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作者 | 掙脫枷鎖的囚徒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飲酒每年導致約260萬至300萬人死亡，占全球總死亡人數的4.7%至5.3%。特別是20至39歲的年輕人，飲酒導致的死亡比例最高，占13%。飲酒不僅增加了患慢性病和精神健康問題的風險，還與多種疾病相關，包括肝硬化、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癥。
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中，中國是酒精消費的“重災區”，人均酒精消費量在過去幾年中顯著增加。中國飲酒文化源遠流長，但現代社會中，豪飲的勢頭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聚會玩樂或生意應酬時。中國飲酒人數已超過5億，白酒消費者比例高達22.97%，平均單次飲酒量遠超世界衛生組織的安全飲用標準。這種高酒精度的白酒消費習慣以及普遍存在的暴飲模式（血液酒精濃度BAC醉駕，即80mg/100ml以上），對健康造成了更嚴重的威脅。
諷刺的是，竟有身為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項獲得者的工程院院士在公開場合大肆宣揚白酒的健康益處。
我們知道，白酒屬于蒸餾酒，即發酵產生的原釀酒需經過高于酒精沸點78℃、低于水沸點100℃的狹窄溫度區間蒸餾，再經相對低溫的冷凝（即接酒溫度）生成不同酒精度數的水溶液。
除了水和酒精，其中也含有極其微量（PPM，即百萬分之一濃度）的一些可蒸發化合物。
也就是說，白酒，本質上可以視為酒精水溶液，極其微量的其他化合物主要貢獻在于形成酒的風味。
因此，白酒對人體的生物效應就是酒精的效應。
眾多科學研究已經揭示，長期飲酒對健康有深遠的負面影響，尤其對肝臟和心臟造成顯著傷害。
而且，這種危害沒有安全劑量標準，即只要喝酒就會產生危害。
當然，危害的大小與喝酒量相關。
為此，許多國家的飲食指南均設定了可容許的飲酒最高限量，低于此限量的飲酒被稱為低風險飲酒，部分國家亦稱“適量飲酒”；高于此限量的則被稱為高風險飲酒。
北京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與英國牛津大學聯合進行的研究揭示了中國人口飲酒的現狀，特別是男性中高達8%的問題飲酒者比例。
研究發現，中國女性飲酒比例很低，但是男性飲酒相當普遍，而且高達8%的男性是問題飲酒者。
問題飲酒的定義為：在過去一個月內符合以下一項或多項指標：
早晨飲酒
由于飲酒而無法工作或做任何事情
飲酒后產生負面情緒
無法停止飲酒（成癮），或停止飲酒后出現戒斷癥狀
該研究涵蓋中國10個農村和城市地區的50萬名年齡在30至79歲之間的男女。結果顯示，女性飲酒比例較低；但有三分之一的男性經常飲酒，其中四分之一的男性至少存在一種飲酒問題跡象。
研究還發現，與低風險飲酒者相比，問題飲酒男性自我報告的健康狀況較差，生活滿意度較差，睡眠問題較多，并且患抑郁癥和焦慮癥的風險較高。研究顯示，酒精使用障礙與重度抑郁癥之間存在正相關性，而過度飲酒不僅可能引發或加劇抑郁癥狀，還可能增加患抑郁癥的風險。
與低風險飲酒者相比，具有兩個或兩個以上問題飲酒指標的男性全因死亡率約高出2倍，住院風險高出15%。這表明，飲酒會對身心健康和福祉造成重大不利影響。
縱向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至20世紀90年代之間，中國酒精依賴癥（酒精成癮）的患病率從0.02％猛增到0.68％，人均飲酒量從2005年的4.1升增加到2016年的7.2升； 而同時期，歐洲人均飲酒量從12.3升降低到9.8升。
雖然歐洲人均飲酒量一直顯著高于我國，這給西方人口健康造成嚴重威脅。比如根據美國國家衛生統計中心的數據，從1999年至2017年，年齡在16歲以上的美國人中，每年因酒精相關原因死亡的人數顯著增加，從35914人上升至72558人，增長了一倍以上。
其中，近一半的死亡歸于與酒精相關的肝臟疾病。20年來，美國與酒精相關死亡人數翻了一番還多 但是，歐美人口吃飯模式主要是每天少量的自斟自飲，是喝以紅酒為主的低度酒；社交性大量飲酒主要見于年輕人。
而我國，如上所述，好酒者更經常喝高酒精度數的白酒（我國即使所謂低度白酒，也38度上下，相當于西方同為蒸餾酒的“烈酒”，通常40度），而且喝酒模式主要是社交性暴飲。 這無疑給公眾健康帶來更大的威脅。
更重要的是，我國人均飲酒量正處在快速增加的“上升通道”中，可以預見，酒精相關的疾病、傷害和死亡必將給我國帶來越來越重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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