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蔣軍第十二兵團第十八軍軍長楊伯濤一直說該兵團司令是個外行,在《黃維第十二兵團被殲記》更是毫不客氣說“黃維性情孤僻、嚴峻寡恩”。
有人開玩笑說楊伯濤被俘后每天必做的三件事就是“吃飯、睡覺、罵黃維”,這當然是個玩笑,因為楊伯濤還有更重要的工作要做,他在抗美援朝戰爭期間寫的《美軍戰術之研究》,也頗有借鑒意義。
軍長楊伯濤罵兵團司令黃維,十八軍也有人罵楊伯濤,比如1966年第六批特赦的原七十九軍中將軍長方靖的兒子方知今,就在《今是昨非見肝膽——原國民黨高級將領方靖親歷紀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中講述了方靖原部下劉占德對方靖說的一番話:“我當了十二兵團的少將高參,分配在十八軍服務,是雙堆集一戰被俘的。(方靖插話:十八軍是辭公一手締造的,號稱王牌之師,不料競會失敗得這樣快!)也怪黃維把這樣好的部隊交給楊伯濤。無論經驗或資歷他都不夠,才當十六天軍長就把一個好好的部隊斷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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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占德為什么說楊伯濤只當了十六天軍長,以及那十六天是從哪一天開始,這其實都不重要,黃維和楊伯濤恩怨糾葛一生,臨終仍不能釋懷,這只是當年國民黨將領雞爭狗斗的一個縮影而已,咱們今天要聊的,是那些高級將領在被俘后和特赦后吃飯時的一些“趣事”——從這些“趣事”中,我們也能看出這幫人根本就沒有半點袍澤之誼。
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對方靖的評價還是很高的:“我和他同組有兩三個月,他從來不批評人,遇到別人挨批,甚至同組的黃維還在想學文天祥的時候,在組內以及全體都來批判黃維這種‘文天祥思想’時,他也沒有發言批評過。如果不是因為他怕別人說他袒護‘老長官’,他可能還會調解和稀泥。在陳誠系中,他是屬于穩健派中的老好人。”
沈醉說黃維是方靖“老長官”,可能是因為方靖還當過第十八軍第十一師營長、第十一師六十二團團長,黃維則當過第十一師第三十一旅旅長、第十一師師長、第十八軍副軍長、第十八軍軍長——黃維出任以十八軍為骨干的第十二兵團司令,也算“回家”了。
方靖確實是個老好人,他在劉占德抱怨楊伯濤的時候,也講了“公道話”:“怎么能怪楊伯濤呢?杜聿明、廖耀湘、王耀武這些不都是黨國的名將嗎?他們不都失敗了嗎?我算領教解放軍的戰術高明了,不服氣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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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靖是在湖北荊門被俘的,跟其他戰犯一樣,他一開始并沒有進入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而是在開封和武漢都住過,在武漢劉家花園學習改造期間,與方靖同一宿舍的是第十七兵團司令劉嘉樹、第三兵團司令張淦、第八兵團副司令長官兼第五十五軍副軍長及第一八一師師長米文和、湘桂黔護路司令莫德宏(方靖稱其為“運輸司令”)、四十八軍軍長張文鴻。
有史料說莫德宏病逝于1951年,那肯定是不準確的,因為1953年12月26日那場豐盛宴席,莫德宏是參加了的,而且那頓飯吃得也十分搞笑,方靖的回憶更是有趣。
那一天他們六個中將剛走進食堂,就嚇了一跳:一桌豐盛筵席,有整雞、整鴨、整蹄膀(肘子)、全頭尾魚!
雖然高級戰犯的伙食還算不錯,但這樣大魚大肉擺上來,他們最先想到的就是“送行酒”、“斷頭飯”,管理人員一再解釋這是“改善生活嘛”,他們還是不敢相信。
盡管心有憂懼,但他們還是老習慣不改:“劉嘉樹第一個朝桌子走過去,尚未落坐,卻先將一海碗紅燒蹄膀端到他面前。張淦不甘示弱,他一進入‘陣地’便包圍了那一海碗紅燒雞!剩下那四個,這才發現‘軍情緊急’,蜂擁而上——大個子米文和畢競占優勢,他搶了那碗鴨子,并順手將一盤魚推給了方靖,因為他與方靖有‘開封之誼’,所以處處互相照顧,現在他們倆分享鴨和魚。莫德宏和張文鴻只好把幾盤炒菜端到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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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時候不肯互相救援,分享美食更是不可能的,劉嘉樹和張淦不用筷子,張開雙手就抓,張淦更是精明:“扯下兩只雞腿,左右開弓,然后撕翅膀,吃脯肉,啄雞脖,砸雞腦,啃雞腳,把最肥美的一塊雞屁股留到最后,放在嘴里細嚼慢咽,真是回味無窮!劉嘉樹一陣‘猛打猛沖’,足有四、五斤重的一只蹄膀,轉眼就被他消滅干凈。”
六個中將瘋狂搶食,管理人員端著面條送來的時候,他們已經撐得翻白眼,但還是拿起碗來“繼續戰斗”,結果是那一晚劉嘉樹上了八次廁所,還拉了一褲子——劉嘉樹拉褲子,可不是筆者杜撰,而是方靖親口講述的。
劉嘉樹上廁所鬧出的笑話足有一籮筐,沈醉在《戰犯改造所見聞》中還繪聲繪色地講述過“劉嘉樹夜半上廁遇女鬼,幾乎嚇昏”的故事,沈醉因為廣泛傳播鬼故事,還被小組開會批評過,方靖也在那個小組:“平日一向愛和稀泥的方靖突然發言,說我是‘大帽子底下開小差’,我一看是這位仁兄,立刻聯想到我常和他開玩笑,想借此整我一下。”
方靖小小地“報復”沈醉一下無傷大雅,沈醉也巧妙地化解,他們在特赦后又同在全國政協文史專員辦公室工作,從“同學”又變成了同事,關系依然相當好:“方靖不但是為人之祖,而且已四代同堂。我也是為人之祖的人,再也不會和過去一樣去和他認‘同麻(兩人臉上都有麻點)’,而是和別人一樣,看到他的時候,總是客客氣氣地叫他一聲:‘方老,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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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醉特赦后有“進去”一段時間,方靖則跟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牟中珩、江陰要塞中將司令孔慶桂、第三軍中將副軍長楊光鈺、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書記長李佩青一起,搬到了政協禮堂對過的錦什坊街家屬宿舍,雖然他們當時的工資已經極高,但卻沒有半點“共產”意識,也全無同學、袍澤之誼:“一些生活必需用品,諸如碗筷、面盆、暖壺。痰孟等等之類的東西,都得逐一添制。由于無長期打算,能共用的、公用的,都攤錢購買,做到了分文不讓。爾后他們又感到共用、公用不便,必須每人各備一份,在處理舊物及作價問題上,斤斤計較得令人難以置信,完全拋棄了‘將軍風度’,活象一撮小市儈。”
他們在蔣家王朝勾心斗角,經過十多年的學習改造,有些骨子里的東西還是很難改掉,尤其是中午不回家,要在辦公室做午飯,矛盾就更激化了:五個人在兩間辦公室,卻只有一個爐子可以做飯——他們是可以去食堂吃飯的,食堂的飯菜對普通人來說是難得的美食,但對他們這些工資很高的人來說,還真有點吃不慣(上個世紀六十年代的一百元工資,天天吃肉都吃不完)。
筆者上班的時候,中午也在辦公室做過飯,但都是同事們輪流帶食材,而且都想帶得比別人好一些,做好了大家一起吃,大領導不來,還能悄悄喝兩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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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一個鍋里攪馬勺,那本來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但這五位前國民黨高官,卻是另一番景象:“五個人各做各的,卻用一個爐子,這就發生誰先做誰后做的問題了。孔慶桂聲明:‘我要先做,因為我是長期病號。在秦城是受優待的,在這里也應該受到優待。’李佩青反對:‘老孔處處拔尖,是軍閥思想殘余!’孔馬上反攻:‘你動不動就扣帽子,是黨棍作風的具體表現!’”
被俘前勾心斗角,改造期間針鋒相對,都當文史專員了,還是互不相讓,好不容易爭論出結果,孔慶桂先做(第一批空軍飛行員,抗戰有功),然后依次是楊光鈺(兩條假腿)、方靖、牟中珩,李佩青是五人組長,只能排在最后。
做飯從十一點開始,孔慶桂比較講究吃喝,每頓都要做好幾個菜,這樣輪到李佩青的時候,就已經一點多了。
筆者實在想不出來,這五個口袋里錢都花不完的原國民黨高級將領、高級官員,是怎么在自己做好之后,在其他四人注視下安然享用而不分給別人一筷子的。
李佩青是組長,只能最后一個做飯,時間長了也就惱了,他終于想出一個辦法:“跑去買了兩斤駱駝肉,切成大塊,吃過早飯就放在爐子上燉,一直燉到中午也沒有爛,使下面幾個人都無法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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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做自己的飯,讓別人無飯可做。如果這種事情發生在那些戰犯被俘前,或者學習改造期間,或許還不太令人驚訝,但他們已經特赦當了文史專員,拿著比一般干部都高的工資,在吃飯的時候還是這般絞盡腦汁,就實在是太有意思了。
方靖是個“老實人”,就這樣一個老實人,混在那些前國民黨高官中,也是未能免俗,讀者諸君看了方靖先生親身經歷的這些“趣事”,可能也有很多話要說——吃相見人品:這些將軍級戰犯,學習改造期間爭搶雞鴨魚肉一人一盤,當了文史專員,怎么還各吃各的并為做飯爐子爭得不亦樂乎?搶雞鴨魚肉可以理解,為占爐子而燉駱駝肉,是不是太搞笑了?老蔣有這樣的手下,失敗豈不是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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