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成功不是終點？超2萬人大數據：年輕癌癥幸存者30年二次癌癥風險翻倍，每6人就有1人中招

提到“二次癌癥”，很多人會覺得是小概率的不幸事件，但在全球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癌癥發病率持續攀升的當下，這一問題早已成為年輕抗癌群體不可忽視的長期健康隱患。

近日，一篇發表在國際權威醫學期刊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CMAJ）上題為“Subsequent primary neoplasm risk among survivors of cancer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from Alberta, Canada”的研究報告，用超2萬人的長期隨訪數據給出了明確結論：對于15-39歲確診癌癥的青少年和年輕成年幸存者而言，二次原發癌癥絕非偶然，而是需要長期正視的健康風險。

這項基于加拿大阿爾伯塔省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癌癥幸存者研究的成果，是目前加拿大本土針對該群體規模最大、隨訪時間最長的人群隊列研究。研究團隊納入了1983年至2017年間、15-39歲首次確診癌癥的24459名受試者，依托北美地區金標準的省級癌癥登記系統完成數據追蹤，總隨訪時長達到252030人年，中位隨訪時間7.4年，最長隨訪跨度長達30年，最大程度避免了選擇偏倚，研究結論具備極強的人群代表性。

按青春期和青年期初始癌癥類型劃分的、在5年生存期后發生的后續原發性腫瘤的特征分布

研究結果清晰地顯示，這些年輕的癌癥幸存者，后續發生全新原發癌癥的風險，是同齡普通人群的2.2倍，絕對超額風險（AER）達到每1萬人年31.7例；即便是度過了5年生存期、被臨床認為達到“臨床治愈”的幸存者，風險依然高達普通人群的2.0倍，每1萬人年仍會多出35.7例新發癌癥。

在整個隨訪周期中，全隊列共有1442人（約5.9%）確診了至少一種全新的原發癌癥，其中1129例都發生在初次癌癥確診的5年之后，要特別說明的是，這些新發癌癥并非原有癌癥的復發或轉移，而是在身體其他部位、完全不同類型的全新原發腫瘤，相當于抗癌的第二場戰役。

這一數據背后，是全球范圍內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癌癥發病的嚴峻現狀。過去數十年里，多個國家15-39歲人群的癌癥發病率都呈現持續上升趨勢，加拿大本土數據顯示，1998年至2012年間，該年齡段癌癥發病率每年上漲1.3%，2022年全年新增確診病例就達到8739例。

值得慶幸的是，隨著腫瘤診療技術的不斷進步，這一群體的5年生存率已經攀升至86%，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能打贏抗癌的第一場仗；但隨之而來的，是癌癥治療帶來的長期遠期效應，其中最兇險、也最容易被忽視的，就是二次原發癌癥的發生風險，它也是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癌癥幸存者非復發相關死亡的最首要原因。

研究團隊進一步拆解了二次癌癥的發病特征，發現最常見的類型依次為乳腺癌、消化系統腫瘤、血液系統腫瘤和呼吸系統腫瘤，僅乳腺癌、結直腸癌、肺癌這三種，就占到了全部后續新發癌癥的43.4%。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些二次癌癥的確診年齡，遠比普通人群的發病年齡大幅提前：加拿大普通人群乳腺癌的中位確診年齡為62歲，結直腸癌為70歲，肺癌為72歲，而在這些年輕癌癥幸存者中，后續發生這三類癌癥的中位年齡僅為48.1歲、50.2歲和58.4歲，發病時間提前了十余年甚至二十年。

在長達30年的隨訪中，研究團隊繪制出了清晰的風險累積曲線：對于初次抗癌成功后存活超過5年的幸存者，30年內發生二次原發癌癥的累積發生率高達17.7%。

簡單來說，就是每6名年輕癌癥幸存者中，就有1人會在30年內確診全新的第二種癌癥，這一數值遠高于同齡普通人群11.2%的預期發病水平。而且這種風險差距會隨著時間推移持續拉大，以乳腺癌幸存者為例，確診10年時，其二次癌癥累積發生率僅比普通人群高出2.9%，但到確診30年時，這一差距已經擴大到12.7%，意味著抗癌結束的時間越久，越不能放松對二次癌癥的警惕！

研究同時明確了二次癌癥的高危人群，不同初始癌種的幸存者，后續發病風險天差地別。其中風險最高的是口腔、唇和咽部癌癥幸存者，30年二次癌癥累積發生率達到28.9%；緊隨其后的是乳腺癌幸存者（27.3%）、結腸癌幸存者（23.5%）和霍奇金淋巴瘤幸存者（22.7%）。

霍奇金淋巴瘤和乳腺癌的幸存者更是“高危中的高危”，5年生存期后發生的二次癌癥中，有近三分之一都來自這兩個群體。從相對風險來看，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幸存者的二次癌癥發病風險達到普通人群的4.5倍，是所有癌種中相對風險最高的；從絕對發病負擔來看，乳腺癌幸存者的絕對超額風險最高，達到每1萬人年85.8例，口腔癌幸存者也達到了每1萬人年74.7例。

除此之外，研究還發現了多個影響二次癌癥風險的關鍵因素。在性別差異上，男性幸存者的標準化發病比（SIR）顯著高于女性，但二者的絕對超額風險相近，這是因為男性普通人群的基線癌癥發病率本身低于女性。

在年齡上，初次確診癌癥時的年齡越大，后續發病的相對風險越低，但絕對發病負擔越高，同時隨著幸存者達到的年齡增長，二次癌癥的風險也會持續上升。在治療方式上，包含放療的治療方案，普遍會帶來更高的二次癌癥超額風險，尤其是胸部放療的幸存者，后續發生乳腺癌、肺癌的風險會顯著升高，這也印證了放化療的遠期致癌效應，是二次癌癥發生的核心誘因之一。

在社會經濟因素上，整體隊列中，所在社區收入水平越低的幸存者，二次癌癥的發病風險越高，不過這一趨勢在5年生存期的幸存者中不再顯著。

當然，這項研究的目的絕非讓年輕癌癥幸存者陷入恐慌，而是為臨床和個人提供了清晰的“風險地圖”，讓二次癌癥的防控有了明確的方向。研究團隊指出，除了治療相關的遠期效應，遺傳因素在二次癌癥的發生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有1%-37%的二次原發癌癥可歸因于遺傳易感因素，部分幸存者本身攜帶的癌癥易感基因，可能是先后兩次癌癥的共同“元兇”。

因此，對年輕癌癥幸存者開展遺傳咨詢、完善基因層面的風險評估，是防控二次癌癥的重要環節；同時，吸煙、飲酒、肥胖等可干預的生活方式風險因素，同樣會推動二次癌癥的發生，通過健康生活方式的管理，能有效降低相關發病風險。

更關鍵的臨床意義在于，這項研究為年輕癌癥幸存者的早篩策略提供了扎實的數據支撐。目前加拿大乃至全球，都尚未出臺覆蓋全年齡段青少年和年輕成人癌癥幸存者的、基于風險的生存隨訪指南，而這項研究證實，對高風險幸存者開展更早、更有針對性的癌癥篩查，是完全有必要的。

比如國際上已有多部生存指南，推薦接受過胸部放療的年輕女性幸存者，更早啟動乳腺癌篩查；針對結直腸癌、肺癌的高風險幸存者，也可通過調整篩查起始年齡、增加篩查頻次，實現二次癌癥的早發現、早治療，大幅改善生存結局。同時，提升基層初級保健醫生對年輕癌癥幸存者遠期風險的認知，為每位幸存者制定個體化、循證的生存照護計劃，也是降低二次癌癥危害的核心舉措。

這項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治療暴露劑量、遺傳背景、種族和生活方式的相關數據不夠完整，無法進一步拆解這些因素對二次癌癥風險的具體影響；部分罕見癌種的樣本量有限，也無法完成更精細的風險分析。但不可否認的是，它用大樣本、長周期的人群數據，徹底打破了“抗癌成功就等于一勞永逸”的認知誤區。

對于曾在青少年和年輕成年期與癌癥搏斗過的幸存者而言，不必為6%的整體發生率、17.7%的30年累積風險過度焦慮，因為風險不等于必然發生；但也絕不能掉以輕心，主動和主治醫生溝通，明確自身的風險分層，制定匹配的隨訪和篩查計劃，堅持健康的生活方式，這些看似常規的舉措，恰恰是抵御二次癌癥最有效的武器。

醫學的進步已經讓第一次癌癥不再等于絕癥，而面對第二次可能到來的挑戰，我們也完全有機會憑借早干預、早篩查，再次贏得勝利。

參考資料：

[1]Arafat Ul Alam,Devan Tchir,Sarah McKillop, et al. Subsequent primary neoplasm risk among survivors of cancer in adolescence and young adulthood: a population-based study from Alberta, Canada. Canadian Med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DOI：10.1503/cmaj.251381.

來源 | 生物谷

撰文 | 生物谷

編輯 | 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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