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肉背后的女人

越是缺錢的人，賺錢越難？

Photo by Jordicosta fro m Pexel

文 / 呦呦鹿鳴

今天講兩個故事，故事背后都有一個“豬肉背后的女人”。

第一個故事發(fā)生在云南硯山縣，是最近真實發(fā)生的。

當?shù)赜幸晃?8歲的農(nóng)婦，楊某艷。她的丈夫，體弱多病無法外出務工，種地為生，收入微薄；她的大兒子，出去打工但因為沒賺到錢沒回家過年；她的小兒子，患先天性心臟病。

家里如此困難，怎么辦呢？2026年1月12日，她去生豬市場買了一頭毛豬回家，殺了豬，第二天一早把鮮豬肉拉到村口賣。這樣可以賺一些錢貼補家用。

不過，還沒有開始賣出第一塊肉，就遇到了當?shù)厥斜O(jiān)的執(zhí)法人員。執(zhí)法人員立即扣押了她全部342.8市斤的鮮豬肉，因為這些豬肉沒有加蓋生豬屠宰檢疫驗訖印章和肉品品質(zhì)檢驗合格章，也沒有《動物檢疫合格證明》和《肉品品質(zhì)檢驗合格證》，同時，還沒有建立銷售臺賬。

隨后，執(zhí)法人員做出處罰決定：沒收全部豬肉，罰款5000元。

執(zhí)法人員解釋說，本來呢，按照《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規(guī)，這種貨值不足1萬元的，罰款區(qū)間是10萬-15萬元，正是考慮到農(nóng)婦是首次違法，而且案發(fā)后積極配合調(diào)查，且家庭生活困難，家屬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經(jīng)濟負擔重，所以，減輕處罰，只罰5000塊。

總之，屬于青天大老爺法外開恩了。農(nóng)婦也找親戚借了錢，交上了罰款。但她同時也說，自己是個文盲，之前并不知道賣豬肉還有這樣的規(guī)定。

這個故事很小，但信息含量很大。如何看待這個故事？我們先放一放。

剛好我這兩天聽到了另一個故事，起因也是豬肉：

話說，一二十年前，起步于河南許昌的胖東來超市還沒有今天這樣舉國皆知，有一天，一位女顧客走出超市，滴滴滴，門口的報警器響了，保安上前查看，發(fā)現(xiàn)這位顧客偷了一盒五塊多錢的豬肉。當時，胖東來創(chuàng)始人于東來就讓保安跟著這位顧客去她家看看，果然，太窮了， 家徒四壁， 床上有一個生病的老人，家里還有一個上學的孩子。這位女顧客就說，怎么處罰我都可以，但請不要讓我孩子知道。于東來了解這個情況后，送了一批米面到她家里，還提供了一個工作崗位給她，尤其是，從那之后，胖東來取消了超市門口的報警器。

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挺可疑。首先，很多人在傳播這個故事，尤其是一些研學組織，但是，都是二手講述，我并未看到于東來本人，或者胖東來公司員工直接講過這個故事，在一本《胖東來故事手冊大全》里，也沒有這個故事。所以，我推測，這個故事可能是真的，但更可能是人們對享有盛譽的胖東來發(fā)揮了想象，是編造的。（可以確定的是，河南的朋友告訴我說，胖東來超市門口確實沒有報警器）

不過，這個故事的真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為什么這個故事會被傳播？

原因很簡單：人們需要這樣一個故事，期待這樣一個故事在現(xiàn)實中發(fā)生。

在這個故事的背后，是這樣的一個命題：當一個人因為家庭貧窮，因為缺乏食物，而去做一些輕微違法的錯事時，我們應該怎樣對待他/她？

有人說，違法了就處罰，這有什么好說的。

其實，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律并不冷冰冰的，之所以讓人感覺冷冰冰，是有些人學法用法執(zhí)法多了，失去了人味，也扭曲了法律。

比如云南這位農(nóng)婦。沒錯，依照《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和《食品安全法》，是可以罰款，否則，有人賣病豬肉怎么辦？食品安全怎么辦？但是，同一位階的《行政處罰法》第33條也規(guī)定：

“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處罰。初次違法且危害后果輕微并及時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處罰。當事人有證據(jù)足以證明沒有主觀過錯的，不予行政處罰。”

這位農(nóng)婦第一次殺豬賣，屬于“初次違法”；剛剛到村口擺攤，一斤豬肉都還沒有賣出去，屬于“危害后果輕微”；文盲不知法規(guī)且是因為家境困難才殺豬賣，主觀上過錯很輕微或者沒有過錯。這三種情況，都可以依法不處罰。

這個縣的執(zhí)法人員肯定也知道《行政處罰法》，但他們不運用。這就是執(zhí)法者失了人情，少了人味，也歪了法律。

正是因為這類執(zhí)法故事屢屢出現(xiàn)，人們才會希望那個“偷豬肉的女人”故事發(fā)生。這個故事的核心是超市拆掉了警報門，暗示放棄了對某一類法律的執(zhí)行。它是一個夢。

云南這位農(nóng)婦的遭遇在法律上也有術語：“罰當其過”。而且，它也引起一些有識之士的警覺。比如，2024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雪樵提到了一個案件：一個74歲個體經(jīng)營戶因銷售一瓶78元過期葡萄酒被罰款5萬元，經(jīng)營戶認為處罰過重，經(jīng)法院一審、二審、再審，6年訴訟未果、申訴無門，最后，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介入，召開聽證會公開審查，才督促當?shù)爻蜂N了處罰。

為什么一個顯而易見的罰當其過問題，經(jīng)歷那么多司法機關仍然糾正不了呢？

因為系統(tǒng)麻木了。

麻木是一種病。這種病，需要治。怎么治？人們從講一個“偷豬肉的女人”故事開始治它。

我們需要進一步問的是：如果我們的社會讓一個人困頓到吃不起5塊錢豬肉要去偷的時候，是不是說明，有問題的不僅僅是這個偷豬肉的人？甚至，是不是在這個人去偷豬肉之前，問題就已經(jīng)發(fā)生并長期存在了？

比如云南這位殺豬賣肉的農(nóng)婦，如果我們細細往前看，往深看，就會發(fā)現(xiàn)：她之所以無法提供檢疫合格證明，是因為，根據(jù)《生豬屠宰管理條例》，國家實行生豬定點屠宰、集中檢疫制度，她作為自宰自賣的個體，即便她去申請檢疫，也是不可能獲批的。

在這種定點屠宰、集中檢疫的條例下，當下生豬市場天然走向生豬養(yǎng)殖和屠宰壟斷，天然排斥農(nóng)戶個體。

就在2026年3月，全國兩會期間，來自湖北的全國人大代表田淑嫻就提到，在她的家鄉(xiāng)赤壁市，年出欄雞鴨376萬只，超過80%來自家庭式、分散的小型養(yǎng)殖場，那么，集中屠宰對于他們就是很大的難題，一方面，建一個標準化屠宰設施要投入50萬元，不經(jīng)濟，另一方面，聘請官方獸醫(yī)覆蓋“少量多次”的零散屠宰，人力缺口高達10倍。養(yǎng)殖戶們要么冒著被重罰的風險“裸奔”銷售，要么就只能看著市場上的機會白白流失。總結起來就是“合法成本高、違法風險大”。因此，她在現(xiàn)場向最高法、最高檢提出了兩點審議建議：一是請法院發(fā)揮裁判指引作用，守住“過罰相當”的底線；二是請檢察院深化法律監(jiān)督職能，在“執(zhí)法”與“服務”間穿針引線。

現(xiàn)實中，很多人和那位云南農(nóng)婦一樣，當試圖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扭轉家庭困境時，每每有一種人力之外的無力感。可以起早貪黑，可以拼命，但總有一些忽然的、意料之外的風險從天而降。越是缺錢的人，賺錢越難。

為什么會這樣呢？因為我們在追求某種社會秩序和總體價值的時候，往往會由某些個體來承受具體的代價。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成功地避開成為這個代價。但有些人，避不開。

我想，一個良法善治的社會，應該做的，就是避免在追求社會總體價值的同時，讓一些個體去承受不應該由他/她來承受的代價。

畢竟，當一個社會讓一個人因為生活困難、因為食物而不得不違法的時候，這個法律本身，甚至這個系統(tǒng)本身，也就岌岌可危了。

所以，我更愿意將這樣兩個“豬肉背后的女人”故事，視為一個警報，一個隱晦但重要的盛世危言。你說，對嗎？

呦呦鹿鳴20260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