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叢林世界，中國迫切需要“不干預主義2.0版”

對話鄭永年：

叢林世界，中國迫切需要

“不干預主義2.0版”

Dialoge 2026.03.09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是否可能重現？

如何看待美以伊戰爭與俄烏戰爭的關聯？以及俄羅斯背后的戰略考量？

舊秩序已經崩塌，當下這種“無政府狀態”是否會成為“新常態”？

我們應該如何保護海外利益和避免海外風險傳遞到國內？

在叢林法則橫行時，中國還要繼續實行“不結盟”“不干預”政策嗎？

編者按

2026.03.09

中東戰火還在持續燃燒。一邊是伊朗方面宣布穆杰塔巴·哈梅內伊當選伊朗新任最高領袖，另一邊是美國特朗普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采訪時稱，伊朗任命的新領導人“必須得到我們的批準”，否則“他就不會維持太久”。當戰火外溢、油價飆升、國際貿易受阻、全球能源與航運市場劇烈震蕩，這已不是“中東局部”的戰爭，而是一場正在重塑全球經濟與地緣格局的風暴眼。

當舊秩序崩塌、叢林法則橫行，中國還能置身事外嗎？如何構建一道既能抵御外部沖擊，又不至于因過度防御而錯失全球化機遇的“防火墻”？承接上篇對話（詳見），《大灣區評論》再次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王希圣

對話時間：2026.03.09

大灣區評論：

近日，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后，布倫特原油單日漲幅超過8%，歐洲天然氣期貨價格暴漲40%，全球航運戰爭險保費激增。從目前戰爭發展態勢來看，是否可能會重現1970年代的石油危機？

鄭永年：

從世界能源結構的整體上看，全世界并不缺石油，中東、拉美、俄羅斯都在產油。美國盡管是能源消費大國，但其本身也已經成為一個能源大國，并且特朗普政府也一直在積極發展能源。現在的經濟結構跟70年代不同，不見得會重演1970年代的那樣的危機場景；從長期看，不一定會產生顛覆性的影響。不過，短期影響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巨大的。這幾天不僅是亞洲、歐洲的能源價格上漲，黃金價格也在劇烈波動。有幾個因素是大家需要考慮的。

首先，這種變化會持續多久，還要取決于戰爭的進程。如果像特朗普所說，在一兩周或者四周內就結束，那么不至于出現大危機，至少一些大經濟體所儲備的能源足夠支撐幾周甚至更長一些時間，戰爭一結束，石油供應就可恢復。不過，也要關注美國和以色列是否會破壞伊朗的能源設施，如果能源設施遭破壞，那么情況會變得很壞。盡管特朗普的目標是軍用設施，但伊朗方面說美國也轟炸了一些民用設施，包括海水淡化工廠。如果演變成長期戰爭和沖突，伊朗封鎖霍爾木茲，能源供應鏈必然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在這種情形下，特朗普也有可能改變策略，要去霍爾木茲海峽“護航”了，這將又是另外一種局面。

第二，伊朗本身也是以能源經濟為主。為了生存和發展，霍爾木茲海峽遲早還是要通行的，封鎖海峽同樣會導致石油無法出口，這對伊朗自己的經濟也會產生很大影響。實際上，伊朗方面只是選擇性地封鎖海峽，封鎖被視為是敵國的運輸，而沒有封鎖其它國家的。目前的情形是，伊朗的領袖被斬首了，伊朗正在氣頭上，還需要一段時間才能恢復理性。換位思考，如果這種事發生在任何國家身上，能馬上恢復理性嗎？

第三，戰爭一旦發生，市場正常運作被打亂，投機的人就會多起來，這也會對各國經濟產生影響。

所以，總體來看，危機不像一些媒體渲染得那么嚴重；但是短期沖擊肯定是有的，尤其是石油儲備比較少的經濟體會受到很大影響。

2026年3月7日，伊朗德黑蘭，沙赫蘭煉油廠遇襲（圖源：路透社）

大灣區評論：

霍爾木茲海峽被外界認為是伊朗手中的終極王牌。您如何看待伊朗將霍爾木茲海峽“武器化”的行為？

鄭永年：

我們當然不希望能源通道被“武器化”。但是要客觀地評價這件事。美國（西方）這些大國，是不是也把供應鏈“武器化”了？把經貿“武器化”了？美國的芯片對中國來說是不是“武器化”？我們的稀土新規是不是也被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指責為“武器化”？同樣的道理，伊朗為什么不可以把海峽“武器化”呢？

我們不要帶著不同標準去批評人家。的確，理想地說，人們希望不要因為地緣政治發生變化，規則就變了。但是，在戰爭狀態下，伊朗面臨如此險惡的外部環境，你要求它保障通道暢通，這說不過去。如果敵人沖著你家而來，要進攻你，難道你要敞開大門讓敵人進來嗎？

所以首要是把戰爭停下來。戰爭不結束，什么和平邏輯都說不上。在戰爭邏輯下就看實力了，伊朗有充分的理由把海峽“武器化”。但是問題是伊朗下一步有沒有能力持續這樣做？美國會怎么反應？歐洲諸國、日本會怎么反應？這些都是不可預測的。

下一步，伊朗會怎么做？不可能把所有的通道都封鎖起來，但可能會一步一步地、有選擇性地封鎖。在很大程度上，伊朗已經在這樣做了。這非常考驗伊朗的智慧。伊朗目前所需要的外交，使人想起近代中國的李鴻章。李鴻章不是走出去搞外交，而是利用中國土地上列強之間的矛盾讓他們互相牽制，避免了中國完全淪為殖民地。伊朗應對西方也可能會是這樣，利用美國、歐洲國家和日本這些國家之間的矛盾周旋。既然走出去搞外交很難，只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打“持久戰”了。

大灣區評論：

伊朗戰爭爆發以后，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考慮停止向歐洲供應天然氣。如何看待美以伊戰爭與俄烏戰爭的關聯？以及俄羅斯背后的戰略考量？

鄭永年：

俄羅斯當然是看到了自己的機會。俄羅斯自己深陷俄烏戰爭的泥潭，原本顧及不了太多。現在伊朗出事了，他希望通過這個方法來追求自己的利益。

俄烏戰爭前，歐洲完全靠廉價的俄羅斯能源來追求自身的經濟繁榮，俄烏戰爭發生后，歐洲經濟已經受到重創。如果現在伊朗的能源供應再出問題，對歐洲又將是新的重創。俄羅斯在這個時候考慮斷供，從某種程度上也是以另外一種方式來幫助和支持伊朗，這是可以理解的。

大灣區評論：

如果俄羅斯真的對歐洲斷供，歐洲國家下一步，會更加依賴美國的天然氣，還是會在政治和軍事上向俄羅斯妥協？

鄭永年：

從現在來看有幾個可能性的場景會出現：一種情況是歐洲轉向依賴美國能源（這或許是特朗普所希望的）；一種可能是歐洲國家“狗急跳墻”，干脆加入美國一起去打伊朗，比如法國航母已經去了。所以，普京這步棋如果走不好，本意是想幫伊朗，結果反而可能促成歐洲和美國聯合打伊朗。不要低估這種可能性。

法國戴高樂號航母已抵達地中海（圖源：AP美聯社）

大灣區評論：

之前您曾說，舊秩序已崩塌了，而新秩序還尚未建立。僅在今年開年，我們就見證了美國對伊朗、委內瑞拉所采取的斬首行動，您認為當下這種“無政府狀態”是否會成為“新常態”？

鄭永年：

舊秩序仍在持續解體、趨于碎片化。各國都在以自我為中心，謀求建立符合自身利益的區域秩序。當前全球新秩序的確立遙遙無期，此刻的世界就如同英國哲學家霍布斯所描述的“自然狀態”——一種毫無規則的無政府狀態，呈現出弱肉強食的“大魚吃小魚”格局。

從歷史經驗來看，新秩序的確立往往需要數十年時間。歐洲秩序的確立經歷了多少年？二戰之后的秩序是從一戰到二戰數十年災難之后才確立的。人類沒有記憶，或者記憶根本不重要，所有秩序都是人類遭受的難以承受的災難和損失之后才確立的。因此，我們對新秩序的確立的長期性在思想上必須做好充分準備。

今天，在“事實上G2”格局的形勢下，中美兩國的互動極其重要。盡管美國在推動其自身的秩序構建，中國的作用至關關鍵。如果真如美國或者一些西方國家所擔憂的那樣，當初中國完全站在俄羅斯一邊，與美國及歐洲形成對抗，那么世界大戰恐怕就會輕易爆發。正是由于中國堅持不結盟政策，迄今才避免了這一局面的出現。對目前伊朗的局勢也是一樣的。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肩負起大國責任，這既是為了維護本國利益，也是為了守護世界和平。我們絕不能輕易陷入戰爭的邏輯。

2026年3月7日，人們在美國紐約參加集會游行，抗議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在這場軍事打擊的背后，是國際能源價格的暴漲、供應鏈的中斷、航運保險費用的激增，這些外部風險正在通過貿易、金融、預期等渠道快速向全世界傳導。對于中國來說，我們應該如何保護海外利益和避免海外風險傳遞到國內？如何構建一道既能抵御外部沖擊，又不至于因過度防御而錯失全球化機遇的“防火墻”？

鄭永年：

我們在海外擁有廣泛的利益，例如在委內瑞拉、伊朗等地。隨著企業的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我們在海外會擁有越來越多的利益。過去，我們始終堅持“不結盟”、“不干預”的原則。我認為“不結盟”的立場是正確的，這種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避免了世界重蹈冷戰時期美蘇兩大陣營全面對抗的覆轍。倘若中國與美國各自拉攏盟友形成軍事結盟，很可能引發新的世界大戰。

不過，對于傳統“不干預”主義，我認為迫切需要反思并做出調整，我們現在需要新的“干預主義2.0版”。我們必須堅持不干預別國內政的基本原則，我們絕不能像美國那樣推行政權更替、煽動顏色革命。但是，至少有三種主要情況下，我們需要采取“積極干預”或“正面干預”的策略。一是當海外利益遭受到當地國家侵犯時；二是當海外利益遭受到第三國侵犯時；三是當海外因素深刻影響到中國內部利益的時候。第一種情形很常見，一些國家經常因為各種原因（例如政權或者領導層變更）不能履行和我們國家簽訂的合約，或者內部不穩定甚至產生暴力。第二種情形現在也變得經常出現，例如美國要強硬收回巴拿馬運河、毒款條約等。第三種情形更常見，比如，若某個國家在海外支持針對中國的分離主義勢力或恐怖主義活動，我們當然要進行干預；再比如，針對中國公民的境外電信詐騙行為，我們也必須介入。隨著中國企業“走出去”，全球化背景下的海外利益日益增多。我們絕對不能效仿美國抓捕他國總統等霸權行徑，但要通過積極的方式保護自身的正當權益。這一點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大灣區評論：

在外交層面，中國一直主張維持經濟上積極接觸而在軍事上降低存在，您怎么看？

鄭永年：

在國際層面，軍事是被用來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但這種手段的應用經常產生更大更多的問題。因此，我們需要尋找問題的根源，看看是否能夠找到更為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方式。

為何全球南北之間會產生尖銳的對立？本質上，這源于發展模式與現代化路徑的失衡問題。美國（西方）國家在自身發展起來后，便抽走了自己爬上來的梯子，后來者（比如全球南方國家）就失去了可以借助的“梯子”，致使很多國家難以擺脫貧困。有剝削自然就會有反抗。

中國倡導的是“開源式現代化”。我們在自身發展起來之后，將“梯子”延伸出去，容許和幫助其它國家也爬上來——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為其他國家創造發展機遇。這便是“共同現代化”的理念。當各國都能實現發展的時候，國際社會自然會趨向和諧。這就如同一個社會若能實現共同富裕，便會充滿和諧；而一旦出現部分人極度富有、部分人極度貧困的兩極分化，社會和諧便無從談起。我們完全有能力在國際層面追求一種更具可持續性、更為和平的發展方式。

“中國—FAO（聯合國糧農組織）南南合作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農村生計改善和糧食體系轉型能力建設活動”學員赴江蘇省農業科學院開展交流（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在叢林法則橫行時，中國應該如何“有所作為”？

鄭永年：

當然，像美國那種“霸權式”“強盜式”的干預方式是絕對錯誤的，是我們必須避免的。但我們要解放思想，不能總是刻板地強調“絕對不干預”。國家之間存在往來，本就會相互產生影響。

剛才所說的“積極干預”或者是“干預主義2.0版本”，中國實際上在一些方面已在付諸實踐。例如打擊電信犯罪，通過雙邊合作加快干預進程，這便是積極的干預舉措。我們在中亞成立上海合作組織，開展光明正大的多邊合作，針對各國共同面臨的恐怖主義、極端主義問題協同應對，這些做法都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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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GBA 新傳媒

對話整理 | 馮簫凝 王希圣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初審｜王炳云

終審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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