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已經騎虎難下？為何局勢升級對伊朗有利｜GBA編譯

譯者按 ·2026·03·20

3月18日伊朗證實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在空襲中身亡。伊朗議長就霍爾木茲海峽局勢發聲，稱不會恢復至“戰前狀態”。中東局勢激化的同時，特朗普執政班底也出現人員松動。美國國家反恐中心主任喬·肯特17日宣布辭職，并在一封致特朗普的信中說，“無法昧著良心支持對伊朗的戰爭”。

在“斬首”伊朗多名高級官員后，美國戰略卻始終搖擺不定。其一昧依賴于“敵方政治迅速崩潰”的戰略失誤早在越戰中就有體現。相比之下，伊朗“橫向升級”的戰略正逐漸擠壓特朗普自身支持的基礎盤，恐將美國拖向更深的戰爭泥潭。

本文原載于《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原題為“Why Escalation Favors Iran: America and Israel May Have Bitten Off More Than They Can Chew”， 囿于篇幅，有所刪減，供讀者參考。

2月28日啟動的“史詩狂怒行動”（Operation Epic Fury）——針對伊朗的美以聯合軍事攻勢——在最初幾個小時內，就展現了現代精確戰爭的非凡威力。美以聯軍的空襲擊斃了（前）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以及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高級指揮官和關鍵情報官員。華盛頓和耶路撒冷方面稱，此次行動旨在重創德黑蘭的指揮體系并動搖該政權，是一記決定性打擊。

然而，短短數小時內，人們對精準斬首打擊能限制戰爭規模的希望便化為泡影。伊朗不僅向以色列，還向整個海灣地區發射了數百枚彈道導彈和無人機。特拉維夫和海法響起了防空警報。導彈在多哈和阿布扎比上空與攔截彈相撞。在卡塔爾的烏代德空軍基地（Al Udeid Air Base）——美國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指揮部——人員紛紛躲進掩體，攔截導彈在頭頂呼嘯而過。位于阿聯酋達夫拉（Al Dhafra）和科威特阿里·薩勒姆的美國基地防空系統迅速啟動。沙特阿拉伯的蘇丹王子空軍基地（Prince Sultan Air Base）報告稱有無人機來襲。在巴林美國第五艦隊總部附近，海軍部隊已進入高度戒備狀態。

伊朗的反擊給海灣地區帶來了巨大影響：造成平民傷亡、機場關閉、航運和石油出口受到威脅，并損害了該地區穩定與安全的形象。迪拜海濱一家標志性酒店因一架被攔截的無人機殘骸墜入高層而起火。科威特當局報告稱，民用機場設施附近遭到破壞。據新聞報道，數艘油輪在霍爾木茲海峽附近遭到襲擊，導致穿越海灣的航運保險費率飆升。沖突爆發后不久，原油期貨價格急劇上漲，全球最關鍵能源咽喉要道之一可能持續中斷的風險導致價格飆升。

Decapitation strikes, in particular, create powerful incentives for horizontal escalation: when a regime survives the loss of its leader, it must demonstrate resilience quickly by widening the conflict.

伊朗的襲擊絕不能視為零星的報復行為，或是“垂死”政權的垂死掙扎。相反，這些行動體現了一種“橫向升級”（horizontal escalation）的戰略，旨在通過擴大沖突范圍、延長沖突持續時間來改變沖突的利害關系。這種戰略使實力較弱的交戰方能夠改變強大敵人的盤算。而且，這種戰略在過去曾奏效，并給美國造成了不利影響。在越南和塞爾維亞，美國的對手面對美國壓倒性的空中力量展示時，都采取了“橫向升級”的策略：前者最終導致美國戰敗；后者則挫敗了美國的戰爭目標，并引發了二戰以來歐洲最嚴重的種族清洗事件。“斬首行動”更是為“橫向升級”提供強有力的動機：當一個政權在失去領導人后幸存下來，它必須通過擴大沖突范圍來迅速展示其韌性。盡管美國已對伊朗造成了巨大打擊，但它必須正視伊朗反擊所帶來的影響。否則，它將發現自己正在失去對這場由其挑起的戰爭的控制。

美國駐科威特大使館院內起火并冒出濃煙（圖源：法新社）

沖突的遠景

所謂“橫向升級”，是指一國通過擴大沖突的地理和政治范圍，而非在單一戰區進行“垂直升級”來加劇沖突。作為一種戰略，這對軍事對抗中的弱勢一方尤其有吸引力。弱勢一方不再試圖從正面擊敗更強大的對手，而是通過擴大風險領域——將更多國家、經濟部門和國內公眾卷入沖突范圍——來分散對手的注意力。伊朗無法在常規軍事對抗中擊敗美國或以色列。它也不需要這樣做。其目標是獲得更大的政治影響力。

“橫向升級”戰略遵循著一種可辨識的模式。首先，伊朗展現出了韌性（resilience）。在美國發動旨在癱瘓伊朗軍隊的“斬首行動”，最高領袖及多名高級指揮官遇襲身亡后數小時內，德黑蘭便發動了大規模報復行動，以此表明其指揮體系和作戰能力依然運轉如常。

其次，伊朗已將沖突范圍擴大到其領土之外，造成了“風險擴散”（multiplication of exposure）效應。伊朗并未將報復行動僅限于以色列，而是襲擊或瞄準了至少九個國家的目標，其中大多數國家都駐有美軍：阿塞拜疆、巴林、希臘、伊拉克、約旦、科威特、卡塔爾、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這一信號不言而喻：那些駐有美軍的國家將面臨嚴重后果，而以色列和美國挑起的戰爭將進一步蔓延。

第三，伊朗通過其襲擊行動將沖突政治化。伊朗的報復行動導致機場關閉、商業設施遭焚毀、外籍工人遇害，以及能源和保險市場陷入混亂。海灣國家領導人被迫出面安撫外國投資者和游客。這場戰爭已蔓延至企業和議會。在美國，戰爭范圍的不斷擴大令國會議員們感到震驚。目前多方卷入沖突，各懷不同利益，彼此之間缺乏充分協調，且任何一方都有能力將局勢升級推向華盛頓無法控制的境地。

伊朗戰略的最后一點在于時間。多國承受壓力的時間越長，該地區各國國內及國家間的政治局勢就越可能加劇沖突。中東沒有類似北約的組織，也沒有一位美國將軍能有效統籌指揮針對伊朗所有目標國家的軍事行動，因此出現溝通失誤的風險極高。例如，美國官員曾提出在伊朗庫爾德地區煽動民族起義，以此打擊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但此舉可能會引發伊拉克、敘利亞和土耳其的反應，這些國家都不希望該地區出現強大的庫爾德叛亂勢力。近期在科威特上空發生的誤擊事件中，三架美軍戰機被擊落，這也凸顯了在試圖遏制伊朗在海灣地區升級行動時，美軍所面臨的后勤和協調難題。

伊朗外交部公開重申了這一論調，將導彈襲擊定性為針對該地區所有“敵對勢力”（hostile forces）的正當回應。這種表述將伊朗遭受襲擊的責任范圍從以色列和美國擴大到了更廣泛的、與美國結盟的海灣秩序。盡管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已就襲擊事件向海灣鄰國致歉，但任命一位與革命衛隊關系密切的新最高領袖，表明此類姿態更多是戰術性的，而非德黑蘭打算放棄其“橫向升級”戰略的信號。從根本上說，伊朗的“橫向升級”是一種政治策略。它直接針對伊朗試圖說服的受眾：即該地區那些在意識形態上可能與伊朗不一致、但普遍對以色列持負面態度的穆斯林群體。

阿聯酋城市沙迦已成為伊朗擴大沖突后的襲擊目標（圖源：美聯社）

雷霆萬鈞的意外

“史詩狂怒”行動絕非美國首次基于“壓倒性的空中優勢足以迫使敵方迅速政治崩潰”這一信念采取行動。美國在越戰中就已暴露了這一假設的局限性。

到1967年，美國在北越（North Vietnam）投下的炸彈總噸位已達到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使用量的三倍。1965年啟動的“滾雷行動”（Operation Rolling Thunder）旨在瓦解河內的意志，并摧毀其作戰能力。華盛頓擁有壓倒性的制空權和明顯的升級優勢，這意味著隨著華盛頓不斷升級沖突，北越根本無法指望與美國進行針鋒相對的對抗。到1967年秋季，美國空軍已將北越軍力賴以生存的關鍵通信、軍事和工業中心及交通要道摧毀殆盡。

但僅僅幾個月后，即1968年1月，北越和越共部隊對南越境內100多個城市和城鎮發動了協同進攻。他們攻破了西貢的美國大使館區，在順化（Hue）激戰數周，并同時襲擊了各省會城市。盡管這次攻勢使越共軍隊付出了沉重代價，但它徹底粉碎了南越和美國即將獲勝的幻想。

林登·約翰遜總統隨即宣布不再尋求連任。公眾對戰爭的信心逐漸動搖。盡管美軍的火力依然占據優勢，但戰爭的政治走向已然發生轉變。

這段歷史的意義在于，失敗并非在于轟炸戰術，而在于河內采取了“橫向升級”策略，將沖突范圍從農村戰場擴展到南越的城市和政治神經中樞，從而將一場軍事對抗轉變為全國性的政治動蕩，并重新塑造了華盛頓的國內考量。在越南，美國從未打過敗仗——但它最終還是輸掉了這場戰爭。

“精準打擊”卻失之毫厘

三十年后，北約在科索沃沖突中采用了截然不同的空中力量理論。1999年的“聯合力量”行動——最初計劃為期三天，旨在打擊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及其周邊的51個目標——強調對塞爾維亞軍事設施和領導層目標實施精確打擊。西方領導人原本預期這是一場迅速而成功的軍事行動。塞爾維亞政權即便不會垮臺，也會因此削弱。甚至有炸彈落在了塞爾維亞總統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的官邸上。

對北約而言，科索沃行動最終取得了成功——但這并非一蹴而就，也并非僅靠精確打擊來實現。行動的成功證明，政治韌性和聯盟管理是決定性因素。在這兩個案例中——無論是對越南的大規模轟炸，還是對塞爾維亞的精確打擊——空中力量雖造成了震懾和破壞，但并不能自動決定政治結果。對手通過采取“橫向升級”策略，擴大了沖突范圍或延長了沖突時間。如今，伊朗似乎正在將這一經驗教訓應用到海灣地區。

1999年，諾維薩德墻上的反北約涂鴉，這座城市也受到北約轟炸（圖源：維基百科）

伊朗的目的為何？

伊朗的報復行動有著明確的政治目的。首先，德黑蘭希望打破海灣地區“不會被打擊”的印象。迪拜和多哈等城市向世界標榜自己是安全的金融、旅游和物流樞紐。當導彈警報打亂了迪拜國際機場（全球最繁忙的機場之一）的運營時，其聲譽損失遠大于伊朗造成的任何物質破壞。據報道，阿聯酋有外籍勞工遇難，這凸顯出海灣國家平民的安全已不再有保障。攔截導彈在這些貿易樞紐上空爆炸的景象，可能會令投資者感到不安。

其次，伊朗提高了海灣國家入駐美軍的政治成本。通過對烏代德、達夫拉和蘇爾坦親王基地附近發動襲擊，德黑蘭方面發出了明確信號：與華盛頓結盟意味著將面臨遭受襲擊的風險。海灣國家領導人必須在盟友承諾與國內及經濟穩定之間尋求平衡。

第三，德黑蘭正在塑造關于地區秩序的敘事。通過將其行動描繪為對美以兩國旨在實現地區霸權行動的抵抗，伊朗試圖在海灣國家領導人與其民眾之間制造隔閡——這種隔閡可能會隨著沖突的持續而加深。

第四，伊朗正在利用經濟咽喉要道。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運輸需經霍爾木茲海峽。初步航運數據顯示，自戰爭爆發以來，該海峽的航運量已下降約75%。即使只是部分且持久的運輸中斷——無論是因導彈襲擊、海軍事件還是保險成本上升所致——都會立即產生全球連鎖反應，加劇美國和歐洲對通脹的擔憂及國內政治壓力。這些目標均無需戰場勝利，只需伊朗具備持久戰能力。

時間的代價

“橫向升級”不僅僅意味著打擊更廣泛的目標。其更深遠的影響在于改變對手對風險的認知。在短期戰爭中，風險以出動架次和攔截率為衡量標準；而在長期沖突中，風險則延伸至政治領域。曠日持久的沖突迫使各方做出艱難抉擇。

如果戰爭拖長，那些已悄然擴大與以色列安全合作的海灣國家政府，可能不得不讓這種結盟關系更加公開化。這種公開化是危險的。阿拉伯公眾依然強烈反對以色列在該地區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軍事姿態。沖突持續的時間越長，統治者就越難在不犧牲國內合法性的前提下維持與以色列的伙伴關系。“橫向升級”正不斷擠壓著政府與其社會之間的脆弱縫隙。

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也將重塑美國政壇。一次突如其來的斬首行動或許能凝聚對美國總統的支持，至少在短期內如此——盡管民調顯示，開戰僅一周，大多數美國人就已經反對這場戰爭。一場以能源價格飆升、美軍傷亡和目標不明為特征的曠日持久的地區戰爭，將引發國內不安。特朗普總統政治聯盟中的相當一部分人一直對卷入中東事務持謹慎態度，并指責美國領導人只是追隨以色列的步伐。美軍行動持續的時間越長，特朗普自身支持基礎內的裂痕就可能越大。

3月7日，人們在美國紐約參加集會游行，抗議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圖源：新華社）

跨大西洋關系可能因此出現緊張。歐洲各國政府正面臨能源價格波動和移民壓力的嚴峻考驗。如果華盛頓升級沖突，而歐洲各國卻希望遏制沖突，雙方的立場可能會產生分歧，因為歐洲人試圖與這場戰爭保持距離。正如科索沃戰爭所表明的，聯盟的團結需要持續的政治管理。如果歐洲各國決定限制其領土用于后勤補給和空中加油飛行，美國將發現持續轟炸面臨的挑戰是巨大的。英國對美軍飛機長期以來從英國屬地迪戈加西亞島（Diego Garcia）執行任務的政策早已感到不適。為了換取歐洲在針對伊朗的行動中提供支持，華盛頓可能不得不更多地致力于歐洲在烏克蘭的軍事目標——盡管這可能會進一步激怒總統的“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基本盤。

最后，戰爭的拖延會加劇非對稱威脅（asymmetric threats）。海灣地區的沖突若持續擴大，非國家行為體很可能卷入其中，尤其是如果美軍地面部隊哪怕只是有限度地介入的話。那些企圖利用地區民怨的新興及現有武裝組織，可能會將公開支持美國軍事行動的領導人作為襲擊目標。最初僅限于國家間的導彈交火，最終可能演變為一場更廣泛的暴力與動蕩。

戰略抉擇

如果伊朗的戰略是擴大沖突并將其政治化，美國將面臨一個選擇。一條路徑是加倍下注：美國可以通過投入更多空中力量來加強空襲行動，以壓制伊朗的發射能力，并為擴大對空域的控制和地面監視創造條件。正如20世紀90年代對伊拉克實施禁飛區一樣，加倍下注以重新確立升級主導權和控制權，無異于對伊朗領空實施永久性的軍事遏制和控制戰略，這種狀態可能持續數年。20世紀90年代對伊拉克采取的正是這種長期空中控制和監視策略，這為2003年美國的地面入侵埋下了伏筆。永久性的空中占領無法帶來政治控制，而若缺乏更強有力的政治控制，伊朗仍將對美國利益構成切實威脅——尤其是鑒于其核計劃以某種形式持續存在。由此可見，表面上看似克制的政策，實際上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軍事介入。

另一種選擇是結束軍事部署：華盛頓可以宣布目標已“達成”，并撤回在伊朗附近集結的龐大空軍和海軍力量。短期內，特朗普政府將面臨強烈的政治批評，指責其可能未完成任務。然而，這一政策將使政府能夠轉向處理其他問題，例如應對國內的經濟需求，并限制其對伊朗發動襲擊這一決定所引發的政治反噬。

因此，特朗普正面臨兩難抉擇，必須判斷華盛頓是應現在承受短期但有限的政治代價，還是日后承受更持久且更不確定的政治代價。并不存在能為華盛頓帶來更多政治收益的“完美退路”。當前的每種選擇都伴隨著政治代價和風險；先發制人的打擊或許解決了戰術問題，卻制造了戰略難題。鑒于這些現實，對美國而言，最明智的選擇或許是現在接受有限的損失，而非冒險在未來承受累積的損失。

此次擊斃伊朗領導層的空襲展現了高超的戰術造詣。然而，戰術造詣不等于戰略。伊朗的報復行動——覆蓋范圍廣、經濟破壞力強且政治考量周密——旨在重塑沖突的格局。通過擴大戰場范圍并延長戰爭時間，德黑蘭正將這場較量從軍事能力的較量轉向政治耐力的較量。

在越戰中，美國或許能在多數戰役中獲勝；在塞爾維亞，美國或許能在持續施壓后最終取勝。但在這兩場戰爭中，決定勝負的關鍵戰場并非空軍力量帶來的初期沖擊，而是不斷擴大的戰爭所引發的政治博弈。

這場戰爭的決定性階段并非始于首次打擊，而是始于隨后的地區危機——多國首都啟動防空系統，機場停運，市場劇烈震蕩，聯盟關系趨于緊張。這場沖突究竟只是一個可控的插曲，還是會演變為美國長期的戰略挫折，關鍵不在于下一輪導彈襲擊，而在于華盛頓能否認清敵方正在展開的戰略，并以同樣清晰的戰略予以應對。

本文作者

Robert A. Pape

芝加哥大學“安全與威脅項目”主任，政治學教授。

本文譯者

周宇笛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GBA學術編譯組成員。

大灣區評論

事實·洞見·影響

| 免責聲明 |

本文所闡述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立場，不代表大灣區評論或IIA機構立場。

| 編譯原創聲明 |

本文編譯版權歸微信訂閱號“大灣區評論”所有，未經允許任何單位或個人不得轉載、復制或以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本文部分或全部內容，侵權必究。公眾號授權事宜請直接于文章下方留言，其他授權事宜請聯系IIA-paper@cuhk.edu.cn。

GBA 新傳媒

校對｜覃筱靖

排版｜詹蘊第

初審｜王希圣

終審｜馮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