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鄭永年：美國2小時斬首哈梅內伊，中國還要讓AI只做“煙花”嗎？

對話鄭永年：

美國2小時斬首哈梅內伊，

中國還要讓AI只做“煙花”嗎？

Dialoge 2026.03.02

世界｜對話｜觀點

本期對話亮點

HIGHLIGHT

如何看“是人工智能殺死了哈梅內伊”這一論斷？如何應對人工智能的軍事化？

怎樣規避歷史上“四大發明”式悲劇，將前沿技術真正鑄為國家重器？

此次事件會成為“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災難翻版嗎？

選舉周期如何驅動西方決策發動戰爭，從而戳破“民主和平論”的幻象？

面對短期的能源沖擊與美國的“門羅主義”，中國當如何憑硬實力自強破局？

編者按

2026.03.02

斬首哈梅內伊的背后，從算力支持到精準鎖定，是美軍“手術刀”式的精準打擊。這場行動背后，是Palantir的情報、Anthropic的模型、Anduril的硬件——美國科技右翼與軍事機器的深度嵌合，已經將戰爭推向了“AI輔助決策”的新維度，尖端人工智能科技的鋒芒已不容回避。

今天，AI革命再次將我們推向十字路口。在此背景下《大灣區評論》承接上篇分析（詳見），繼續與鄭永年教授展開對話。他指出，從火藥到指南針，中國曾因沒有做好技術的“軍民融合”而錯失航海時代，淪為被動挨打之地。他提出警醒，“不用，就等于沒有”——技術不用作硬實力，就會淪為他人刀俎下的魚肉。面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浪潮，我們絕不能陷入過度道德化的自我束縛。唯有將軍民融合落到實處，把前沿技術切實轉化為捍衛國家安全的硬實力，方能立足于波詭云譎的國際舞臺。

大灣區對話

邀請嘉賓：鄭永年

本期采編：馮簫凝 王希圣

對話時間：2026.03.02

大灣區評論：

在2011年奧巴馬政府擊殺本·拉登的行動當中，Palantir提供了關鍵技術。在此次對哈梅內伊的行動當中，Palantir的情報系統、Anthropic的語言模型以及Anduril的硬件均對美國軍方提供了支持。您如何理解民間公司及其背后的科技右翼力量，在美國軍事技術以及思想指導層面的影響？

鄭永年：

這一發展我們確實需要密切高度關注。歷史地看，美國的技術和軍事是一直緊密結合的，即所謂的“軍工復合體”。人工智能的軍事化受惠于小布什政府時期美國啟動的“大中東民主計劃”。9·11事件后，美國深陷中東事務，付出了巨大的代價，直到奧巴馬乃至拜登政府時期，美國才開始逐步結束在中東的軍事行動。在這個期間，美國的Palantir等科技右翼勢力，開始加快探索如何將人工智能應用于數據收集和決策等領域，以減少戰場上的損失。如今，從不到兩小時內抓捕委內瑞拉總統，到精準定點定時清除伊朗最高領導人，人工智能已經深度嵌入美國軍事的方方面面。盡管伊朗實力強勁，但相關行動仍能在數小時內精準完成，美國的行動效率已今非昔比。

回想9·11事件，當時信息量巨大，美國也已察覺恐怖活動的苗頭，卻因人工智能技術不發達，陷入了“無決策”的困境。若9·11發生在人工智能發達的今天，或許就能避免這場悲劇。但即使是這樣，美國依然并不滿足于現在人工智能發展的現狀。正如《科技共和國》一書作者所批評的，美國人工智能曾過度聚焦商用與流量。該書作者提倡將人工智能深度與美國軍事結合。事實上，從委內瑞拉行動到對伊朗的戰術應用，美國已實現軍事與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

美國紐約世貿中心遺址附近亮起象征紐約世貿中心雙子塔”大廈的光柱（圖源：新華社）

目前網上有文章稱“是人工智能殺死了哈梅內伊”。類似這樣的說法當然是為了博取流量，并沒有反映事實的真實面。所謂的“人工智能”依然是“先人工再智能”。不能夸大其詞地說人工智能直接殺人，還是我們實體的人使用了人工智能來殺人的，人工智能依然是手段。不過，我們政策分析者的確應當充分認識到，人工智能已經深度嵌入了美國的軍事行動，其底層邏輯遠非人力所能實現——它能處理海量數據，為決策提供依據。但最終是否采取行動，仍是由人來決定，而人工智能只是工具。因此，不要輕信那些不實言論，需保持客觀認知。

之前談話中（詳見）我們談到核武器。迄今，核武器更多還是威懾手段，實際作用有限。但正如基辛格先生生前所擔心的，一旦人工智能和核武器結合，這個世界便會面臨一種怎么樣的風險？人們完全可以假定，盡管美俄之間的核武器談判已經中斷，但大國已經在融合人工智能和核武器了。歷史地看，有了一種技術，大多國家都會加快使用從而使得自己占據軍事優勢。再進一步，如果加上馬斯克的星鏈（其在烏克蘭戰爭中已經有很好的表現），那么美國的軍事能力更不容忽視了。

我擔心的是，在美國這樣發展的時候，如果我們擁有人工智能卻不用于軍事事務，是否會陷入過度道德化的誤區？若缺乏相應能力，就可能在國際上被他人“欺負”。因此，我們必須推進加快人工智能與軍事的結合，無需回避這一問題。沒有實力，就會像伊朗一樣被動。我們要向美國學習，必須具備這種實力。其次，我們還要善用實力，我們若總是不用，連南海和臺灣的主權問題都解決不了，何以稱得上大國？一是能力必須具備，二是能力必須用起來。特朗普執政時，美國的實力本就存在，只是之前的政府未充分運用，而特朗普用了。盡管面臨國際社會譴責，卻解決了他想解決的一些問題。至少，我們要擁有這種實力，在必要時謹慎使用，但不濫用，要用于正確的方向——不用，就等于沒有。

軍民融合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因為戰爭本身就是系統工程，不僅涉及人工智能等技術，更涉及到技術與政策、涉及到軍與民之間的有機融合。而要實現這個目標，我們需要體制機制領域的系統性改革。通過技術與政策的協同、體制機制的協同來實現我們平常所說的系統化、協同化、整體化等目標。人工智能發展到當前階段，未來的風險確實很大，大家都感到不安。這確實令人擔憂，但我們也必須拿出自己的能力來應對問題！

實力建設必須具有目標。例如針對國家統一問題，我們如何阻止日本成為“東亞的以色列”，防止日本牽著美國的“鼻子”對中國施壓？如何避免臺灣地區、菲律賓等被美國視為是“離岸平衡”的抓手效仿日本？這些已是現實問題，而非假設。下一步行動中，我們必須展現大國應有的實力和政策。

美空軍將人工智能應用到u-2偵察機上飛行員與人工智能副駕駛一起飛行（圖源：央視網）

大灣區評論：

您提到要警惕人工智能的軍事化（或者核武的人工智能化）。這讓我們不得不去思考一個歷史哲學問題：中國人發明了火藥，卻主要用來做煙花，而西方人拿去造大炮；同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卻主要用來看風水，而西方人則開啟了航海的時代。是火藥和指南針賦能西方征服了世界。因此，同樣的技術，不同的指向，塑造了截然不同的文明命運。今天，面對AI，特別是軍事AI的發展，我們似乎再次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歷史的問題正在以新的形式重演。我們應該如何規避曾經的“悲劇”？

鄭永年：

技術是一種手段，一種工具。技術用于什么方面，每一個國家的歷史背景不同，它的發展方向就不同。

中國的四大發明的確很了不起，改變了近代世界，可以稱得上是近代的開端。印刷術開啟了可傳播知識的大眾教育時代；指南針開啟了航海時代；火藥更是幫助歐洲從封建社會轉向了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用火藥炸毀了城堡，把國家統一起來。后來歐洲各國互相競爭，更是首先把這些發明用于軍事等各個方面。

中國雖有四大發明，但沒有像西方的大學那樣專門的研究機構，把每一項發明變成一個學科。火藥是中國發明的，傳到西方以后，變成了化學學科基礎研究的一部分。我們發明指南針、火藥，這些都是發現，是實際的應用，并未發展出科學。但在西方，這些變成了基礎科研，并通過基礎科研來強化其應用，形成了良性循環。

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就算在今天，我們依然還在以應用技術為主，我們的基礎科研依舊相對落后，至少跟發達的美國相比尚有很大的差距。美國的軍民融合做得非常好，比如他們的互聯網和手機等，都是先軍事后民用的，而我們還是分開的，大部分都是用于民用、商用，而非軍事。我們一直說要軍民融合，但實際上很多環節都是脫節的。

這點在人工智能時代尤其需要警惕，千萬不可重蹈覆轍。我們第一波的航海時代、工業化沒有趕上，失去了機會，被西方打敗，鴉片戰爭以后被迫開放。現在好不容易到了第四次產業革命，在互聯網、人工智能時代處于前沿，下一步怎么發展，還需要好好思考。如果我們只熱衷于生活化和娛樂化，而不能把這些技術轉化成為硬實力，那么就會再次犯大錯誤。

大灣區評論：

英國《衛報》嚴厲批評特朗普此舉是“布什入侵伊拉克”的災難翻版。如何看待這種論調？

鄭永年：

首先，戰爭下一步的形勢我們尚不可知。一旦發生沖突以后，就會進入戰爭邏輯，而戰爭邏輯就不是以色列或者美國可以完全主導的。戰爭中有很多不可預測的事情會發生，搞不好，無論以色列還是美國，都可能會淪為戰爭的奴隸。

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俄羅斯原計劃只是一場短期的“特別軍事行動”，但從如今的進展看，持續的時間都超過了偉大的衛國戰爭了。一旦陷入戰爭，實際地看，戰略層面就很難調控了。所以，美國會不會跟伊朗發生傳統意義上的全面交戰，會不會卷入一場全面戰爭，還是要看下一步事情的發展。

從目前的判斷，或者如特朗普所希望的，這場戰爭可能更類似于老布什的海灣戰爭那樣，“打了就跑”。當時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美國發動海灣戰爭，其目標是要伊拉克退出科威特，一旦目標實現了，美國就停止了戰爭。特朗普肯定總結了經驗，小布什那種搞大中東民主計劃、無休止的干預的方式，跟特朗普要從戰爭泥潭退出來的理念是相悖的。所以，對特朗普來說，接下來的問題是：美國是否有能力“打了就跑”？是否可能“功成身退”？這個問題并沒有答案，需要繼續觀察。

2002年10月，美國國會授權對伊拉克動武，在隨后的戰爭中推翻了薩達姆政權（圖源：BBC）

大灣區評論：

英國《衛報》還在評論中尖銳批評，認為特朗普這次行動帶有強烈的個人政治動機，為其接下來的中期選舉造勢，您如何看待這種說法？

鄭永年：

這是一個常態現象。比如小布什基于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情報，不顧國內大規模反戰游行和聯合國部分成員國的反對，執意發動伊拉克戰爭。戰后，伊拉克并未發現所謂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他又被指責“欺騙公眾”。諸如此類的案例比比皆是，又有哪些沒經過政治計算呢？

在北約轟炸前南斯拉夫期間，英國和美國的政治人物高喊著“人權高于主權”的口號來論證戰爭的合法性質。這些都是他們虛偽的表現。他們不喜歡特朗普，就好像自己是道德正義的化身了。其實，本質是一樣的，只有虛偽程度多少的區別。對于這類西方媒體的報道和評論，可以看一看，但不要全聽他們自己標榜的“所謂的正義”。他們屬于同一個文明，只是做法上的區別。同樣是死刑，是用五馬分尸的方法還是用注射的方法？死的本質是一樣的，只是方法不同而已。

大灣區評論：

如何看大國領導人對外決策被國內政治周期深度捆綁，以及這種深度捆綁對外部國際秩序所產生的影響？

鄭永年：

這也是為什么我們要反思西方民主的原因。我一直質疑西方所說的“民主和平論”——認為只要是民主國家就可以擁有和平了。其實不是的。冷戰以后，有多少戰爭是西方所謂的專制國家發動的，又有多少戰爭是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發動的？

民主的標準是什么？如果把民主的標準界定為選舉的話，那么絕大部分戰爭都是通過選舉上臺的那些領導人發動的。朝鮮是西方認定的不民主的典型，但朝鮮主動發起過什么戰爭嗎？沒有。朝鮮一直是迫于外部的壓力，被動的做出防御性的舉措。

為什么要發動戰爭？有些時候的確跟民主選舉周期有關系。西方民主國家的選舉周期跟經濟發展周期相關，現在選舉周期跟外部沖突和戰爭的周期也是有關系的。因為政治人物要煽動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要把國內的矛盾轉移到國際社會，另一方面通過發動戰爭尋求民眾的支持。所以一些西方媒體說特朗普發動戰爭是為了中期選舉，那也是有點道理的。

戰爭有必然和選擇之分，盡管戰爭表現為必然性，但所有戰爭都是選擇的結果。西方學者總是談修昔底德陷阱，認為大國博弈必然會導向戰爭。假設宗教的沖突或者文明的沖突是必然的，但是戰爭到底何時發生，以什么方式發生，這些便具有偶然性。這種偶然性就是領導人的選擇，是今天打還是明天打，今年打還是明年打，其中選舉便是一個關鍵的考量。

以色列特拉維夫市區傳出巨大爆炸聲，有建筑物雪出火光（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這次伊朗打擊目標涉及阿聯酋以及美軍基地，直接威脅到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和全球石油供應。您對接下來國際油價及全球能源市場的走勢有何預判？

鄭永年：

國際能源市場肯定會有反應，但估計是短期影響，不會是長期影響。

伊朗（包括伊朗革命衛隊）曾多次威脅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并且在歷史上確實采取過行動，導致了實際上的封鎖或嚴重干擾。霍爾木茲海峽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運輸通道之一，差不多全球30％的石油通過這里，肯定會產生影響的。這里，很多因素需要考量。

第一，如果過度影響了全球供應，尤其是影響了西方經濟，美國照樣會去打擊伊朗去保護這一航道，這樣，沖突可能會進一步擴大。

第二，伊朗本身也高度依賴石油出口，還是要進行石油交易的。

第三，這個世界能源并不缺，只是供應鏈被打斷了。短期的沖擊會有，長期的話市場還是會達到一個均衡。

當然盡管是短期影響，依然會產生很多商業資本的投機行為。這些商業資本的投機行為也會不斷放大市場波動。

此外，中東的沖突已經存在很多年了，又不是剛剛開始。如果是平靜了幾十年突然爆發沖突，可能大家沒準備。但對于伊朗這些沖突，大家心里其實是有預期的。很多國家在能源多元化方面已經布局了，包括中國也一樣。

大灣區評論：

中東生變，必然牽動大國神經。俄羅斯目前深陷烏克蘭戰場，中國曾致力于推動中東和解。在這一輪由襲擊引發的劇烈動蕩中，對美、俄、中三國會有怎樣的影響？

鄭永年：

俄羅斯已經力不從心了。蘇聯解體后，俄羅斯仍然在中東擁有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近年來，俄羅斯深陷烏克蘭沖突，盡管它認為自身相比烏克蘭仍有優勢，卻已難以騰出精力開展有效的中東外交與干預行動。畢竟，經濟實力不允許，軍事力量相較于其他大國也在逐漸弱化。俄羅斯如今基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對于其他大國而言，中國始終奉行不干預政策，我們希望通過協調促成各方和解，然而在當前局勢極度對立的情況下，沖突雙方幾乎沒有妥協的空間。這就像是兩個“上帝”之間的戰爭，作為非宗教國家，我們進行調解的難度極大。當然，這并非完全沒有可能，但確實面臨重重困難。中東局勢最終還是要由中東人民自己來決定。

2024年12月8日，“敘利亞沙姆解放武裝"宣布“解放大馬士革并推翻阿薩德政權"，圖為在大馬士革拍攝的敘利亞中央銀行大樓外景（圖源：新華社）

大灣區評論：

在特朗普政府強調勢力范圍（門羅主義）的情況下，中國該如何與像伊朗、委內瑞拉這樣的國家保持關系？

鄭永年：

目前我們對“特朗普主義”，以及對整個拉美和中東的理解尚不夠深入。特朗普的核心主張是將美國戰略重心“退回”西半球，這一點我們此前也討論過——他試圖主導西半球事務，將墨西哥灣變為“美國灣”，要控制巴拿馬，要把拉美、加拿大、格陵蘭等納入其勢力范圍。但在我看來，他既沒有能力徹底封鎖西半球，禁止該地區與中國或俄羅斯開展往來，這樣做也有悖于美國的經濟利益。以委內瑞拉為例，即便其總統被抓捕，美國可以控制該國的石油，但還是可以向其它國家出口石油，對其它國家來說，只是價格可能會與以往有所不同，或高或低而已。

對中國而言，在特朗普眼中，許多事務仍存在交易空間。我們尚不確定伊朗未來會是神權政權還是世俗政權，是強硬政權還是溫和政權，但無論如何，伊朗民眾總要生存，經濟活動必然會繼續。所以我覺得不必過度擔憂，不過短期沖擊確實存在。對中國來說，自立自強始終是關鍵——正如我們常說的“打鐵還需自身硬”。與美國的關系必須建立在實力基礎之上，這樣才具有實際意義。其他那些華而不實的言論，聽聽就好，不必當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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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內容為《大灣區評論》編輯組根據與鄭永年教授的訪談內容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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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整理 | 馮簫凝 王希圣 楊蕓淞

校對 | 伍子堯

排版 | 許梓烽

審核 | 馮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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