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官員是否任上帶家眷？曾成為毛主席和劉少奇關(guān)注的大問題

官員必有家眷，他們當(dāng)官在任上時，家眷怎么處理，帶與不帶在身邊？可以說是治國理政中的一個重要且不可回避的問題。

在50年代，毛主席和劉少奇曾就“唐代官員是否帶家眷“有過一場有趣的討論。

事情的起因于劉少奇。

1957年3月，劉少奇在湖南株洲331廠視察時，發(fā)現(xiàn)該廠職工住房緊張，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農(nóng)村的職工家屬盲目流入城市，盡管工廠蓋了很多新房，依然滿足不了職工的需要，而且引起惡性循環(huán)，職工住房蓋得越多，對農(nóng)村職工家屬越有吸引力，反而房子越來越不夠。

劉少奇向廠長提出“自建公助”，發(fā)動職工自己蓋房，自力更生； 同時要求廠領(lǐng)導(dǎo)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勸導(dǎo)職工不要盲目地把家屬 到工廠來。在談到家眷問題時，劉少奇還順便引出了唐代詩人賀知章(少小離家》一詩，說：自古以來，中國的政府官員、職員有不帶家屬的傳統(tǒng)。

賀知章原詩是:“少小離家老大回，鄉(xiāng)音無改髭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

劉少奇回到北京后，感慨官員帶家眷指示3，在中央政治局小型會議上談了這首詩，說：“賀知章在長安做了數(shù)十年太子賓客，也未帶家屬，86歲高齡回歸故鄉(xiāng)會稽，雖則鄉(xiāng)音未改，也沒有兒孫認識他了。 ”

但是，精通歷史的毛主席聽了劉少奇的解釋，存有疑惑，掛在心頭。隨后，他翻閱《舊唐書·列傳》、《唐書·文苑·賀知章傳》，從考證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觀點，于是致信劉少奇:

少奇同志:

前讀筆記小說或別的詩話，有說賀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詩話》，說賀事較詳，可供一閱。他從長安辭歸會稽(紹興)， 年已八十六歲，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為會稽司馬，也可能六七十了。"兒童相見不相識”，此兒童我認為不是他自己的兒女， 而是他的孫兒女或曾孫兒女，或第四代兒女，也當(dāng)有別戶人家的小孩子。賀知章在長安做了數(shù)十年太子賓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薦李白于明皇，可見彼此愜洽。在長安幾十年，不會沒有眷屬。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變成獨處，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棄眷屬。但一個八十多歲像齊白石這樣高年的人，沒有親屬共處，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詩人，又是書家(他的草書《孝經(jīng)》，至今猶存)。他是一個胸襟灑脫的人，不是一個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聞官吏禁帶眷屬，整個歷史也未聞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離家”一詩便作為斷定古代官吏禁帶眷屬的充分證明。自從聽了那次你談到此事以后，總覺不甚妥當(dāng)。請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對的，我的想法不對。睡不著覺，偶觸及此事，故寫了這些、以供參考。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時

在信落款后，毛主席又加寫了兩段話：“復(fù)尋《唐書·文苑·賀知章傳》、《舊唐書·列傳一百四十》， 頁二十四)，亦無不帶家屬之記載。”

“近年文學(xué)選本注家，有說“兒童’是賀之兒女者，純是臆測，毫無確據(jù)。”

由此可見主席考證之嚴(yán)肅、細致。

這一場關(guān)于“唐代官員是否帶家眷”的討論，不僅僅是毛主席和劉少在歷史學(xué)術(shù)上的探究，其實也是他們在政治上共事勤于磋商，探索治國理政智慧和方法的歷史。

陳冠任《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后的中國》（全四冊）精彩記述了此事，該書講述了毛澤東27年治國理政的歷史和智慧，講述了毛主席在新中國的所作所為。該書與陳冠任新作、中共黨史出版社的建國錄《毛澤東與1921—1949年的中國》（全四冊）為姊妹篇（如圖），后者側(cè)重于“建國”，前者側(cè)重于“治國”，兩部書完整地記述了毛澤東光芒四射的人生傳奇和輝煌的個人歷史，為重磅毛澤東歷史暢銷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