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知識界，錢鍾書至少“兩個第一”：學問第一，人品也是第一

我始終認為，錢鍾書是20世紀中國，堪稱最偉大的學者。在那個年代，我覺得他至少有兩個第一：論學問是第一的，論人品也是第一的。這倒不是故意說過頭話，我是真心這么以為的。這個“雙料冠軍”，如果真要細究，大概也就是陳寅恪可以比一比，此外還不是什么“寥若晨星”，而是徹底沒了。

1988.11.23于南沙溝家中

說錢鍾書在20世紀的本土“學問第一”，今人幾乎不讀書了，古典與西學都很荒落，偏又更勇于“嗤點前賢”，似乎多有不認同的。但微妙的是，倒是在大師輩出的民國學界，即便是那些處第一流梯隊金字塔頂端的同行們，反倒都很樂意承認錢鍾書的“國士無雙”，認為再難找到比他更博學之人的，從陳寅恪張申府吳宓再到宋淇吳興華吳小如夏志清，實際差不多都這么認為的，老輩的陳衍李宣龔他們亦多有此想。即便到了1950年代之后，“學術權威”都給撂倒的年代，中國文史學界基本還是公認錢鍾書是彼時最博學之人。所以彼時前后，本土要是冒出什么文史“天才”了，圈內人會開玩笑是“錢鍾書二號”，譬如早期的張蔭麟，稍后的吳興華，甚至包括扶桑那邊的漢學大師吉川幸次郎也都曾被譽為“僅次錢鍾書”。對于1930年后的民國文史學人來說，錢鍾書無疑是一個標桿，精深又廣大。今人蔣寅教授頗瞧不上錢鍾書，但乃師程千帆早就對他耳提面命過，下過“默存先生當世無雙”的八字斷語（1990.6.7日信），至今卻還要時不時坿和肆詆碰瓷，是真不知其可也！

陳樂民是1930年生人，他的晚年回憶錄《在中西之間》就說，1950年他要考清華，盡管親見與聽聞不少著名教授的名字，“可以開列很長很長的名單”，但經常聽到的最炸裂的名氣還是“錢鍾書”，說雖然彼時錢的名聲“還沒有像后來那么顯赫”，“但聽他們講課的同學說起”，那是“學問大得不得了，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三聯24版，頁27）。這些都可說是時人的共識。陳夫人這位“最后的女先生”自然也是，不然也不會專找錢鍾書指導畢業論文，只不過她恪守古道語焉不詳，自稱“我不會隨便評論我的老師”，再后來就是自覺辜負所教，“不敢表示”曾是其學生云云（《九十自述》，牛津2019版，頁126）。現在有人說什么“錢鍾書是最大的學術冒牌貨”，我是覺得非常可笑的。錢鍾書的學術要說真有何“問題”，其實就是放置在古往今來學術譜系之中，到底該如何評判的問題。再說白了，就是并非“真假”而是“高低”的問題。所謂“民國大師論斤賣”，那些人里頭論及真實水準固然是有“名不副實”的，諸如馬一浮劉文典吳宓這些人，著實是比較“虛”的，可錢鍾書完全不是。錢鍾書也不似沈曾植黃侃就靠著“神話”與傳說茍延名望，而是有實打實一堆著述在支撐的。我是毫不懷疑，《談藝錄》可與《隨園詩話》《甌北詩話》這塊經典永流傳的，而《管錐編》也絕不會很遜色給《困學紀聞》《日知錄》這些名著，只要中國人還在，還能看懂文言文，三五百年后一樣是有很多人會看的，至于《追憶》《清代詩學史》《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這類當代暢銷書肯定是不敢指望的。

青年陳寅恪

前幾天，我看社科院前“學部委員”柳鳴九的回憶錄，他就說自己供職的單位，自1950年代起可說匯集了全中國最頂尖的“學問家”，這些前輩之博學高才，都是過去“翰林學士”級別的，俞平伯李健吾陳夢家之類，無一不是讓他戰戰兢兢的“泰山北斗”，可他及其同事們最畏懼的人，還是錢鍾書。這倒不是錢鍾書嚴肅——他平日是很平易近人的，喜歡跟人開玩笑啥的，一點都不會端著，而是他實在學識深不可測，誰也無法蠡測他到底讀了多少書，想通了多少中西學問上的疑難。所以，他說社科院同事之間，長期以來都流傳著一個所謂的“錢鍾書標準”，也就是視其為讀書做學問的最高標準，沒有之一。他自己是早在1950年代初于長沙上中學時就聽說過錢鍾書，隨后考上了北大西語系，同班同學兼上下鋪室友呂永楨讀古書最多，最愛讀《談藝錄》，整天在那感嘆，“學問大啦，學問大啦”，讓他數十年忘不了（《翰林院內外》，長江文藝2006年版，頁63）可以說，諸如此類，就是錢鍾書同時代那些“頂流”同行的真實看法，其實本身已經很說明問題。一個人到底水準如何，最好的參考意見，當然是看他的那些同行怎么看的，尤其是最厲害的那些人是如何看的，而不是我們這些群眾如何看的。

晚年柳鳴九

至于說錢鍾書在他那個年代，在知識分子中“人品第一”，這個評價看似也有點夸張，可我并不覺得，以為還是如實評判。有些人可能又要拉出陳寅恪來，說是老陳再怎么地也不輸給老錢吧，這個我也認同。但我要說的是，錢鍾書與陳寅恪論“人品”，既可以說是并駕齊驅的，也可以說是兩種類型，都是“第一”。具體說來，就是陳寅恪是發揚“積極自由”權利式的第一，看不慣的他會公開抗拒，寧肯玉石俱焚也不合作，而錢鍾書則是行使“消極自由”權利式的第一，即沉默以對一切非義，但怎么也不會同流合污，永遠保持清醒，永遠保持善良，永遠護住底線，永遠懷抱悲天憫人的心態，從而靜待天明。相較而言，陳寅恪是志士型，錢鍾書則是隱士型；陳寅恪是有所為，錢鍾書則是有所為不為；陳寅恪的生活策略，是剛烈亢悍、硬扛到底?，錢鍾書的生存準則，則是外圓內方、以柔克剛。這是兩種知識分子類型，論人品都可以說是“第一”，或曰“并列第一”。“我為其易,君為其難”，這兩類知識分子都是很重要的，其分野也很難說可以輕易分別軒輊，猶如同時代的漢娜·阿倫特與以賽亞·伯林，可說同一陣營內兩種知識分子的典型，用蛭田圭的話來說，一樣都是“我心目中的知識英雄”（《漢娜·阿倫特與以賽亞·伯林：自由、政治與人性》，貴州人民社2024版，頁13) 。

錢楊夫婦晚年住所小區

而且，錢鍾書的“人品”問題，我至今以為，還是還得數他的另一同事兼后輩學者雷頤說得最好。前些年，在有一次訪談節目上，當雷頤被問及錢鍾書其人如何時，曾用一句話概括，“最干凈的人”。不知道別人如何看，我反正覺得恰當極了。錢鍾書就是那個風雨如晦年代，幾乎找不到第二例的“最干凈”之人，可說找不到任何“污點”，沒有丁點“瑕疵”。對于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而已，尤其是他這種“樹大招風”的層次，能做到這一點是難以想象的，包括誘惑與非難。之所以能如此，除了他和楊絳夫婦很有“生存智慧”之外，更為重要的，當然是他清醒、善良、正直、淡泊，對任何損人利己或不利己的事都很鄙夷，也始終自覺地遠離名利，從而可以獨善其身。這是何其清醒，何其高貴的德行啊！現在很多人不以為然，要么是不了解過去那個年代，要么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李敦白1960年代曾以“美專家身份”參與英譯組，與錢鍾書共事多年，那時的他是頗不屑于錢鍾書的，覺得“他跟其他人格格不入，好像是個外人”，還說“我們經常在背后諷刺他”，可若干年后他才醒悟過來，那是錢鍾書刻意保持的距離，是對榮華富貴射利沽名餐腥啄腐的夷然不屑，更是“舉世皆濁我獨清”式的清醒與寂寞自守，所以他晚年懊悔“一生看錯了三個人”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錢鍾書。都說王國維人品如何高，可王觀堂是拿“南書房行走”頭銜當此生最高榮譽的，倘若活在現在估計也是恨不能印在微信頭像上的那種人，可錢鍾書就是明確引以為恥的。二人境界之高下，豈非“與圣賢作用處天懸地隔”？

1980.11.10訪問京都大學

還是前幾天，集中翻閱一批社科院退休老學者的回憶錄，偶然看到其中一位（疑是羅新璋，可惜記不清了），也提及了錢楊夫婦，其中有些事還是我此前不清楚的。他說，1970年代，錢鍾書楊絳夫婦受到“惡鄰”排擠，又作為“學術權威”靠邊站了，自家也很不好過，經濟上很是窘迫，甚至還不得已流落到單位角落那間20來平的儲物室一住就是七八年。這是他們夫妻倆人生中最黯淡的時刻，也是最窘迫的時光。但就是在這樣的困境里，他們夫妻倆還拿出了幾乎所有工資，暗中資助了單位里那些亟需養家糊口的比他們更困難的年輕人，當然也是不用還的，如此不間斷持續了兩年，直到終于等來了天朗氣清的局面。據他回憶說，期間到了每個月發薪水的那天，錢楊夫婦倆都會請一個單位里最信任的小伙子（疑是欒貴明）代為跑腿，私下一一找到那些經濟更困難的同事，拉到僻靜地方，悄默默塞錢過去，然后小聲說是錢先生給的，請笑納且勿聲張云云。而那位“退休老學者”，當年正是受資助的“青年人”之一。他說，40多年過去了，他永遠記得錢楊二先生的恩情，幫他們家撐過了最艱難的日子。前幾日翻《沈從文家事》，看到一則很搞笑的反差軼事，說是沈從文去世后的1990年代初，家屬為編輯其全集，曾向沈從文生前友好征集其生前書信，多數收件人自然很樂意歸還，但也有提出要求的。最離譜的一位，是跟沈家談條件：我有一封，“如果要，你就幫我孩子辦出國”？這要求直接把沈家問懵了，沈龍朱說，沈家自己都沒一個能出國的，怎么給你搞？索性不要了（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頁230） 。那個時代的知識精英，也不乏如此貪鄙的，一如錢鍾書筆下最可惡的“國立三閭大學中文系主任”李梅亭教授。

而且錢鍾書楊絳做這樣的好事，是從不往外說的，連相關記錄都主動銷毀了。他們是真正的與人為善，同時又不齒留名，是把善良與低調都做到了極致。我看了這份真實追憶，確實頗為感動。過去，我還始終疑惑，錢楊夫妻倆收入很高，開銷約等于無，既不投資又不買房啥的，日常吃飯都是白粥面包將就，身后有無子女可以繼承遺產，那些錢都去哪了？看了這個才若有所悟。也是此類實錄看多了，也讓我愈加堅信，錢鍾書是當之無愧可稱那個時代“人品第一”的知識分子。至于楊絳，平心而論，人品上確實輸一點，因為“楊老太”有些事是會計較的，誰要是把她惹毛了，她也是會使手段略施懲戒的，龔明德范旭侖李紅巖均曾“飽其夫老拳”，無非留有余地，不至于過分而已。

2026.4.28夜，亂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