縣城“貴婦”，也開始收縮消費了

貼著招租廣告的打印紙逐漸開始泛黃。

假期不過剛兩周，曾經短暫喧鬧過的縣城就又歸于寂靜了，原本對節(jié)假日帶來的“繁華生意”還抱有幻想的人，在如今“空蕩街頭”沖擊的現(xiàn)實中，也逐漸趨于了理智。街道中心目之所及，四處盡是明晃晃關閉的卷閘門，以及隔著玻璃櫥窗但貼著大黃色紙張的“降價、轉讓、不干了”等宣傳告示。

在縣城經營咖啡店的孫麗不到9點就開了門，但直到12點，“也才做了6杯咖啡，2杯還是給我閨蜜送的。”

一杯咖啡18-38，孫麗的“精品咖啡店”3年前剛開業(yè)時，也曾紅火過一段時間，“那時，縣城喝咖啡的人并不多，很多人的消費還停留在甜品奶茶，我想做個不僅能喝咖啡，還可以提供社交場合，大家聊聊天的地方。”

盡管一開始，孫麗的咖啡店并不被看好，但孫麗還是在其中看到了商機，“縣城男人們聊天談事需要酒局包間，那女人們也需要除麻將桌以外的地方。”孫麗的眼光彼時并沒有出錯。

新開的咖啡館很快就成了縣城的網紅地，客群也從80、90后的上班族逐漸延伸為更多年齡段的人，“60、70后一些家境不錯的阿姨也會來消費聊天，拍照體驗一下年輕人的生活。”而周末學生群體的結伴打卡更是讓這個咖啡店成了當?shù)赜懻摕岫炔恍〉牡貥恕?/p>

好景不長，咖啡館開了不到一年，“看到我生意還不錯，同品類好幾家也就跟著模仿起來了，新店一多，‘價格戰(zhàn)’就不得不成了獲客主流渠道。”

但真正的沖擊并不只有這些，沒有多久，一些原本只在一二線城市經營的咖啡連鎖品牌也開始“下放”身姿，走向了縣城。“客流很快就沖散了，大家就算再愛這環(huán)境，也抵不住9.9一杯的誘惑，有些人也會自帶飲品坐在店里，你說，縣城就這么大點地方，也不好直接趕人走，傳出去生意可咋做。”

盡管過年期間的生意還能看，“很多返鄉(xiāng)休假的年輕人都不免來喝上幾杯，但隨著收假返工，整條街上都看不到幾個人，更別說店里了。”

而原先的老客群也在家庭“經濟收縮”的過程里，逐漸減少了咖啡這項非必要不支出。“真養(yǎng)成咖啡習慣的人，也會給家里買個咖啡機，大部分人都品不出好壞的，超市網店速溶的那些咖啡包成了消費主力，一杯成本都到不了3塊。”

孫麗面對人煙稀少的現(xiàn)狀，只得另尋出路，她也希望像大城市精品咖啡館一樣，搞點類似的交流讀書插花分享活動，“但辦了3回就辦不下去了，總有點水土不服，看起來土洋土洋怪怪的，現(xiàn)在大部分人生活都是務實為主了，以前好的時候能搞點精神追求，現(xiàn)在都忙著過自己日子呢，哎，都不容易。就我知道的幾個此前花錢大方當房東的姐，現(xiàn)在也都不出門打麻將了，還說想尋摸看能做個啥活不，這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孫麗已經開始核算起了成本，“一天賣夠20杯才能包住，多了算我的工資，僅靠一個春節(jié)想拉動整年成本，幾乎不太可能，也許再撐幾個月，也就跟對面那個服裝店一樣，要關門進城打工了。”

的確，和收假前家長帶著孩子們采買新衣的熱鬧相比，如今，不管是縣城內部的商場，還是街道上的鋪面，都顯得空落落的，打眼望去，并沒有幾個真正逛街的行人。

不過，張萍還是不死心。天好的時候，張萍端了小板凳放在門口。張萍經營一家女裝店，大部分時候她都在和隔壁鄰居王姐有一搭沒一搭的聊天，不過眼睛到底還是警覺的，一旦發(fā)覺有人經過，張萍就會立即上前，擋住去路，并及時攀談，“便宜處理呢，進來隨便看看，可以試。”

張萍期望能在最近1周就把店里的衣服清完，她和房東的租約只剩不到兩周了。約摸20平左右的店面里，張萍店里掛著的都是年輕女裝，

雖然對比城市早已掛上春裝不同的是，張萍店里還在處理降價銷售羽絨服、毛衣等品類，但這些在精品服裝店至少300元起步的棉衣，張萍還是用鮮紅的大字寫上了99元-199元，而毛衣的促銷力度更是達到39、59、100元兩件等價位。

有人找張萍砍價，“100塊3件行不？能行的話就掏錢了。”起初張萍并不愿意，“妹子，已經降價處理了，我連本都包不住。”但在顧客放下衣服，往出走后，張萍還是明顯地嘆了口氣，然后拉住了顧客的手，“好好好，我給你裝著吧。”

少了此前買完東西后的熱情寒暄，只有多了一些賣出東西后的如釋重負。張萍開始吐槽，“這100元是近兩天收到的最大流水，前天滿打滿算，就賣了150。”

很多店里“盛大開業(yè)”的告示還沒來得及撤下，寫著“不干了，10元起”的黃紙就已經貼上了。

有關縣城凋敝的討論由來已久，這或許并不新鮮，只是人們從來都缺失一個真正的切口深入到對于縣城的生活細節(jié)觀察里。

在張萍的講述中，不大的縣城里，因為缺乏活力和流動，各種職業(yè)的“世襲”都非常普遍。且不論最受縣城人青睞的吃“公家糧”的公務員和事業(yè)編制工作，依靠上一代的關系和運作影響有多大。

包括很多做店鋪小生意的人，餐飲的，服裝的，商店的，五金的……“也都是兩代甚至幾代人做，有的店幾十年連地方都沒挪過，在縣城做生意，離不開熟人的介紹和圈子，不過現(xiàn)在人也越來越少，好些幾十年老店都關門了。”

張萍的服裝店就是，沒結婚前，一直是婆婆經營，“賣些中老年女性的衣服，那時候生意是真的好，我婆婆店里動不動一個姐就買幾千塊錢的衣服，上新了電話消息更是不停，都讓給預留著，衣服根本不愁賣，全是熟人照顧。”

但張萍結婚后，婆婆的生活重心逐漸放在了看孫孫和出門打麻將上，店面的運營自然而然也就交給了張萍，“覺得年輕人主意多，賣些年輕女也好著。”但想象終歸只是想象，曾經靠店面運營能維持家中支出的幻想，在如今日均200元不到的流水中逐漸被打破，“真不如進城打工，現(xiàn)在這情況連房租都要付不起。”

張萍的情緒或許代表了街上許多商家的心聲。對于當前的縣城市場來說，頻繁的轉讓和更新絕不是淺顯的“旺鋪招租”，“生意好能掙錢的話，人又不傻，哪有把錢推給別人掙得說法啊。”

而和張萍聊天的王姐，雖然近幾年生意不好做，但并不著急轉讓，一部分的原因和底氣也來源于其店面不需要租金，“是她家自己的房子。”這讓王姐看起來多了幾分坦然，不過除過自家還在營業(yè)的店面，租給別人的好幾個鋪子也不意外已經關了門。“空了兩個多月了，沒人租，連問的電話都沒幾個。”

王姐家的門面房自蓋好從沒愁過租客，“租金也都按時交呢。”王姐把兩層都租給了早先一家‘品牌’服裝店，一層一年能租個小5萬，二樓少點，但兩個一起租7、8萬是沒有問題的。”

租金按時交，續(xù)租也不含糊，意味著，早先縣城的生意并不難做，“最起碼掙多掙少總有錢掙。”不過申請降租的開始從2020年年初有了端倪，原本租6萬一年的鋪子，“給人降到了4萬5，本以為這就是底線，沒想到這兩年，幾乎每到交錢的時候就得跟租戶掰扯，一次降個1千2千，現(xiàn)在都降到3萬8了，就這，人家還說租完這個月就退租打工啊。”

雖然同為做買賣的人，但王姐也深知如今生意難做，“大家伙手里沒錢了。我以前還想著攢點錢以后把孫子送出國留學，現(xiàn)在是不敢做這夢了，房子空一天是一天，壓根沒人問。”

租鋪子經營的人和租房用于居住的人本質上是兩個群體，不像是那些為著生活居無定所，只能靠打工四海為家的人，“做生意的，多少還有點投資的本錢，沒有說今天做完，明天就關門的。”大都是希望能走的更長遠，經營的更紅火，“押一付六的都很少見，以前哪個不是一年起租。”

一個普通店面，不管是經營餐飲還是服裝服務，從租門面裝修到一點點收回成本，再到最后正式盈利，周期肯定都得好幾個月。“有的攤子鋪的大，光是收回成本就得至少大半年，流水跟不上，可不都愁的要命。”

隨著新一代年輕人群的出現(xiàn)，對于那些走出縣城去往大城市工作的人來講，“見識過新的生活的人，也沒法再心甘情愿回到我們這小地方。”至于下一輩子女的教育，更是年輕人離開縣城，選擇進城務工的一個較重籌碼。

出身普通的孩子，學習幾乎就是改變人生的唯一途徑。因此，家長們拼盡全力也想離開縣城，去往更大的城市安家落戶，就是為了孩子能夠接受更加優(yōu)質的教育資源。

這或許也從另外層面解釋了，為何如今縣城生意難做，商鋪難租，經濟發(fā)展緩慢。因為從根本上來講，不過就是“人”的問題。縣城“凋敝”受到了人口外流和人口自然增長率連年下降的影響。

當然，線上購物的興起以及物流的完善也給傳統(tǒng)的街邊商鋪帶來了巨大沖擊。當消費者足不出戶就能買到全球各地的商品時，傳統(tǒng)線下商鋪的優(yōu)勢也不復存在。而在電商大潮的席卷下，縣城的商鋪自然也難逃厄運。

除了服裝，教育、美容、包括餐飲等行業(yè)的商鋪同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zhàn)。“今年上半年，縣里不少餐飲店每天至少有一半的時間是空著的。”

做生意從來都是謹慎的，而關門卻也是“逼不得已”。

和大城市的燈紅酒綠以及繁華商業(yè)相比，縣城往往會讓人聯(lián)想到煙火氣，人情味，說好聽點，多透著一種安逸和閑適。但說不好聽點，“也是一種懶散和安于現(xiàn)狀。”的確，至少早幾年的縣城是這樣的。

人們習慣于人和人之間靠共同認識的人連接，關系和關系的凝結從來都有自己的系統(tǒng)和體系，就連做生意，也都有一條街干一條街的事情，“出門打個招呼，哪個不是照應。”

但時間飛逝，這樣的“快活”也逐漸被打破，越來越多的人發(fā)現(xiàn)，縣城逐漸成為“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故鄉(xiāng)”。

而居住于此的人，也再沒了完全的坦然和閑適。

就像張萍說的，“縣城房東們都開始拼多多講究性價比了，原來真的沒有人能一輩子有錢啊。”

· 應受訪者要求，文內人物為化名。

本文創(chuàng)作團隊

撰文 | 湯加

文內圖片 | 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