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 稿】李木生：楊絳的特殊意義

山東省作家協會主席黃發有 為《文學現場》題詞

楊絳的特殊意義

□李木生

一、楊絳的兩個零

在美國波士頓的一個小鎮讀豎排繁體字的《聽楊絳談往事》，挺好玩。離大陸遠，傳主又是一位“心遠”了六十年的人，讀者的我便如站在人生邊上看人生，有了可進可退、能入能出的通脫感。書前是時已九十八歲的楊絳寫下的短序，清醒，清淡，說“沒有任何奇異偉大的事跡可記”；書尾有作者吳學昭記下的長跋，熱烈，親切，也說傳主“自稱‘龜蟄泥中’”。

不要說繁體字讓人有了一種靜和與古穆，單是兩位女子靜悄悄地梳理自己的頭發一般梳理往日的歲月，就讓人有了類似于幽谷聽溪流的沉靜、安祥、活潑、與喜歡。特別是十四章與十六章，光是題目就讓人看了犯琢磨，一個是“我是一個零”，一個是“我仍是一個零”。

其實，楊絳先生在北京的出場，卻不是“零”的氣勢。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初，她進清華，仍然穿著上海時的旗袍，坐著人力車，還打著把遮陽的小洋傘。周圍的女士們呢？幾乎是清一色的列寧裝，上衣有兩排扣子，板板正正，配上灰色長褲，更是一片“革命者”的氣氛。在這清一色里，旗袍洋傘人力車的楊絳，當然十分“惹眼”，惹眼得有些格格不入。她不管這些，只要自己喜歡與舒服，還有暗暗的下意識：不愿意跟風，不愿意隨和，不愿意哪怕閃過一絲絲獻媚的念頭。“我”再小，也是我；“你”再大，也是你。

雖然她似乎料到到了結局，她與她的鐘書，都是典型的良民，“粗茶淡飯”甘坐冷板凳，“服服帖帖”叫干啥干啥，誰會為難一個本本分分的良民——但是，有些還是稍稍地出乎意料了些。

自報公議評薪金（以多少斤小米計算），楊絳縮著不出頭自報很少。少了也不行，說她有“散工思想”，不想為新社會多做事。從清華派分到文研所，頭是何其芳，研究員們評薪定級，實際負責的何副所長大筆一揮，錢鐘書二級研究員，楊絳三級研究員，與何有戰友之情的卞之琳是一級。他們夫妻自得其樂，不在乎在些。一九五三年九月的第二屆全國文藝工作者代表大會，文研所的研究員全是大會代表，唯獨錢、楊不是。他們不在乎，安全就好。外文組集體編寫《西洋文學史》，不讓參與者僅楊絳一人。不讓參加就不讓參加，可是重要的難題，甚至審稿，還讓楊絳出力。所中的研究員全是編輯委員，只有出了大力的楊絳不是。是零就是零，她也不去為了不是零而額外花些功夫。不僅如此，遇到“革命觀點”明顯有違常識的時候，她還會站出來說鹿是鹿馬是馬。馮雪峰與何其芳辯論階級性與人性，楊絳就忍不住出來說階級不能概括一切，她問：紅樓夢中的賈府四姊妹，同樣的階級同樣的環境，為什么會有四個不同的個性？

這個“零”是鐵定的了。“文革”，在千萬個零中，她更只能是零了。1977年之后，開啟了多少人的好時代、新時代。楊絳呢？還是“零”。她有個簡直就有些幸福感的說法：“從文學研究所一九五三年成立，到一九七七年改革開放后改屬中國社會科學院，二十五年間，我是一個零。我開始有點困惑，后來覺得很自在，所以改革天放以后，還自覺自愿地把自己收斂為零。”（《聽楊絳談往事·我是一個零》）吳學昭說錢、楊都“深自斂抑”。

本該放開或曰綻放。可是他們卻自覺地“深自斂抑”，從零到零。哪怕胡喬木、周揚等這些大領導有意提攜，哪怕外國的國王盛情邀請，他們還是“深自斂抑”，力爭斂抑到零。該書的最后一章是“逃——逃——逃”，逃到哪里去？連楊絳的“隱身衣”都無法做安靜的歸宿。而今，他們仨——錢鐘書、楊絳與女兒媛媛——終于逃在了一起，可以從零開始了。

有時，不幸是與幸連在一起的。就說楊絳的零吧，零的前邊，是有小說《洗澡》在的，還有散文《干校六記》，還有七十萬字的著名翻譯《唐吉訶德》，還有厚厚的八卷本的《楊絳文集》。文集付印后，人民文學出版社想召開一次楊絳作品研討會，還想請她做客新浪談創作。楊先生還是深自斂抑，她說：“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她還在零的境界里。如果不是零，而是熱熱鬧鬧、炙手可熱的數字，還有這些可以傳世的文字嗎？老舍，曹禺，茅盾……包括何其芳，身背著光榮的數字之后，還有作品嗎？

雖然如此，遺憾還是巨大的。零的前面，本來還可以有更多的東西，比如錢先生，本來計劃用英文寫一部論外國文學的書，已經萬事具備，只等落筆。可是“大好時光都在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消耗殆盡，晚年老病并至，只有壯志未酬人先去了。”（《聽楊絳談往事·逃逃逃》）

2018/4/12晚八時寫于美國萊克星頓“杜鵑寓”

二、走在人生邊上的楊絳

　楊絳曾經牢牢地記住了柏格森的一句話:人在當時處境中,像漩渦中的一片落葉或枯草,身不由己。就為了能夠心只由已,她在六十多年間,遠離漩渦,勇敢而又智慧地走在人生的邊上。

　　這個“邊”,就是邊緣之邊。1949年,有三個漩渦可以卷走中國的知識分子:大陸,臺灣,歐美。她與丈夫錢鐘書不去臺灣,不赴歐美,自主地選擇留在父母之邦的大陸。留下來,卻自覺地邊緣化,并不跳進漩渦里。這種自覺,當然是一種自知之明,更是一種對于身能由已的期待:想著安安分分“做馴順的良民”,“坐坐冷板凳”,總可以安安生生“粗茶淡飯過日子”了。

　　但是事與愿違,殘酷漫長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與血淋淋的現實,將他們一家卷入無人幸免的漩渦里。早早的,五二五三年,“三反運動”,就已經開始對于知識分子“脫褲子”、“洗澡”、“割尾巴”,而且是“人人過關”。自己先要把自己罵個“狗血噴頭”,將臉皮撕破,“越是不要臉”才能“越顯得覺悟高”;“既是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就沒有一個好人沒有一點好處,全是是骯臟透頂,就要像“犯人”一樣地被審查與“招供”;直到一個一個像“夾著尾巴”、“挨了打的狗”,不再敢有獨立的思想(《洗澡》)。

　　這才僅僅是一個序幕,等到六六年她與丈夫共同被打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那可真是豬狗都不如了。丈夫的頭被剃成十字花,自己的頭被剃成了陰陽狀,大牌子,高帽子,批斗,游街,鞭打皮帶抽,讓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明白了“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軀”。同是知識分子的女兒阿媛與女婿德一,與爸媽一起遭受著一個中國知識分子就是在戰爭年代也難以遭逢的苦難與凌辱。還有自己早已過世的父母,同樣不得安寧,墓碑也被紅衛兵砸了。一生也沒嫁人的妹妹楊必,急性心臟病衰竭亡于睡夢中,也被懷疑自殺而被軍醫“徹底”解剖檢查(《記楊必》)。尤其是女婿德一,成了她心上永久的傷痛。一個“和善忠厚”、可以讓女兒托付一生的人,卻被逼得自殺身亡。楊絳一字一字記下女婿德一最末一次相見時說的話:“媽媽,我不能對群眾態度不好,也不能頂撞宣傳隊:可是我決不能捏造個名單害人,我也不會撒謊。”不知害人也不會撒謊,就得走上死路,這該是怎樣的一個社會。一個母親,這時候只能“合上眼,讓眼淚流進鼻子,流入肚里”。女婿德一,與那只在菜園里被人、狗圍困絕望無路的兔子多么相似。那只兔子最后是一躍六七尺高,掉下地就給狗死死咬住。楊絳說:“在它縱身一躍的時候,我代它心膽俱碎。”(《干校六記》)德一是山東濟寧人,我的老鄉,只是不知道他的家人現在是否還會在心里埋著失去他時的哀痛?

　　真是“九蒸九焙”,普天之下,莫非漩渦。雖然無處可遁,可是楊絳與錢鐘書一起,清醒地自別于漩渦,從意識的深處自外于漩渦,從而立定了心,讓心由已,也為中國知識分子踏下了一條獨特的路,一條“邊緣”之路。就是在領導給他們分配了寬敞的住房、并不顧錢鐘書的力辭而任命錢為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時候,他們一仍如舊地清醒固守著自己的“邊緣”立場,不熱絡、不上位。“這番捉將官里去”——這雖然是楊絳對于“錢副院長”頭銜的戲謔,可一個“捉”字,不是活脫脫顯示著他們對于漩渦的疏離與俯視嗎?這是一個罕有的現象,在如此漫長以至于仍然看不到盡頭的改造時空里,至始至終,清醒就沒有離開過他們。

“解放以來,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我只怕自己反不如當初了”——這就是楊絳在《干校六記》里對于中國知識分子改造運動的總結。“人不能改造”,則是楊絳在《我們仨》里對于中國知識分子改造運動所作的另一種結論。心性呢?“我還是仍然故我”。“仍然故我”,經過了六七十年、甚至七八十年的中國特色的歲月,有幾個人能夠毫無愧疚地說出“仍然故我”這四個字?有了這四個字,百歲時的楊絳才能淡然而又自信地回味自己的生命:“好比香料,搗得愈碎,磨得愈細,香得愈濃烈。”這個香字,首先的,是要做到不跟著漩渦“歌功頌德”,也不隨著漩渦禍害人。楊絳的高壽,起碼是與這種無愧相連的。那次一生里只遇到一次的去天安門廣場觀禮的“政治待遇”(1955年5月1日),在她的筆下也只有“偉大感”與“渺小感”的起落,而自己竟成了“濺余的一滴紅水”(《第一次觀禮》)。

　　邊緣并不是沒心沒肺,而是痛徹心肺。屈辱與折磨之后,“活像一頭被車輪碾傷的小動物,血肉模糊的創口不是一下子就能愈合的”(《雜憶與雜寫》)。那個“輾”字,是會讓人心頭顫動的。在“五七”干校艱難的日子里,她與丈夫曾經重新考量過1949年自己的選擇。結果是:如果再來一次選擇,他們仍然會做出同樣的選擇。為什么?只因一個“愛”字。錢鐘書常會輕輕吟起柳永的詞,“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楊絳說,他們舍不下的是“祖國”,這個祖國就是“伊”,而這個伊,“就是‘咱們’或‘我們’。盡管億萬‘咱們’或‘我們’中人素不相識,終歸同屬一體,痛癢相關,息息相連,都是甩不開的自己的一部分”(《干校六記》)。這是他們堅守“邊緣”立場的力量所在,因為這個“祖國”不是什么主義,也不是什么政權,而是所有的同胞——“咱們”,“我們”。即使是罪,能夠一起受也是一種福分。就是那只名叫“阿趨”的小狗的熱情,楊絳也會切切地記念著。那是億萬人眾都在熱愛領袖的年代,被發配到干校的楊、錢,卻冒著被批為“資產階級情調”的風險,悄悄地將自己的友愛與同情放到這只小狗的身上。她一一記下小狗見到錢鐘書時的情景:跳呀、蹦呀、叫呀,拼命搖尾巴呀,更用反復打滾表達自己見到錢鐘書的“歡忻”。這是滿含著感激的文字,并說“默存(錢鐘書)大概一輩子也沒受到這么熱烈的歡迎”。誰說我們世界級的大學者寂寥?看他受到了小狗阿趨多么熱情的歡迎與愛戴。

三、“我們仨”的核心楊絳

105歲的楊絳走了。女兒走時，她沒有走；丈夫走時，她沒走；她守住有著女兒與丈夫氣息的家，踽踽獨行。

巴金曾這樣說冰心：您的存在就是一種力量。為什么？因為愛著的冰心能夠獨立地發現真理并且敢于站出來講出真理——直面歷史與當代的真實，并讓這種真實裸露于天下。“如果再不真正地重視教育，中國下個世紀會成為文化沙漠”，我們難道能夠忘記冰心這樣的話嗎？這樣愛著并且也是將心上的真話連同心一起和盤托給世人的，還有韋君宜。她的《思痛錄》，就是在揭示“把人不當人”的歷史，就是在呼吁“首先得把人當人”的時代的到來。

愛著的女性是美麗的。愛著并且能夠獨立、勇敢地直面歷史與當代的真實，并讓這種真實裸示于天下的女性尤其美麗。因為這種獨立與勇敢，無不指向心靈的自由與人的解放，不僅令她們柔婉深厚的愛里摻進了明亮的陽剛之氣，還為我們樹起了充滿著母性之光的人性的榜樣。

與冰心、韋君宜殊途同歸的，還有一位非凡的女性：楊絳。

她從不說什么豪言壯語，也與世無爭，只是心平氣和地做著母親、妻子和一個普通的勞動者。她甚至并沒有非要當個什么文學家，但是她卻從容不迫地寫出了長篇小說《洗澡》、散文集《干校六記》，翻譯了世界名著《堂吉訶德》，特別是最近出版的散文集《我們仨》，更是深深地感動了我。這種感動像細密的雨，點點滴滴滲入心來，積蓄著積蓄著就有無邊的波瀾起伏了。反復讀來，再掩卷想想，是什么這樣讓我感動？一個女性，拋開客套，也不要掩飾，就戀著自己的家，念著家中的那些個自己的日子。我仿佛看到了一只失去了一生的伴侶和惟一后代的鳥，依然圍繞著自己的巢，飛，飛，一圈又一圈。她甚至不顧蒼茫的暮色就要舔盡了翅膀上的夕輝，依舊圍繞著自己的巢飛，飛……

當只有這個“巢”才能讓她與她的親人獲得心靈的自由與解放的時候，這個小小的巢也就是她生命所系的圣地了。如此，她怎能不向這個“巢”傾盡所有的贊美與思念呢？

她說“造化弄人”，她說“事情往往是別扭的，總和希望或想像的不一致”。被逼改造、“洗澡”，是別扭；脖子上掛個牌子，還要自己在上面寫上作踐自己的話，是別扭；自己的住房里住進來一個強鄰，挨了打，被迫搬進辦公室，是別扭；“熱心為旁人效力”、“和善忠厚”、又不會“撒謊”害人的女婿得一，被逼自殺（見楊絳《干校六記·下放記別》），是別扭……別扭來別扭去，自己不能自主地過自己的日子，讓生命在無聊與屈辱中一段一段地空耗去，是根本的別扭。在《我們仨》中，楊絳對女兒有一句看似家常實則帶血的話：“時間不是金錢，時間是生命，記著。”

女兒阿圓也許是楊絳最大的心痛，痛就痛在這樣一個“強爹娘、勝祖宗”的“可造之材”、“讀書的種子”，卻要在一個又一個平白荒廢的歲月中掙扎——“她上高中學背糞桶，大學下鄉下廠，畢業后又下放四清，九蒸九焙，卻始終只是一粒種子，只發了一點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不能舒坦”，豈能舒坦！平白無辜，卻要“九蒸九焙”，“做父母的”，又怎能不痛斷肝腸！他們惟一的女兒卻要早他們先走，想想這個被九蒸九焙的女兒，想想這個在家里溫軟地一聲聲喊著“娘”的女兒，已是風燭殘年的母親，“覺得心上給捅了一下，綻出一個血泡，像一只飽含著熱淚的眼睛”，直到“我的心上蓋滿了一只一只飽含熱淚的眼睛，這時一齊流下淚來”。即使這個世界是一塊堅冰，也該被母親的熱淚融化的吧？何況早在二十多年前，她在小說《大笑話》里，就有過這樣的申述：“弄學問的一般只知道愛惜時間，不愛攬權。攬權的有幾個能為國家愛惜人才！”

人心不是木頭疙瘩。人心是比琴弦還要靈敏的血肉神經，何況一位母親的心腸？一只活蝦的抽搐，尚且會讓文弱的楊絳扔下剪子逃出廚房。當她面對人心的抽搐甚至是滿眼的同類都在心靈抽搐的時刻，這個清醒而又無比敏感的母親的心上，早已是血淚模糊了吧？

母親血淚模糊的心上，沒盛著仇恨，卻滿載著愛戴與情誼，將別人的好點點滴滴地盡記著。她記著被“強鄰”逼走時，那些個伸出了援助之手的女兒的左鄰右舍；她記著那位送錢鐘書去醫院搶救、又在寒冷的深夜里接錢鐘書回家的學校的司機；她記著為她捆扎箱子、替她完成做磚任務、幫她鋤草的“革命群眾”，甚至真誠地稱他們為“披著狼皮的羊”（見楊絳《丙午丁未年紀事》）；她記著那個十分窮苦不幸曾經拉錢鐘書看病、并在去世的前一天還送來“好香油”“大雞蛋”的三輪車工人老王（楊絳《雜憶與雜寫·老王》）；就連那個進門就對錢鐘書笑，并伸出小手讓錢鐘書抱的剛會走路的“熊家小弟”，她也清清楚楚地記著，記著他的笑、記著他對鐘書的好。

就是這些瑣屑的愛，讓“我們仨”的心上，“舒坦又溫暖”。她把這些有情有義的細節都一一的收藏在心頭，并把這些細節稱作烏云上的金邊：“烏云蔽天的歲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記憶里不易磨滅的，倒是那一道含蘊著光和熱的金邊。”（楊絳《丙午丁未年紀事》）

能夠記住情誼的心是柔軟的，柔軟的心才最具力量。讓“攬權者”始料不及的是這個柔脆細弱的心腸，卻又是非同尋常的強硬與堅韌。也許一絲絲的風都會在她的心弦上引起久久的震顫，但是她又可以在洪水沒頂、黑云漫天之時，如野草一樣頑強而又自信地保持住自己生命的根須，而“我們仨”沒被扭曲的親情、不受污染的精神、獨立自由的思想和深博的知識，加上心上收藏的那些豐富多彩的“光和熱”的細節，則是這野草的土壤了。

這土壤，也就是他們的家了。雖小，卻大；雖弱，卻強。因為，她發現了一個真理：人，不能改造。世界上的樹葉，有兩枚是相同的嗎？人心不是如樹葉一樣各有各的美妙嗎？血肉的心，怎么可以用剪子鉸成一個樣式、用模子塑成一種“產品”或用刀斧錘砧鍛打成一個模樣呢？難道世上真有億胞胎這樣的怪胎嗎？即使是雙胞胎也是各有各的情感各有各的脾性，無法整齊劃一的。所以她堅定地說：“我們閉塞頑固，以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人不能改造。”就這樣，他們幾十年如一日地“偷偷兒不變”。她說“我們愛大象”，就因為那兩只被鐵鏈拴住且被墻隔著的夫妻象的并不就范。鎖住好了，公象就搖身體晃腦袋地站在原地運動，“拴就拴，反正一步不挪”，拴住了等于沒拴；母象更好玩，會用鼻子將拴著的鐵圈脫下，飼養員再給套上就套上，她也不反抗，可是你一走我再脫掉，而且還“滿臉得意地笑”。楊絳說他們“最佩服這兩頭大象”，佩服它們的“聰明不外露”。仔細想想，楊絳與錢鐘書，不就是這兩只大象嗎？

這兩只“大象”其實是有過公開的拒絕與反抗的。四十年代，錢鐘書果斷拒絕與蔣介石握手的機會，拒絕國民黨許給他的聯合國教科文的職位；曾經敢于向操著生殺大權的日本兵怒目而視的楊絳，又在七十年代與錢鐘書一起，堅決拒絕江青住進釣魚臺和參加國慶日國宴的誘惑。因為聰明的“大象”清楚，“壓根兒不吃‘胡蘿卜’，就不受大棒驅使”。雖然不敢為自己的前途樂觀，卻能夠“安靜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留了下來，也不唱愛國調以撈取資本，“非但不唱，也不愛聽”。不管社科院副院長的位子是大是小，他們可以堅辭。始終受著“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的對待，他們也不怎么放在心上，只是努力做事、過自己的日子就是。

他們始終以一個“倔強的中國老百姓”自足。

人的自由，人的一段段美好的生命，好多好多都是在落進各種誘惑的陷阱后喪失的。有些陷阱是有著眾多堂皇的名號的，有些則是獵人用刀槍弓箭用成群的獵犬直接將獵物逼進陷阱，當然其中還有好多淹沒自由的陷阱竟是自己挖掘的。被陷阱吞沒一次，人的身上就會喪失掉一些高貴的東西，從而減弱了抵抗誘惑的力量，以至于加速了滑向新的更大更深的陷阱的進程。這樣惡性循環下來，人的一生也就很快給毀壞掉了。

哪一處陷阱，不都是血跡斑斑？當家門以外充滿著血跡斑斑的吞沒人的陷阱的時候，她又怎能不悉心經營并摯愛著可以讓心性舒展、可以讓思想飛翔的家的天空呢？

她雖然沒有明說大象的強大和大象的堅定甚至大象的憤怒，但是在鎖著鐵鏈都可以將反抗做成“滿臉得意地笑”的大象面前，在可以于讀書、做學問中自由馳騁的“大象”面前，鐵鏈、墻不是顯得十分的虛弱、渺小與可笑嗎？這讓我想到章詒和和她的《往事并不如煙》。這個蹲過十年冤獄依然能夠獨立、勇敢地直面歷史與當代的真實，并讓這種真實裸示于天下的美麗的女性，在書中與楊絳異口同聲地說出了同樣的話“人是不能改造的”（《往事并不如煙·聶紺弩晚年片斷》）。在《往事并不如煙》的“君子之交”一節里，有這樣一段寫張伯駒的話：“政治吞沒人，尤其像中國的各種運動，其吞沒與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當然，知識分子往往是其中最難消化的部分。張伯駒自然屬于最難消化的一類人，而他的硬度來自那優游態度、閑逸情調、仗義作風、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飽滿個性與獨立意志。他以此抗拒著政治對人的品質和心靈的銷蝕。任各種潮汐的潮漲潮落，張伯駒都一如既往地守著做人的根本，過著他那份生活。張伯駒的一生見過許許多多的昂貴之物。而我所見到的昂貴之物，就是他的一顆心，一顆充滿人類普遍情感和自由的心。”

“我們仨”，尤其是錢鐘書與楊絳，就是這樣的最難于被消化的一類。豈但不被消化，壽命肯定還要長過吞沒者，“星星雖不歌唱，世界卻在傾聽”（西川詩《星》）。

她與丈夫、女兒攜手，用他們的家，用一個“倔強的中國老百姓”的做派，向知識分子、也向我們普通的人證明：盡管造化“弄人”，盡管世事總是“別扭”，盡管世上充滿著血跡斑斑的吞沒人的陷阱，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做一個本色的人，可以獨立地思索，可以全身心地過自己的日子，可以為心靈保留下一塊自由的天地。我們總得對得住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吧？我們總得為我們的子孫留下一顆人性自由發展的種子吧？

別扭就別扭吧，沒關系，有家呢。關起門來，家就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天地，錢鐘書可以“乖乖地睡”，女兒阿圓可以“乖乖地挨著我”。連稱呼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叫，阿圓向楊絳大聲辯解，“娘，爸爸做壞事”，錢鐘書向楊絳大聲求救，喊的也是“娘”——“娘，娘，阿圓欺我”。哪怕在外面“仍是最可欺的人”，回到家就可以成為最相愛最相理解又最受尊重的人。世態炎涼也好，風雨如磐也好，百般的屈辱也好，回家來，關上門，就可以屏蔽了喧嘩，生命也就會發出本然誘人的光彩。讀書，讀人，讀景，讀世事，“我們夫婦常把日常的感受，當作美酒般淺斟低酌，細細品嘗”，窄窄的家也就是可以自由翱翔的無限的空間了。

到底，“世間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女兒走了，丈夫也走了。她說她愿意變成高高山上的一塊石頭，守望著丈夫與女兒離去的身影。她當然知道，自己也會走的。但是她卻做了一萬里的長夢，在夢里，“我們仨”又能相聚，周而復始。如今，走在人生邊上的她也走了。多么幸福啊，終于可以離開這個不能自主的世界，能與她愛的丈夫與女兒自由地快樂地團圓了。

注：本文除注明出處外，其余均引自楊絳《我們仨》

李木生簡介：山東省散文學會副會長，中國孔子基金會講師團專家，濟寧散文學會、淄博市散文學會名譽會長。發表出版散文作品近300萬字，作品曾被《人民文學》《當代》《十月》《大家》《鐘山》《花城》《隨筆》《新華文摘》等刊物重點推介，并入選《三十年散文觀止》、《新中國70年文學叢書散文卷》、《新中國散文典藏》、《中國百年散文》等二百余部選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