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交”時代來臨：“民主”的基石還能支撐多久？｜GBA評譯

譯者按·2026·04·08

人工智能和社交軟件正在不斷重塑我們的社交生活。根據美國民調機構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年末發布的報告，大約1/5美國青少年幾乎不間斷地使用TikTok和Youtube；64%的青少年使用聊天機器人，且其中有三成已經發展成日常的依賴。為此，世界范圍內也掀起了一場針對社交媒體的“禁令潮”。澳大利亞率先立法禁止16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媒，法國、西班牙緊隨其后。2026年3月，奧地利宣布計劃將禁止14歲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軟件。4月2日，意大利參議員再次提交了應對社交媒體成癮的立法草案。

當各國政府對網絡沉迷問題的重拳出擊，當“禁止使用社媒”需要寫進法律——我們的社交觀念是否已經坍塌？過去基于物理世界的面對面人際交往的時代是否已經走向徹底的終結？《大西洋月刊》這篇文章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判斷：我們正在進入一個“反社交的世紀”。傳統的“村落”（那些熟悉卻又并不親密的人際關系）比如鄰居、社區、社團正在逐漸消亡——而這些“村落”，正是人民踐行民主的舞臺。正如作者所言，當建設性的分歧與共識便失去了土壤，取而代之的，是極化、仇恨政治。未來，“民主”的基石還能支撐多久呢？答案仍待探索。

2025年12月10日，社交媒體禁令生效當天，澳洲網絡安全專員英曼·格蘭特在悉尼的活動上發表演說（圖源：BBC）

評者｜羅行健

多國政府重拳出擊

禁止青少年使用社媒，

效果如何？

自澳大利亞政府通過法案明令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以來，全球多個國家開始進行類似的立法，或者考慮將立法事項提上日程。但是，這場聲勢浩大的社交媒體禁令戰究竟效果如何呢？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保護？

雖然從數據層面看社交媒體禁令可以取得顯著的成果，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這只是“治標不治本”的工作，并不能從根源改善整體的情況。例如，澳大利亞的社交媒體禁令雖然凍結或注銷了5百萬名青少年的社媒賬號，但是這并不意味著能夠完全杜絕青少年過早及過度地使用社交媒體，也更不能保證他們將由此重新青睞線下社交，廣結好友、強身健體。其中的原因是，在政府頒布社交媒體禁令后，民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很快形成了一套應對機制，得以繞開禁令，無視法案的存在。根據西方媒體對青少年的采訪，他們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規避禁令：第一，青少年可以修改自己的出生信息，謊報年齡繞開禁令。第二，青少年可以通過修改照片、替換照片等手段欺騙人臉識別系統，登錄社交軟件。第三，青少年可以使用VPN來更改自己電子設備的地址，偽裝異國登錄的假象從而規避禁令。第四，澳大利亞的法案僅僅禁止了10個社交媒體的使用，青少年可以下載此前較為冷門的軟件使用即可。總之，澳大利亞該法案目前仍處于實施初期，存在非常多漏洞，極容易遭到民間用戶“鉆空子”。

因此，如果揭開數據結果這層表面，觀察法案實施的實際效果，目前來看前景并不明朗。法案頒布前就沉迷于社交媒體的青少年總能找到繞開禁令的方法，維持對社交媒體的依賴水平。最后，法案真正改變的可能只是那些原本就想掙脫社交媒體網絡束縛，但又苦于無力對抗整體氛圍的一小部分人。

法案“大棒”壓制社交媒體，

折射出怎樣的人際社交現實？

目前澳大利亞的社交媒體法案仍處于實施初期，后續效果有待觀察，然而，該法案的出臺已經反映出社交大“氣候”的變化。

除去一般認知中保護身心健康的考慮，部分國家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體可能還出于對社區生活瓦解的擔憂。根據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帕特南的經典作品《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在美國社會中，社區生活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教堂禮拜、聚會活動、志愿工作等等。多元的社區活動曾經是構成美國人日常生活的一個核心。然而自上世紀的下半葉起，美國的社區生活開始逐漸瓦解。這種瓦解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放緩了建造新的公共場所的速度，使得人們日常聚集、建立聯系的場域萎縮。二是參與各類結社組織的人數減少，直接導致大量民間組織、團體走向了消亡。這種趨勢意味著原本基于集體和公共的社會生活逐漸步入歷史的塵埃之中。

而隨后短短數十年的時間里，互聯網、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等科技及產品出現，加快瓦解了公共生活，并取而代之為更加私人化、反社交的生活模式。透過五花八門的網絡平臺，人們得以與具有相同興趣愛好和價值取向的陌生人建立一個個圈層，安營扎寨、各成一派。同時，人們同自己最親密的親友的聯系也比過去更加密切，可以實現隨時隨地保持聯絡。根據第57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25年12月，中國網民規模已達11.25億人，互聯網普及率突破80%。而2024年的統計則顯示，中國的社交媒體用戶已達到10億人以上，占網民總數超95%。可想而知，上述的建立圈層現象早已嵌入中國的網絡空間中。

然而，科技發展雖然令我們可以與最遠方和最近處的人們建立聯系，但是卻幾乎摧毀了中間部分的社會關系。Derek Thompson在文章中引用美國學者的觀點，稱其為“村落（village）”的社會生活，指的是那些熟悉卻又并不親密的人際關系。實際上，中國人類學家項飆曾經提出過類似的概念，他將現代社會中人與身邊物理空間、鄰里關系和社區信息的有機聯系逐漸消失的現象稱為“附近的消失”。無論是“附近的消失”，還是“村落”，兩種概念試圖捕捉的趨勢其實非常相近，都揭示出人們的社會生活逐漸往反社交、反公共和私人化的方向演變。

人們社會生活的演變具有深刻的時代烙印，是科技發展和觀念轉變的產物，但是所付出的代價也是高昂的，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或許是社會共識和社會凝聚力的削弱。例如，Thompson在文中指出，在過去“村落”式的社會生活氛圍中，如果兩個人之間存在矛盾，他們必須學會妥協和忍讓，畢竟每天“抬頭不見低頭見”。這個過程對于普通民眾習得真正富有建設性的論辯以及求同存異極其重要，直指西方所謂自由民主政體的基石。因此，當“村落”崩解，我們看到了面目全非的歐美社會：極化和黨同伐異如細菌般滋生，共識和妥協則蕩然無存。

中國雖然運行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體制，但是這并不代表社會上不存在類似歐美社會的現象。不知從何時起，人們已經習慣“疊甲”了，必須在發表觀點之前反復申明自己的主觀性和片面性，生怕遭到異見人士的圍追堵截。另外，在各大網絡平臺的評論區、彈幕等公共場域，平心靜氣、實事求是的討論已經成為了一種奢侈品、稀有物。雖然仍不乏相對理性客觀的聲音，但是更加情緒化和更具煽動性的言論正在不斷吞噬著網絡空間。毋庸置疑，這確實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我們從來沒有如同當下這般相信言論自由的權利和力量，卻也從來沒有如同當下這般懼怕這種自由可能帶來的后果。“開盒”、“查戶口”、“人肉搜索”、“掛人”，表面上是隱私問題，實質上是我們對于不同觀點，對于“他人”的耐受力已經雪崩似的滑坡了。

中國網信辦展開「清朗」行動，整肅網絡亂象（圖源：BBC）

Z世代引領社交新風尚，

可否改善局面？

值得慶幸的是，中國社會中的年輕一代已經開始自發地尋求改善情況的方式，他們將親手變革社交生活的面貌。

根據《05后年輕人社交觀及行為特征研究2025》，年輕人正在開發更多元的社交方式，他們所秉持的社交觀念也愈發靈活和務實。與青少年沉迷于線上社交的普遍認知不同，報告顯示中國的05后實際上更看重線下面對面的社交方式，而且比例相較于其他世代更高：67%的05后對線下社交打出了9-10分的重視程度，而00后及95后在這項數據上均不足60%，分別為52%和59%。復興線下社交的潮流，至少說明中國的青少年并沒有被線上社交完全奴役，仍試圖找回重建社會生活的主動權。報告還提到，05后對于“邊界感”及“價值交換”等新興的社交觀念情有獨鐘，反映出當代青少年更加靈巧又不失務實的社交策略。

在具體操作層面也可以看到青年群體正在回歸線下的、戶外的、物理的社交模式。音樂節、藝術展、騎行、徒步、攀巖、球類運動、劇本殺、密室逃脫、健身，年輕人正在通過豐富多元的活動充實自己的生活，他們不再局限于網絡世界虛無縹緲的泡影，轉而走向更加具體且可觸碰的場景和關系。相信在這些青年生力軍的引領下，中國未來的整體社交生活面貌將發展得更平衡、更健康。

本文原載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原題為“The Anti-Social Century”，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電視機，美國社交生活

衰落的罪魁禍首？

二十世紀上半葉，美國社會呈現出顯著的社交屬性。1900年至1960年，教堂成員數及工會參與度均激增；結婚率達到了二戰后的最高點，舉世聞名的“嬰兒潮”也在那時出現；各種各樣的社團雨后春筍般發展，包括讀書俱樂部和志愿者團體。大蕭條時期的新政使美國的總分館制圖書館系統趨于成熟，全國各地的社區和開發商打造劇場、音樂廳、游樂場，以及各式各樣的聚會場所。

但是在上世紀70年代，美國進入了一段收縮期，正如政治學家羅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他2000年出版的著作《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中所描繪的那樣。一些凝聚社會的制度，如婚姻，逐漸走向衰落；另一些則迅速瓦解：自1985年至1994年，市民積極參與社區組織的程度將近腰斬。收縮期的影響非常廣泛，波及到了帕特南關注的所有社交活動和每一人口群體。

70年代究竟發生了什么？社會學家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認為，彼時的政治事務重心發生了轉變：政府極大地減緩了建造公共場所的速度，“用于錨定社區生活的場所，比如圖書館、校園健身房和工會大堂，變得難以進入或是被徹底關停。帕特南則將原因部分歸結于道德和價值觀方面的變化，例如推崇和倡導脫韁一般的個人主義。但他發現當時最重要的因素是兩件廣泛普及的科技產品：汽車和電視機。

從二十世紀下半葉開始，美國人開著他們的車彼此越搬越遠，這助推了郊區的擴張，隨之而來的是人們“縮”進了后院露臺、私人泳池和更加個人化的生活中。下了汽車后，美國人又將自己“釘”在電視機前。1965年至1995年，普通成年人每周擁有6小時的消遣時間。他們本可以將那些時間（一年300小時！)貢獻于社區服務、籃球、閱讀、編織等等活動。但是他們只是將幾乎全部的空閑時間傾注在看電視上。

電視機改變了美國人的室內裝潢、人際關系乃至整個社會。1970年，僅有6%的六年級學生在其睡房裝有電視機；至1999年這一比例上升到77%。在90年代，夫妻之間每周一起看電視的時間接近其交談時間的四倍。把電視視作主要娛樂方式的人，對于所有帕特南定義的社交活動不太上心：志愿行動、教堂禮拜、晚餐派對、野餐、獻血，甚至是寄送賀卡。如同《妙探尋兇》（Clue）中的一宗謀殺案，美國社交紐帶的“死亡”背后有諸多“嫌疑人”。但是歸根結底，筆者相信最有可能的“罪魁禍首”顯而易見——就是那位在客廳里抱著電視機的法恩斯沃斯先生（電視機發明者）。

菲洛·泰勒·法恩斯沃斯，發明了以陰極射管及光電管為訊號來源的電子電視（圖源：維基百科）

智能手機如何模糊了

獨處與聚眾的界線？

如果說汽車和電視機這兩項二十世紀代表性的技術開啟了美國的孤獨時代，那么二十一世紀最“臭名昭著”的硬件設備則繼續加速和助推了全國性的反社交潮流。數不清的文章、書籍和新聞已經警告過美國人，智能手機對心理健康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對青少年的傷害。但是，考慮到智能手機對我們意識經驗產生的巨大沖擊，上述各種媒介的探討還是太保守了。根據一項研究，通常情況下一個人每天的清醒時長大約有900分鐘，而美國的兒童和青年在工作日平均每天花270分鐘使用手機，周末則是平均每天380分鐘。按照這項數據，手機時間占他們總清醒時長超過30%。

這些手機使用時間中有一些勉勉強強稱得上是社交，但是與面對面互動相比，分享視頻或者給朋友發信息只是一種蒼白、拙劣的模擬。比起擔憂年輕人用手機做什么，其實更令人擔憂的是他們沒有做什么。相比起數十年前，現在的年輕人已不再對考駕照、約會、擁有超過一位密友感興趣，甚至根本不會跟朋友們出門玩耍。上世紀90年代至今，聲稱自己幾乎每天都會在課余時間與朋友見面的男孩和女孩減少了將近五成，其中最急劇的下滑發生在2010年代。

外出社交的衰落不能被輕描淡寫地視為一種良性的代際變遷，類似于喜歡喇叭褲勝過緊身牛仔褲之類的偏好變化。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著作《焦慮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提到，放眼整個自然界，人類的童年包括青春期都是非常敏感的階段。盡管人類大腦在5歲時已發育至成年大小的90%，但其神經回路的成熟卻需要很長時間。我們冗長的童年可能是自然進化安排好的一段學徒時光，讓我們通過玩樂去發展社會性。最好的娛樂是到戶外去與其他孩子一起進行身體性的玩耍，讓他們在無人監督的情況下試探自身能力極限，學會處理沖突和忍受痛苦。但是如今，年輕人的注意力都灌注進了各種電子設備中，抽離出了他們的身體，剝奪了他們所需的物理世界教育。

青少年焦慮和抑郁已經接近歷史峰值：2023年政府對大學生的調查顯示，超過五成的女孩稱他們感到“持續的悲傷或無助。”這些數據令人震驚，但是也絲毫不令人意外。幼年的老鼠和猴子如果沒有經歷玩耍，會面臨社交和情緒障礙。如果我們這些自稱是“群居動物”的人類在這一點上有所區別，豈不是太奇怪了。

社會性發展不完善的童年幾乎必然導致社交障礙的成年。Tiktok上曾出現過一類熱門視頻，視頻中二十來歲的青少年用充滿創意的方式慶祝他們的朋友取消了聚會計劃。這些青少年的理由往往是他們太疲勞或是焦慮以至于無法出門。這些小視頻的確看起來非常有趣，而且其中傳達出的情緒可以共情，畢竟我們都知道忙里偷閑的滋味。但是這類視頻的數量龐大到令人不安。如果說有誰應該感到孤獨并極度需要真實世界的社交，你會覺得是二十來歲的年輕人，畢竟他們仍在療愈疫情幾年帶來的創傷。但是許多個夜晚，這些美國最被孤立的一代人甚至完全沒有打算走出家門。反之，他們打開攝像頭向全世界宣告不出門是多么愉快。

澳大利亞社交媒體禁令禁止全澳洲數以千計16歲以下的孩子，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TikTok在內的十個平臺（圖源：BBC）

如果年輕人感到被真實社交附帶的情緒代價淹沒，并且傾向于與密友也保持一定距離，說明手機不僅重塑了青春期，還重新定義了友誼及相關的心理。

上世紀60年代，心理學家歐文·奧特曼（Irwin Altman）與其同事共同提出了一種以親密度遞增為特征的“友誼公式”（friendship formula）。在友誼的早期，人們相互寒暄分享無關緊要的瑣事。隨著信任的建立，他們的對話內容會更深入，包括一些私人信息，直到最終袒露心跡變成輕而易舉的習慣。奧特曼隨后增加了一項重要提示：朋友之間既需要親密，也需要界限。獨處的時間對于恢復精力和維持健康關系至關重要。

Phones mean that solitude is more crowded than it used to be, and crowds are more solitary.

然而手機的存在意味著獨處時間比起過去更加嘈雜了，而人群卻變得更加孤獨。作家尼古拉斯·卡爾（Nicholas Carr）告訴筆者：“獨處與身處人群中曾經是涇渭分明的，界線幫助了我們。你可以同朋友們愉快地玩耍，然后在獨處時休息和思考。可是現在，我們出去社交時總是想著別處可能正在發生更加有趣的事情，而我們的獨處時間則被各種朋友、同事、陌生人和敵蜜的朋友圈和消息所侵染。

如果卡爾是對的，那么現代科技持續的對外連通使得恢復精力難上加難，許多人因此陷入慢性疲勞，如同一節行走的低電量電池。在一個健康的世界里，花大量時間獨處的人理應感受到那股古老的生理性沖動：我孤單寂寞，我應該去社交。但是我們的世界反之，抬手可得的居家娛樂、信息過量的網絡，還有發育不良的社交技巧，共同催生出一種詭異但普遍的現象：我孤單寂寞，疲憊不堪，感謝上帝聚會都取消了。

衰敗的“村落”

與仇恨滋養的政治

以家庭為基礎、以手機為媒介的文化，可以說鞏固了我們最親密和最疏遠的關系——由血緣和親密關系綁定的內圈（the inner ring）家人和摯友，以及由共同愛好連接的外圈“部落”（the out ring of tribe）。但是，這種文化氛圍正在大肆破壞處于中間一環的社會關系。學者鄧克爾曼（Dunkelman）稱之為“村落”（village），即那些生活在我們周圍的“熟悉但是并不親密”的人們。“他們是你的鄰居、你鎮上的居民，我們曾經非常了解他們但現在不了”，鄧克爾曼說。

然而，“村落”恰恰是我們練習建設性分歧和妥協的最佳場所。換句話說，“村落”是我們踐行民主的舞臺。正因如此，與“村落”衰退相伴而生的是一種怪異的政治，每一次選舉都如同生死存亡的戰斗，必須鏟除內部的敵人方可罷休。過去五十年里，研究美國選舉的相關機構邀請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為對立黨派評分，以“好感溫度計”為比喻，從0（冷淡/不看好）到100（非常熱情/看好）。2000年，僅有8%的黨派支持者給對方黨派打0分。到2020年，打0分的比例上升至40%。2021年的一項民調顯示，幾乎三分之一共和黨大學生稱他們甚至不會與一位民主黨人約會，而民主黨學生中則有超過三分之二對共和黨人持相同態度。

2024年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存在諸多因素，包括通貨膨脹以及對拜登政府的失望。但是特朗普成功可能還有一個原因，他代表了一種“部族”主導、消滅“村落”的表演型對立。他挑起陣營對立與仇視，煽動那些完全無法容忍政治分歧的選民。特朗普在拉票過程中就曾稱民主黨人為“民主的敵人”，稱新聞媒體為“人民的敵人”，并承諾“根除那些像害蟲一般生活在我們國家，竊取選舉果實的極左翼暴徒。”

本文作者

Derek Thompson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

本文評譯者

羅行健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國際事務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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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對｜覃筱靖

排版｜許梓烽

初審｜周宇笛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