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兩年,如果只看社交媒體,很容易覺得AI已經無處不在。
網絡上,幾乎每個人都是用AI的一把好手。大家寫代碼、做PPT、生成方案、養(yǎng)龍蝦,或者僅僅只是做一些腦洞大開的影像,總之人人都在用,人人都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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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當我們走進工作一線,情況又不一樣了。
工廠班組長、連鎖門店店長、公司的行政等等,這些真正撐起企業(yè)日常運轉的人,雖然并不排斥AI,但確實沒有把它們用起來過。
原因也很簡單,因為他們不知道從哪開始,試過幾次沒什么進展,就放下了。
之前和幾家制造業(yè)企業(yè)HR聊過,他們也都感覺很困惑,明明很努力地在公司里推行AI,給員工做培訓、買工具、發(fā)Token,但就是很難落地。
這恰恰是AI在企業(yè)里面臨的最大阻力,不是大家不會用,而是不想用。
表面上看,這是執(zhí)行問題。
實際上,這是個很容易被忽略的結構問題,AI沒有均勻平等地觸及到每個人,而是流向了本來就更會用也更愿意使用的人那里。
那些愿意接觸AI的人,本來就更擅長學習和創(chuàng)新。每每出現(xiàn)新工具,他們的態(tài)度和想法都很開放,會多試多想多吸收,所以能很快接納AI,并且投入使用。
反過來,那些更需要AI幫忙的人,比如一線執(zhí)行者、跨部門協(xié)調者、靠經驗吃飯的崗位,他們的工作本身就更加按部就班,因而也更晚被覆蓋到的。
如今市面上確實有很多AI課程、培訓、認證,然而這些東西服務的是“已經在用AI的人”,只能幫忙加速,卻當不了普及工具。
在這樣的背景下,飛書做了一個調整。
2023年起,飛書發(fā)起“效率先鋒”,鼓勵員工分享如何用工具把事情做得更快。這套邏輯在當時是成立的,它回答的是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普通員工,能不能借助工具,把已有的工作做得更高效一些。
這個問題本身沒有過時。直到今天,效率依然是企業(yè)運轉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但當AI開始更深入地進入工作之后,我們也逐漸意識到,僅僅用“效率”來衡量AI的價值,是不夠的。
原因不在于效率不重要,而在于——它更容易衡量“誰做得更好”,卻不容易反映“有多少人開始使用”。
在實際的組織里,那些更擅長學習新工具的人,往往更早用上AI,也更容易在效率上取得提升。他們的成果更可見,也更容易被當作標桿。
這是一件自然發(fā)生的事情,也沒有問題。
但如果評價體系只停留在這里,就會有一個客觀結果:
AI的價值,更多體現(xiàn)在一部分人身上,而不是擴散到整個組織。
那些一線執(zhí)行者、跨部門協(xié)作者、依賴經驗判斷的崗位,并不是不需要AI,只是他們很難用“效率提升”來證明自己已經開始使用AI。
于是,一部分人在不斷進階,而另一部分人,還停留在“尚未開始”。
這不是能力問題,而是一個更容易被忽略的結構性現(xiàn)象。
也正是在這樣的觀察下,“AI先鋒”出現(xiàn)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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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并不是要取代“效率先鋒”,而是試圖補上另一塊同樣重要的維度:
如果說“效率先鋒”關注的是——你把事情做得更快了多少,那么“AI先鋒”更關注的是——你有沒有把AI真正帶進自己的工作流。
這里的變化,不是降低標準,而是把“是否開始使用”本身,作為一件值得被看見的事情。
因為在AI這件事上,起點本身就很關鍵。
當一個人開始在日常工作中使用AI——不管是整理文檔、處理數(shù)據(jù),還是嵌入到流程中做輔助判斷——很多變化會在這個過程中自然發(fā)生,包括效率的提升、方法的改變,甚至工作的重新分配。
換句話說,效率往往是結果,而“用起來”才是起點。
這件事為什么該飛書來做,而不是培訓公司或咨詢機構?
這很好解釋。
任何行為的改變,都得發(fā)生在行為本身發(fā)生的地方。一家培訓公司能教你用AI,但只有飛書能把AI變成你每天打開文檔、表格、開會時,自然就會碰到的東西。
當你在工作中隨時能碰到它、使用它,你自然而然就接納了它。
呂坤對此很有發(fā)言權。他在四維圖新做了20年質量管理,一直有一個心病:公司里那批最資深的審核專家,一旦退休,幾十年積累下來的判斷經驗就跟著帶走了。
他不是沒試過留住這些經驗。整理文檔、做培訓、寫規(guī)范,能想到的都試過,但越做越發(fā)現(xiàn),很多東西真的寫不清楚。那種“一眼看出這里有問題”的直覺,無法通過文字進行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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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他換了個方向,引入AI,讓它去學習這些判斷邏輯,再通過飛書嵌進一線的審核流程里。效果慢慢出來了,AI開始不只是記錄,而是真的在流程里給出提示和識別。
最終,質量問題的識別效率提升了60%。
那些原本只活在某幾個人腦子里的經驗,第一次變成了組織真正能用的東西。
在雅迪安徽分基地做精益工程的魏云,也有相似的感受。
她面對的是另一種日常消耗:巡檢數(shù)據(jù)散在十幾個系統(tǒng)里,一線班組長想查一個問題,得在好幾個部門之間來回跑,效率低不說,也很容易有錯漏。
不是不能等公司統(tǒng)一搞系統(tǒng),但太慢了,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時候。魏云直接用飛書多維表格把數(shù)據(jù)先串起來,把關鍵異常設成自動推送。
數(shù)據(jù)一通,事情就變了。
班組長不用靠等別人的通知,來被動地決定要不要處理問題,系統(tǒng)一提示,就能跑起來。
節(jié)省時間是一方面。更大的變化是,一線開始有了自己判斷和響應的能力。整條工作線也被帶動地活泛起來,大家工作起來也更有干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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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華熙生物的朱朝冉,學視覺設計出身,沒有任何技術背景。
剛接觸AI那段時間,他抱著一種很淳樸的研究精神,覺得要用AI就得先搞懂AI,然后去啃技術論文,看了幾篇,頭大,于是放棄。
后來他想通了一件事:研究再多,都不如直接用。
整理會議、梳理數(shù)據(jù)、搭智能體,不管要做什么,總之先用起來,再在用的過程里慢慢搞清楚它能做什么、做不到什么、怎樣能做得更好。現(xiàn)在他跟AI合作的方式,更像跟一個隨時在旁邊的同事協(xié)作,而不是操作一個要先考證才能上手的機器。
三個人,三種不同的與AI合作的方式,但有一個共同的地方:沒有一個人是被培訓出來的。他們都是在真實的工作里,被問題推著卷進AI的。
在這些真實的案例里,AI不只是一個被調用的工具。它開始進入流程、參與判斷,甚至在無形中改變了工作的分工方式。
然而,這樣的人仍然是少數(shù)。
一家連鎖零售企業(yè)的區(qū)域督導,每天要跑巡店報告、盯庫存數(shù)據(jù)、排人員班次,光是應付這些就已經夠嗆。他當然聽說過AI,但每次看到提示詞工程、AI助手這些詞,腦子里下意識的反應就只有“這不是我該搞的東西”、“我搞不懂這些”。
后來公司引入了飛書。他沒有專門去學,只是照常做工作。但系統(tǒng)會自動幫他整理數(shù)據(jù)、生成周報、標出異常,提醒他有哪些注意事項。
在他自己都沒意識到的時候,AI改變了他處理事情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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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足以說明一個現(xiàn)實。對很多一線員工來說,“被AI取代”是一個很難放下的心病,但“讓AI幫我搞定一些煩人的事”,卻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這樣看來,AI落地的關鍵,從來不是功能有多強,而是它用什么姿勢進入工作。
很有趣的是,如果直接問員工“你會不會用AI”,十有八九是否定的;但換一種問法,問工作里有哪些重復的事情,希望有人來幫忙,幾乎每個人都能說出來一堆。
這中間的距離,可能就是AI落地過程中最關鍵的那段。
不完全是能力差距,也不只是認知問題,更像是一種還沒完成的遷移,從不得不學習一種新工具,到我用新能力更好完成了工作。
這也是為什么,飛書把重點從“培訓員工使用AI”,轉向“讓員工在工作中自然接觸AI”。
別讓員工覺得自己需要額外學習才能使用AI,而是要把AI嵌入文檔、表格、會議這些高頻場景里,先習慣,再自然地用起來。同時,“AI先鋒”這樣的項目也可以把來自其他企業(yè)的先進實踐經驗匯集成可供參考的路徑,讓后來者不必從零開始。
從“效率先鋒”到“AI先鋒”的變化,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回應這個過程,不再只關注誰能做得更好,而開始關注誰已經進入這場變化。
從這樣的視角來看,那些還沒開始的人,也許不是拒絕AI,只是還沒碰到一個足夠低門檻的入口。
在AI時代,真正稀缺的,不是把事情再做快10%的人,而是那些愿意把AI接入自己工作流的人。
因為只有他們,才會推動組織發(fā)生真實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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