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在中國的商店卻禁止國人入內，改開后曾試圖自救，仍慘遭淘汰

特殊的時代背景會催生特殊的存在，如今的人們或許很難想象，當年國內有一種特殊的場所，門口都會掛個牌子，寫著“無關人員勿進”，其中所謂的“無關人員”，居然指的是中國人。

不僅如此，該規定極其嚴格，別說普通老百姓，就連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領導也不能違反。

據說曾有一位部隊首長對此十分好奇，恰好有個老下屬在其中工作，便借著這層便利進去逛了一圈。哪知事后該職工的領導絲毫不顧及部隊首長的面子，把職工痛罵一頓，還差點給了處分。

這個地方其實也不說不上神秘，在各大城市都能見到，它就是“友誼商店”。

1980年9月20日，《北京日報》的刊文中還對友誼商店是否應該保留“只準老外進入”的招牌進行討論，其中一些論調令人瞠目結舌，例如“對群眾開放，貨源怎么保證”等。

友誼商店誕生于國家“創匯”的時代大背景下。

1951年5月，國家經貿部下文決定在國內5座大城市建立第一批專門“對外開放”的高檔消費品商店。

1958年2月26日，國內第一座友誼商店，即上海市友誼商店在南京東路慈淑大樓二樓正式開業。廣州、北京、青島的友誼商店分別于1959年、1964年和1965年相繼開業。

它的定位從一開始就非常明確，即服務外國人和華僑。但筆者搜了很多資料，包括一些親歷者的口述，從中可以看出，友誼商店一開始應該并不禁止國人進入的。

首先在建立之初，友誼商店也對一些特殊人員開放，如國內的領導、外賓的陪同人員和翻譯等。

其次，由于友誼商店設置的目的就是為了創匯，里面只收外匯兌換券，不收人民幣。因此在最初一段時間，只要有辦法弄到兌換券的普通人，也是可以進入商店消費的。

從《北京日報》于1980年9月20日的刊文來看，當時某友誼商店摘掉了“只準老外和華僑進入”的牌子，此事在國內引起了不小的討論。

其中提到了兩點：其一，“對群眾開放，外賓的安全能有保障嗎？”；其二，“對群眾開放，貨源怎么保證？”

言外之意，或許是由于前期管理太松，導致國人與老外發生矛盾的狀況出現；或是因為中國老百姓的購買力太強了，使得友誼商店的商品供不應求，這才使得友誼商店門外豎起了鐵柵欄，還站著工作人員盤查證件，使其顯得高不可攀。

此后，友誼商店在這方面的管理就相當嚴格了。據說曾有一位部隊里的師級首長很好奇，借老部下的便利進去逛了一圈。商店領導得知此事后大發雷霆，將職工痛罵一頓，絲毫不顧及老首長的臉面。

1973年4月1日，北京友誼商店喬遷新址。當時國家在建國門外新建了一座氣派的大樓，還配有國際俱樂部和外交公寓。這個項目在當時被稱作“外事工程”，足見國家對這項事業的重視。

為了更好地服務外國友人，盡可能多地換匯以補貼國家經濟，友誼商店適時地提出口號：“市面上缺的商品，我們必須要有；市面上有的商品，這里要最好；外國時興的，我們也得有。”

新的北京友誼大樓不但成為了當時首都的一大地標，也標志著友誼商店在其所處時代中的影響力抵達了頂點。

1978年4月，上海友誼商店日均客流量達3萬人次，銷售額近20萬元。

有意思的是，許多國外政要成了“老主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咱們的老朋友，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

據老職工回憶：從1971年到1974年，西哈努克親王每年都一定要來逛一趟，一來就瘋狂消費。別人是挑中的幾樣才要，西哈努克相反，挑中的幾樣不要，其他的全部打包。

當時的菲律賓第一夫人伊梅爾達·馬科斯也絲毫不遜色，一開口就要1000條金華火腿，幾乎上海全市的金華火腿都被她包圓了。

不過總體而言，最能買的還得數日本顧客，出手極其闊綽。他們尤其偏愛商店中的古玩，經常一買就是幾十上百萬，還感嘆物美價廉。

相對而言，西方國家的貴賓們就“摳門”許多了，通常只是象征性買些東西。

此時，友誼商店的意義已經遠遠超越了“創匯”這個經濟活動的范疇。它的存在更是為了像外國人展示中國好的一面，讓外國人相信我國就像這座友誼商店大樓一樣，宏偉氣派，商品琳瑯滿目，人民生活富足。

然而，不患寡而患不均自古以來都是一個尖銳的社會問題。

客觀而言，在特殊的時代背景下，友誼商店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時官方也認為群眾能夠給予支持，“對少數緊缺商品給外賓以適當照顧，大多數群眾是能夠理解的”。可事實上，情況恐怕并沒有那么理想。

馬未都先生在節目《馬爺講堂：如何混進有門衛的地兒》中提到了他當年混進北京友誼商店的奇葩經歷。

當時，我國已經進入改革開放新時代，來華的外國人數量顯著增加。友誼商店門外便專門配備了工作人員，專門用以攔下想要混進去的國人。

某日，馬未都有個日本朋友提出要帶他進去逛逛，前者自然是求之不得。

有趣的是，日本朋友的招兒卻相當損：讓馬未都穿得光鮮亮麗，自己卻穿得破爛，還特意戴了頂破草帽，活脫脫一個農民。

果然，工作人員一下就把日本朋友攔下來了，趁其與對方拉扯的功夫，他隨人群混了進去。

馬未都先生表示：友誼商店內部狀況并沒有想象中那樣震撼，除了地方大以外就是東西貴，看得他什么都不想買。只是他對工作人員的態度十分不滿，稱之為“勢利眼”。

這并不是一個小問題，后來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友誼商店的衰亡。

進入80年代后，隨著友誼商店逐漸向國人開放，越來越多的人抱怨里面的職工見到外國顧客態度十分友善，但看到國人就立馬換了副面孔，十分不耐煩。

1986年，有一位張姓女士去友誼商店買絲巾，柜員居然愛答不理，后來催得緊了才拿出一款絲巾，揚言“只有這個，你愛買不買”，轉而就跟同事聊起天。

后來被勒令向張女士道歉，那名店員居然還感到委屈，稱自己是按服務標準接待顧客，怎么就做錯了？

顯而易見的是，恐怕在相當多的群眾眼里，友誼商店成了“差異對待”的代名詞，尤其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好東西要首先“供奉”給外國人，這種做法未必能得到理解。

進入80年代后，我國經濟迅速發展，百姓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友誼商店對民眾的吸引力開始迅速衰退。此外，得力于國家工業實力的顯著提升，就算友誼商店對國人開放，貨品也基本能供得上。

1980年9月，《北京日報》拋出觀點：友誼商店“職工外賓華僑，國人不準入內”的牌子應當摘掉了。

文章見報后不久，友誼商店就開始有限制地向國人開放，外匯券或外幣成為了準入憑證，商店還設有專門的外幣兌換處。

不過，能夠在友誼商店消費的仍是少數人，甚至即便只是跟著親戚朋友進去逛一圈，在當時也是特別有面子的事情。

1984年6月，友誼商店進一步向老百姓開放，大量發放“夜市券”，不管有錢沒錢，只要憑券就可以進入。

奇怪的是，越是開放，友誼商店對民眾的吸引力反而越弱，除了剛剛提到的職員態度普遍較差之外，店內商品高昂的價格也令老百姓望而卻步。與此同時，城市里新興的市場有了平替品，價錢要低廉得多，友誼商店自然就徹底失去了競爭力。

1992年9月15日，友誼商店宣布完全向國人開放，收取人民幣，同時工作人員也經過培訓，學會了微笑服務，但這絲毫未能挽回頹勢。

進入新世紀后，各大商場遍地開花，你唱罷來我登臺，曾盛極一時的友誼商店徹底成為了歷史的塵埃，只有少數幾家至今仍在營業。

據說在十幾年前，有資本計劃打情懷牌，重建友誼商店，想法很多，最終都不了了之。

其實，類似的過程，我們都親身經歷過——近十來年興起的網購早已成為了相當一部分人購物的首選，那些取代了友誼商店的商場，有的也步了后塵。

新的時代總會對我們提出新的要求，適者生存，向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