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號斷了，電影沒斷：王曉豐在影視寒冬中交出“真誠答卷”

插圖 | 鑒片工場 ?《我最特別的朋友》電影海報

本期專訪主持人?成文藝

校對?張力卜

信號那頭的真誠

12月7日午后，我撥通了導演王曉豐的電話。他正搭乘一列綠皮動車前往重慶路演。窗外隧道連綿，手機信號時斷時續(xù)。采訪第三次中斷時，他發(fā)來信息：“終于，我從這個山洞里出來了。”幾分鐘后，電話再次接通，背景里傳來清晰的沖水聲——他躲進了衛(wèi)生間。“我此刻是在廁所里接受采訪，外面過道全是人，這趟車站票都賣完了，找不到安靜的地方說話。”王曉豐在電話那頭解釋道。

這不是什么行為藝術，而是一位普通的電影人在行業(yè)寒冬中最真實的生存狀態(tài)。就在這樣窘迫的環(huán)境下，他完成了關于自己首部院線長片《我最特別的朋友》的專訪。影片于2025年12月5日全國公映，距離他2020年拍攝完成，已過去整整五年。

這趟信號不穩(wěn)的旅程，恰似王曉豐五年來的創(chuàng)作之路——在喧囂與沉寂、希望與失落之間，他選擇在信號中斷處堅守，用一部作品為這個時代留下真誠的注腳。

五年磨一劍，在妥協(xié)與堅守之間

《我最特別的朋友》講述了一位中年失意男子“老鄭”因意外成為“網(wǎng)紅”而改變命運的故事。這個涉及“中年危機”與“流量時代”的題材，源于王曉豐2018年的觀察。“抖音、快手崛起的那幾年，很多普通人在網(wǎng)絡上一夜爆火，讓我看到一種新的文化現(xiàn)象，”他回憶道，“這個時代給了更多普通人機會。”然而，從劇本到銀幕的道路遠比想象中曲折。王曉豐坦言，如今公映的版本從拍攝到完成歷時五年，才得以與觀眾見面。

“五年來我基本沒做別的事，一直在修改這部片子，終于等到這個版本上映。”他說。影片開頭風格獨特的手繪字體，是王曉豐與攝影指導共同完成的。片中其他手繪字也多由他親自書寫。一是為了節(jié)約成本，便于隨時修改；二是那種粗糲的手寫質感，恰好契合影片的整體風格。演員們也被他“無數(shù)次打磨戲”“無數(shù)次配音”這種近乎偏執(zhí)的研磨，在快節(jié)奏的影視工業(yè)中尤為格格不入，卻也淬煉出作品獨特的質感。

這五年不僅是技術的打磨，更是思想的沉淀。正如鑒片工場創(chuàng)始人張力卜所說，一部好電影的教育意義不在于“說教”，而在于呈現(xiàn)“選擇”的兩難。《我最特別的朋友》正是如此。它將老鄭置于流量的漩渦中心，讓他在膨脹與救贖之間掙扎。觀眾無法置身事外，不得不直面內心的叩問：在流量誘惑下，會如何選擇？當?shù)赖滦袨楸幻浇榛€能否堅持本心？而電影不提供標準答案，卻引導觀眾在共情中完成一次自我審視。這種力量，超越了娛樂本身。

音樂敘事，用情緒張力直擊靈魂

影片最鮮明的導演風格之一，是對音樂的大篇幅運用。王曉豐將音樂視為“直擊靈魂”的敘事手段，“配合畫面和劇情，能直接鉆進觀眾心里”。這種偏好源于他少年時期對搖滾、爵士、布魯斯等音樂的廣泛涉獵。“我們的畫面偏紀實、很樸實，所以音樂必須非常主觀、非常強烈，”他解釋，王曉豐解釋，“這是這部電影的風格。”為此，他與作曲老師耗時約五個月，逐一打磨感受每一段音樂。

影片推廣曲《生命》由聲音玩具樂隊創(chuàng)作，歌詞“靈魂一旦屬于你便永不會離棄你，除非，除非自己放棄”，精準呼應了老鄭從絕望到重生的整段心路歷程。這種“主觀音樂+客觀影像”的對沖策略，在當代中國電影中實屬罕見。它挑戰(zhàn)了“用鏡頭說話”的傳統(tǒng)視聽規(guī)范，為影片注入了強烈的情感張力。

一老一少，代際和解的溫柔叩問

為何采用“一老一少”的人物設定？王曉豐的回答直抵私人情感的核心。“我少年時與父親關系疏離，所以一直想彌補這種遺憾，”他坦言，“中國的父子關系、代際關系大多如此，含蓄而疏離。”他坦言，“中國的父輩關系、代際關系大部分是這個樣子，比較含蓄，比較疏離。”影片中的老鄭與少年亮亮，建立起一種如父如子、如兄如弟、亦如摯友的復雜情感。這種設定不僅避免了獨角戲的單調，更承載了導演對代際溝通的文化反思。“我希望父母，還有子女都能夠把自己的情感多表達一些，不要那么含蓄，”王曉豐說，“該抱就抱，該親就親。”

張頌文與曾柯瑯的演繹，為這段關系賦予了真實的重量。談到合作，王曉豐謙遜地將選擇權歸功于演員：“不是我選擇了他們，而是他們選擇了我，我們是雙向奔赴。”這種謙遜姿態(tài)的背后，是演員們對劇本內核的深度認同。影片擱置的五年里，“從來沒人埋怨我，大家永遠是充滿希望的等著上映這一天”。

張頌文的托舉，從表演者到定海神針

談及張頌文，王曉豐話語中充滿感激。“我覺得我更像亮亮，而他更像老鄭，是他一路在溫暖我、托舉我，把這部電影最終推上銀幕，送到觀眾面前。”張頌文對角色的理解超越了表演范疇。他將《我最特別的朋友》比作“一個時間膠囊”，記錄下一個即將消失的西北小城——片中超過80%的取景地如今已不復存在。這份記錄讓影片擁有了超越虛構的文獻價值。

從拍攝到完成的這些年，張頌文以“不要怕，什么都不要怕”的鼓勵，陪伴王曉豐度過最艱難的時刻。王曉豐在許多場合都說，是張頌文全程托舉著這部電影，一直抬舉他，自己并未達到什么高度。這份清醒而謙遜的自我認知，在浮躁的娛樂圈中顯得尤為珍貴。

影視寒冬下的清醒與堅韌

2024年，中國電影市場總票房425.02億元，同比下跌22.7%；觀影人次減少23.1%，雙雙回落至十年前的水平。2025年賀歲檔雖有五十余部影片競逐，市場容量卻已大不如前。面對嚴峻現(xiàn)實，王曉豐展現(xiàn)出超乎新人的理性。他引用一位觀眾的留言：“票房只是小目標，對一件事在人生中的意義來說，微不足道。生命在于感受，在于冰天雪地中蓬勃的熱情，在于逆水行舟的努力。在工作中收獲的友情，會隨時間流逝而持續(xù)閃耀，溫暖一生。最重要的是，在當下做到最好。”

他把票房看作“小指標”，更看重“找到這部片子的觀眾，那些真正屬于它的人，這就很幸福了”。“我們不抱怨大環(huán)境，但我們熱愛電影，所以愿意為所愛之事全力以赴，”王曉豐說，“我從來沒想過轉行。”在最難熬的時候，他告訴自己“再挺一挺”“再咬一咬牙”。這份“堅韌”，源于對電影最純粹的熱愛。

在泥濘中保持體面

劇組在拍攝期間還一起跨了一個除夕，工作結束后大家只匆匆聚在一起吃了一頓非常簡單的自助火鍋，便繼續(xù)投入工作。他們更像家人一樣，在幾年間相互鼓勁，苦中作樂。在整個訪談中，王曉豐的個人修養(yǎng)于細微處閃光。他的謙遜并非姿態(tài)，而是認知習慣——將成績歸于他人，將榮譽視為抬愛。

他的堅韌是應對困境的本能：接納苦難，將其轉化為荒誕喜劇般的動力。他的真誠是創(chuàng)作的底線：親手書寫字幕、在廁所接受采訪、反復打磨戲份與配音，他拒絕偽裝與捷徑。“能把自己夢想的故事搬上大銀幕，這件事本身就足夠幸福和驕傲。”他說。

在信號中斷的火車上，在嘈雜的廁所里，在五年磨一劍的孤獨中，他用行動詮釋了何為電影人的高貴——不全是光環(huán)與名利，更是在泥濘中依然保持的體面與溫度。他正以作品為火炬，傳遞溫暖，照亮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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