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是如何被現代科技“讀懂”的？

編者按：

作為非字母文字，漢字在進入現代技術體系時，實際上經歷了漫長的試驗與掙扎——從打字機鍵盤布局到計算機編碼方式，幾代人不斷探索、妥協，只為讓漢字能在機器上被“打”出來。

《中文打字機》為我們講述漢字突破字母文字霸權的故事；即將出版的《中文計算機》則延續這一線索，揭示漢字如何在數字技術體系中艱難立足。從幾乎宣告失傳的林語堂的明快打字機到曾經稱霸網絡的五筆輸入法，每一次技術突破背后，都蘊含著中文文明的生命力。

1947年5月22日，這一天將令林家難以忘懷：林語堂和女兒林太乙從工廠里將一臺明快打字機帶回家，“就像從醫院抱嬰兒回家一樣”。上午11時，父女二人小心翼翼地把打字機抱回家，擺在客廳的桌子上。林太乙后來回憶道：“我坐在打字機前面練習打字時，感到它是個奇跡。”林語堂示意她的女兒試一下，隨便打幾個字。林太乙對當時的感受記憶猶新：“雖然它是十二萬美元換來的，雖然它使我們背了一身債務，但是父親這個嘔心瀝血之創造，這個難產的嬰兒，是值得的。”

林家人在提到明快打字機時，經常將它比喻成一個孩子，這也反映出他們在這臺打字機上所傾注的心血和感情。在1947年4月2日的一份私人通信中，林語堂將這一新發明的照片寄給了他的親密伙伴和朋友賽珍珠（Pearl S. Buck）以及她的丈夫理查德 · 華爾希（Richard Walsh）。他在照片上方寫道 ：致理查德和賽珍珠，這是孩子的第一張照片。語堂。

寄給賽珍珠夫婦的明信片

1947年的夏天，明快打字機開始引起轟動。林語堂開始廣泛宣傳他的發明，他召開記者發布會，向大眾媒體和技術類媒體投稿，并與中國和美國的文化和政治界要人通信。同時，他也與默根特勒萊諾整行鑄排機公司的資助者、國際商業機器公司和雷明頓打字機公司的經營者保持著頻繁的溝通，他們都對該發明表示了興趣。林語堂爭取到了來自中國的文化名人、軍方、政治和金融界人士的贊許和推薦。國民黨空軍中將毛邦初稱明快打字機是“對人類社會的偉大貢獻”，中國銀行紐約分部的經理李德橘對該發明大加贊賞，表示他“從未想到會有如此緊湊而齊備的機器，它操作簡便但功能很強，甚至連最復雜的漢字也能打出來”。中國語言學家兼哈佛大學教授趙元任評價道 ：“不論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只要稍加學習，便能熟悉這一鍵盤。……我認為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打字機了。”

在宣傳明快打字機的過程中，一個決定性時刻是在雷明頓打字機公司曼哈頓分部的演示。如果明快打字機的表現正如林語堂所承諾的那樣出色，那么雷明頓打字機公司將與默根特勒公司合作，為這一項目提供巨大的資金投入。對于林語堂來說，這將是一個極大的成功，在現代信息技術的兩大領域——打字技術和整行鑄排技術——都是如此。林太乙在關于父親的回憶錄中提到，去雷明頓公司演示的那天上午，外面下著傾盆大雨。“父親和我提著一個包著油布的木箱，從我們的公寓搭計程汽車到雷明頓打字機公司在曼哈頓的辦事處。”“木箱里就是我們的寶貝打字機。”演示打字機的重任落到了林太乙的肩上。會客廳里氣氛安靜嚴肅，坐著雷明頓公司的幾位高級職員，打字機就放在一張小桌子上。

林語堂首先向雷明頓公司的高管們做了簡單的描述。世界上有1/3的人口使用漢字，有的是完全使用，例如中國（包括臺灣、香港），也有的是部分使用，例如日本和朝鮮。一直以來，很多工程師都在努力為這一廣大的語言群體研制打字機，然而一直不是很成功。林語堂強調，不論是由上海商務印書館研制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機，還是日產中文打字機，都無法為中文信息技術的謎題提供持久的解決方案。而這一難題，最終將由明快打字機來解決。林太乙回憶道 ：“父親說完之后，便指示我開始打字。”

在林語堂關于明快打字機的各種聲明中，最大膽的是將他的打字機形容成“人人可用之唯一中文打字機”。宣傳海報上的用語更是簡潔：“不學而能”。

宣傳畫：“人人可用不學而能之唯一華文打字機”

在之后的三天里，位于格雷西廣場7號的林家儼然成了明快打字機新聞發布會的現場。來自本地和國際中文報社的記者們簇擁著林太乙，紛紛喊著“林小姐！林小姐！”父親在一邊靜靜地看著，人們無疑都對她的演示十分感興趣，她成了媒體關注的焦點。為了向報社記者展示這臺打字機可以打出“任何”文本，林語堂邀請記者“隨便選個字”，之后“林小姐就會將這個字快速高效地打出來”。后來對該事件的報道中，這種關于打字員性別的潛在觀念在《紐約世界論壇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報道中附了一張照片，但記者顯然并未意識到這位年輕女士的真實身份。圖注：“身為作家和哲學家的林語堂博士看著一位秘書操作一臺可打印中文、英文、日文和俄文的打字機”。

而且，林太乙的操作在各方面都堪稱完美無瑕。她使明快打字機看起來非常簡單易用，甚至曾向《洛杉磯時報》表示“只用了兩分鐘便學會使用”這臺打字機了。經過一番成功的展示，明快打字機的推廣很快便取得了成果。單在 8月22日一天，《紐約時報》《洛杉磯時報》《紐約世界論壇報》等刊文報道了明快打字機，后來還有來自《芝加哥論壇報》《商業周刊》《新聞周刊》等的報道。在這年秋冬時節，相關文章開始出現在主流的科學、技術雜志上，包括11月的《大眾科學》和12月的《大眾機械》等。如林語堂所說，明快打字機似乎注定將成為第一臺能夠在知名度和所獲贊譽上與西式打字機平起平坐的中文打字機。

林語堂和林太乙的照片，“發明家展示他的中文打字機”

頂點新聞圖片社——紐約分局，1947年8月21日

如果你認同明快打字機是現代中文信息技術史上的一個重大突破，那么你可能期望它能橫掃中文市場，成為中文打字機歷史上第一個應用最廣泛的機型。然而現實并非如此。當時僅有的一臺明快打字機原型機已經遺失了。大約在20世紀60年代，它被默根特勒萊諾整行鑄排機公司的某位員工一聲不吭地丟掉了。明快打字機始終未得到量產，或許被送往了紐約或新澤西的某個垃圾場，被深埋在堆積的垃圾之下 ；或許被拆得七零八落，熔成了一汪鐵水。為何它未能得到量產？該如何解釋它的失敗——這失敗在20世紀中葉的中文信息技術史中意味著什么，又隱藏了什么？

通過林語堂與其密友賽珍珠夫婦的私人通信，我們可以看到他的明快打字機夢想如何走向破滅。他曾寫信給賽珍珠，懇切地向她尋求資金幫助。1947 年5月，賽珍珠如是回復道 ：“親愛的語堂和鳳，收到您的來信后，我與理查德輾轉難眠，知道您在財務上的困境，卻不知如何能幫您。”為了研制明快打字機，由作家轉行為發明家的林語堂投入了巨額資金，而且很快便擔負了沉重的債務。此前，當明快打字機剛剛研發成功時，他曾興奮地向多年的合作伙伴兼好友賽珍珠夫婦寄送親手制作的“出生”卡片，而當他再次來信為之借錢時，想必是非常窘迫的。

如果說林語堂當時資金困難的加劇使明快打字機項目成功的機會變得前途渺茫，那么20世紀40年代末的地緣政治形勢則使該項目雪上加霜。隨著中國內戰形勢的急劇變化，默根特勒萊諾整行鑄排機公司以及美國其他打字機公司越來越擔心其專利權的命運 ：公司的一份內部報告總結道 ：“鑒于中國當前的政治和軍事發展形勢，這一研發計劃應當進行相應調整，最大限度地降低相關人員投入和資金投入，直到該國形勢變得明朗。”

美軍宣傳片中刻畫朝鮮戰場上的中文打字員形象的影片（截圖）

1949年之后，人們對明快打字機的興趣依舊不減，特別是在美國政府、聯合國和當時很多知名的亞洲學者之間。人們覺得，除了打字領域外，明快打字機對其他技術也多有幫助，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電報傳輸和平版印刷上。明快打字機“被巧妙地運用到中文電碼的加密和解密之上”，而且當與平版印刷技術結合時，“林氏打字機就可以成為一個簡單經濟的印刷廠的核心部件，而且必要時還可以用中型貨車運輸”。看來，明快打字機可以被打造成一件強有力的生產工具。

然而，隨著朝鮮半島的局勢越發緊張，明快打字機的喪鐘還是響起了。一旦中國決定派遣“志愿軍”入朝作戰，一旦事實表明中國軍隊與以美軍為首的“聯合國軍”之間的一場惡戰在所難免，明快打字機項目的一切希望就都將破滅。頗為諷刺的是，我們可以從當時在朝的美國陸軍第八集團軍（EUSAK）心理戰部隊制作的一段黑白影片中得知明快打字機的死訊。影片中有一位年輕的女性文員正在使用一臺帶字盤的常用字中文打字機打印傳單，以供聯軍轟炸機在朝鮮半島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控制區散發。看來，明快打字機已經失敗了。

遺失的明快打字機原型機落戶斯坦福大學圖書館

不過，在試圖解釋明快打字機為何失敗時，我們可能忽略了一個極為重要的事實：它并不失敗。雖然明快打字機是在1940年代末問世的一臺原型機，但它的意義卻絕不僅限于此：它是一種全新的人機交互的例證，時至今日仍然與各種中文信息技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明快打字機標志著“輸入”的誕生。如前所述，“輸入”的核心意義是一種技術語言環境，操作者在其中并不是用打字機來打出漢字，而是去找出漢字。與“打字”動作不同的是，“輸入”動作是操作者利用鍵盤或其他輸入系統向一個受協議支配的中介系統發出指令或提供標準，從而使該系統將符合上述標準的候選漢字呈現給操作者的過程。不論是林語堂的符號系統、倉頡輸入法的符號系統，還是由搜狗、谷歌等公司采用的拼音系統，輸入法本身都構成了一種新的人機交互模式，這種模式實際上涵蓋了無數種可能的方法、協議和符號系統。因此，作為一種開發于1930年代、問世于1940年代的特定設備，明快打字機可能確實失敗了；然而，作為一種新的機械書寫和人機交互模式，明快打字機標志著中文信息技術的轉變，這種轉變可能連其發明者林語堂本人都不曾預料到。

《中文打字機：一個世紀的漢字突圍史》

本文轉自“新民說”微信公眾號，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