成熟，在這段婚姻中暴露無遺。他有同情心，也愿意在道義上承擔“丈夫”身份，卻缺乏堅決的行動力和充分的生活能力。從上海三人同住，到武漢婚禮、重慶分離、北碚重聚，再到香港病床，他一次次被動應對，極少主動鋪設一個穩(wěn)固的生活框架。

鐘耀群以“為夫洗白”為出發(fā)點，強調端木并沒有“二次拋棄”的事實責任，這一點在具體史料中確實難以簡單判定為“故意拋棄”。但從感情體驗層面看，蕭紅之所以始終覺得“不安”，并不僅僅是因為那幾次爭議行為，而是因為在漫長日常里，她始終感受不到徹底的安全感。

駱賓基和鐘耀群，兩位后來者，從完全不同角度講述同一段往事，各自的立場都不能等同于“真相本身”，卻為理解那樁婚戀提供了必要線索。蕭紅并非“純受害者”，她的尖銳、反復和缺乏成長，也不斷消耗這段關系；端木也并非“薄情惡夫”，他的猶疑和軟弱，使他無力扭轉悲劇走向。

1942年香港那個雨天之后，故事在現實中已經畫上句號。端木蕻良在此后幾十年里經歷風雨起伏，始終沒有公開詳談這段婚姻，只是在枕邊對后妻反復敘說細節(jié)，像是要把心里的重石一點點挪走。鐘耀群提筆寫《端木與蕭紅》，既是履行丈夫的遺愿，也是以一種冷靜甚至偏嚴厲的方式，重新審視這位早逝女作家。

淺水灣山坡上的那塊墓碑，依舊只刻著四個字：“蕭紅之墓”。名字背后的一段婚戀，一層誤傳，一些辯解，就這樣被壓在石頭下面，交給后來的人，一遍遍翻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