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煤價格翻倍、供應風險激增，SAF意外獲得一張從未有過的價值底牌

數據激烈波動的當下，SAF的故事，正在被一場地區沖突重新講述。

*本文為評論員于占福（資深交運物流旅游行業管理咨詢顧問）投稿， 不代表環球旅訊立場

引言

2026年2月28日，中東地區爆發軍事沖突，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航隨即進入嚴重受限狀態。

這條寬度僅 33 公里的航道，平時承載著全球約 20% 的海運石油貿易和大量液化天然氣出口。它的關閉，在能源市場引發了一場歷史級別的沖擊。

對航空業而言，這場沖擊有兩個維度，且都在同時發生。

第一個維度是價格。航煤價格在六周內從每桶約 87 至 90 美元暴漲至超過 216 美元，漲幅高達144%。在歐洲，IATA 數據顯示，每公噸航煤價格已達 1,700 美元，是 2025 年均價的 2.5 倍。

第二個維度是供應。IEA 執行總裁法提赫?比羅爾公開警告，歐洲大約只剩“六周左右”的航煤庫存。代表歐洲各大機場的行業組織 ACI Europe 隨即致信歐盟委員會，措辭嚴峻：若霍爾木茲海峽無法在三周內恢復穩定通航，“系統性航煤短缺將成為歐盟的現實”。

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制造出了一個行業從未真正直面過的處境：航空煤油（以下簡稱航煤），這個民航業最基礎的生產要素，第一次同時面臨價格大幅上漲和物理短缺的雙重風險。

而就在這個背景之下，一種此前長期被視為“太貴、太小眾”的替代燃料，正在以一種完全出人意料的方式，悄然改變自己在整個行業棋局中的位置。

那就是可持續航空燃油，SAF（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01

航煤漲價的背后

為什么煤油比原油漲得更猛

理解 SAF 所獲得的這張新底牌，首先需要理解這一輪航煤價格暴漲的內在機制。

表面上看，這是一場因地區沖突導致原油供應中斷而引發的能源危機。但深入分析，會發現航煤價格的漲幅遠超原油本身，背后有更深層的結構性原因。

布倫特原油在危機初期從每桶 85 美元升至 103 至 107 美元，漲幅約為 25%。但同期歐洲西北部市場的航煤價格漲幅卻高達 84%，是原油漲幅的三倍有余。

這種“超額漲價”的現象，源于兩個疊加因素。

其一，煉化產能的瓶頸效應。航煤并非直接從油井中抽取，而是原油精煉過程中的中間餾分產品，需要專業煉化設備和工藝。霍爾木茲危機同時切斷了中東地區的原油出口和成品油出口，而中東恰恰集中了全球大量的高效煉化產能。替代產能無法在短期內填補缺口，煉化端的瓶頸直接將價格推向失控區間。據 Rystad Energy 估算，此次沖突已對中東地區油氣設施造成最高約 500 億美元的損毀。

其二，歐洲的結構性依賴。歐洲高度依賴中東地區航煤進口，這一高度集中的進口依賴，使歐洲市場在供應中斷時幾乎沒有緩沖能力。相比之下，美國因本土煉化能力較強且中東進口占比極低，受沖擊程度明顯更小。

兩個因素疊加的結果，是歐洲基準航煤價格在 3 月 18 日創下每噸 1,838 美元的歷史紀錄 —— 而戰前，這一數字僅為 831 美元。

正是在這個價格坐標被徹底重寫的背景下，SAF 迎來了它最意外的一次比較優勢窗口。

02

價差的歷史性收窄

SAF 第一次站上了

相對合理的價格坐標

在整個 SAF 發展史上，價格始終是最核心的障礙。

戰前，SAF 的價格通常是傳統航煤的 2 至 5 倍。這意味著，哪怕一家航司在 ESG 壓力下愿意采購 SAF，也要承受高出數倍的燃料成本，這對于平均利潤率不足 4% 的商業航空公司而言，幾乎是不可承受之重。

但這場危機，在幾周內重置了這道算術題。

歐洲市場的數據最為直觀。2026 年 2 月，SAF 價格約為每公噸 2,300 美元，傳統航煤價格約為 831 美元，兩者比值約為 2.77 倍。危機爆發后，傳統航煤價格飆升至 1,838 美元，SAF 價格同期受能源成本聯動小幅升至約 2,500 美元。兩者比值壓縮至約 1.36 倍。

價差，在短短數周內縮小了約一半。

這一變化，在經濟學層面具有重要意義。它改變的并非 SAF 本身的制造成本，而是決策者在采購決策時所面對的心理門檻。

此前，當一位航司 CFO 看到 SAF 報價單，“貴出 3 倍” 這個數字所制造的阻力，往往大于任何 ESG 承諾或監管壓力。但當這個差距壓縮至“貴出不足 40%”，甚至在某些情景下可能進一步收窄，整個決策的天平就開始發生傾斜。

這正是市場分析人士所指出的“意外催化” 效應。正如一份市場分析所言：“此次沖突或許能實現過往政策所一直無法做到的事。”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邏輯的核心并不是“SAF 變好了”，而是“對手先撐不住了”。這是一個反向驅動的競爭力改善，而非 SAF 自身技術或成本的突破。這個區別，對于理解后文的局限性至關重要。

03

底牌的真正價值

從 ESG 標簽到能源安全戰略資產

價差收窄，是這場危機賜予 SAF 的第一個禮物。但在筆者看來，更深遠的影響，發生在價值敘事的層面。

這場危機，正在推動行業完成一次關于 SAF 的認知重構 —— 從單一的 ESG 工具，升維為兼具供應鏈韌性價值的戰略性資產。

• 原料來源的結構性差異，構成了天然的地緣風險緩沖

傳統航煤與 SAF 之間最根本的差異，不在于燃燒性能，而在于供應鏈的起點。

傳統航煤的每一滴，都要經歷“中東油井→霍爾木茲海峽→全球煉廠→航煤成品→海運或管道→機場儲罐”這條極度依賴地緣政治穩定性的漫長鏈條。

而廢棄物基 SAF— 目前產量占比最高的 SAF 技術路徑 — 的原料是廢棄食用油、動物脂肪、農業廢料等本地化來源的廢棄物。這類原料的獲取，天然與中東石油供應鏈脫鉤，與霍爾木茲海峽的開關狀態無關。

正如美國 SAF 生產商 XCF Global 首席執行官所言：“廢棄物基 SAF 從本土原材料出發，依托本地基礎設施和本地勞動力。這種結構性差異至關重要 — 不僅體現在脫碳層面，更體現在全球能源體系承壓時的燃料安全與穩定供應上。”

這意味著，在當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下，SAF 天然具備一種傳統航煤永遠無法提供的屬性：供應鏈的政治中性。

無論霍爾木茲海峽是否開放，無論中東局勢如何演變，一家在本國采購廢棄食用油作為 SAF 原料的航司，其燃料供應不會因此而中斷。這種確定性，在 2026 年的今天，價值無法用金錢簡單衡量。

• 行業機構已開始將 SAF 明確納入能源安全議題

這一認知轉變，并非筆者一家之言。

IATA 首席經濟學家歐文斯?湯姆森在新加坡世界數據研討會上明確表示，此次危機應推動政府將替代能源的投資，視為通向能源安全韌性的路徑，而不僅僅是脫碳的手段。

IATA 總干事威利?沃爾什則更直接地指出，政府可能需要重新思考戰略能源儲備的構成，將重心從原油轉向精煉產品如航煤。他特別強調：“我們有石油戰略儲備，但歐盟尚未建立專門的航煤戰略儲備體系。”

而 ACI Europe 在致歐盟委員會的信函中，措辭已相當明確：“對 SAF 的額外支持，也關乎戰略自主性，而當前危機更是將這一點推至臺前。”

這三個來自全球最具權威性的航空業機構的表態，傳遞出一個清晰的信號：SAF 的支持邏輯，已經開始從單一的氣候政策框架，擴展至能源安全政策框架。這是一個根本性的敘事轉變。

• 對航司戰略的深層啟示：燃料管理必須升維

從航司經營的角度來看，這場危機揭示了一個長期被忽視的戰略盲區。

傳統上，航司的燃料戰略核心是“成本管理”—— 通過套期保值對沖油價波動，通過機隊更新提升燃效，通過采購談判壓低單價。這套框架，隱含著一個默認前提：燃料永遠買得到，問題只是價格高低。

但 2026 年的這場危機，打破了這個前提。

當歐洲多個機場開始警告數周內可能面臨燃料物理短缺，當漢莎航空宣布關停區域子公司 CityLine 并永久削減 27 架飛機的運營規模，航司管理層不得不面對一個此前從未出現在戰略議程上的問題：如果買不到燃料，如何應對？

在這個語境下，SAF 的價值遠不止于“更貴但更綠”。它代表了一條燃料供應的多元化路徑 —— 一條不依賴于某一特定地緣政治環境穩定性的替代通道。

對于總部位于歐洲或供應鏈高度依賴中東的航司而言，將 SAF 采購比例提升至一定水平，本質上是一種燃料供應鏈的分散化投資，其邏輯與投資組合分散風險并無本質差異。

這種認知，在危機之前幾乎不存在于任何一家航司的戰略文件中。危機之后，它將很難再被忽視。

• 政府決策者的新議程：SAF 補貼的理由變多了

對于各國政府而言，這場危機同樣提供了一個重新審視 SAF 支持政策的契機。

此前，政府對 SAF 的補貼和強制摻混要求，主要基于氣候政策框架 —— 這在政治上存在一定的摩擦阻力，尤其是在經濟下行或通脹壓力較大的時期，碳減排目標容易被民粹政治敘事所攻擊。

但當 SAF 的價值敘事擴展至能源安全領域，支持 SAF 就有了額外的政策正當性 —— 這是一個跨越左右政治光譜、更容易獲得共識的政策目標。

歐文斯?湯姆森提出了一個頗具沖擊力的對比：2025 年全球風險投資總額約 4,270 億美元，其中約 2,590 億美元流向了人工智能。她表示，若將相同量級的資金投入 SAF，將足以滿足整個行業直到 2039 年的投資需求。而在 2025 年 3.3 萬億美元的全球能源投資中，低排放燃料僅占 1.2%。

“若當初世界在設計這套體系時有更多的遠見，這場價格沖擊或許本可以避免。 ” 這句話，或許是對當前政策優先級錯配最簡潔有力的批評。

04

保持清醒

窗口已開

但規模化仍面臨幾道硬門檻

以上的分析，描繪的是一個真實存在的歷史窗口。但嚴謹起見，我們必須同樣清晰地指出：這扇窗口的開啟，距離 SAF 的全面規模化普及，仍有相當距離。

第一道門檻是產量。

這是最根本的制約。2025 年，全球 SAF 產量約為 190 萬公噸，僅占全球航煤總消耗量的 0.6%，預計 2026 年小幅升至240 萬公噸，占比 0.8%。這意味著，即便所有在產的 SAF 產能被全部動員，也無法在物理層面填補傳統航煤供應缺口的任何有意義的比例。SAF 在這場危機中，能扮演的是“戰略信號”的角色，而非“應急替代”的角色。

第二道門檻是原料的并非完全脫鉤。

當前主流的生物基 SAF，原料雖來自廢棄食用油、動物脂肪等，但其生產過程仍需要大量能源投入，對整體能源價格并非完全免疫。真正意義上能實現與石油體系完全解耦的，是以可再生電力為能源來源的合成電子燃料（e-SAF）— 但這條技術路徑目前仍處于早期商業化階段，成本遠高于生物基 SAF，距離大規模應用尚需數年。

第三道門檻是政策的雙面性。

危機固然有可能推動政府加大對 SAF 的支持力度，但同一場危機也在制造強大的反向壓力。當機票價格因燃油成本暴漲而大幅攀升，消費者和政客的第一反應，往往不是“加快推進 SAF”，而是“暫緩碳稅” 和“放開傳統能源”。這種政治邏輯，對 SAF 相關政策的連續性構成真實威脅。

第四道門檻是認證和基礎設施的滯后。

SAF 的大規模應用，需要經過嚴格的適航認證體系，以及與現有機場儲運設施的兼容改造。這些都是無法跳過的工程與監管環節，構成了從“接受意愿”到 “實際規模化”之間不可壓縮的時間成本。

05

結語

危機是最昂貴的老師

但這堂課值得認真記住

航空業是一個習慣于應對危機的行業。2001 年的“9?11”、2008 年的金融危機、2020 年的新冠疫情 —— 每一場危機都留下了深刻的行業印記，也推動了某種意義上的結構性進化。

2026 年的這場能源危機，帶來了一個此前從未真正被直視過的命題：一個高度依賴單一化石燃料供應鏈的全球化交通體系，在面對地緣政治沖擊時，究竟有多脆弱。

SAF 并沒有因為這場危機而在一夜之間解決所有問題。它的產量依然有限，它的成本依然偏高，它的基礎設施依然不足。

但它在這場危機中獲得的，是此前十年政策推動都未能真正賦予的東西：一個超越 ESG 框架的戰略級價值定位。

當能源安全與氣候目標開始指向同一個方向，SAF 的支持邏輯就有了更堅實的政策地基。當價差在極端壓力下壓縮至歷史最低，SAF 的商業邏輯就有了更真實的市場基礎。

筆者認為，若干年后回望，2026 年的這場霍爾木茲海峽通航受限事件，或許會被記錄為 SAF 發展史上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認知拐點。

不是因為它解決了 SAF 的所有問題，而是因為它讓整個行業，第一次真正認真地把 SAF 當成一張必須認真對待的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