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奪權霍梅尼的哈梅內伊，正在變成第二個霍梅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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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霍梅尼晚年，因為身體狀況不佳，為了維護伊朗的政局穩定，不得不默認哈梅內伊把自己架空、把自己指定的繼承人蒙澤塔里搞掉。

而今天的哈梅內伊，正在變成第二個霍梅尼，陷入被人架空的尷尬境地。

校尉經常說，歷史乃是最偉大的嘲諷大師，今天，他的嘲諷對象，似乎變成了伊朗的最高宗教領袖。

壹：

作為什葉派最高層次的宗教學者大阿亞拉圖、什葉派領袖，流亡海外的霍梅尼振臂一呼，就導致了巴列維王朝的垮臺。

可見，不管是在什葉派信眾之中、還是在已經具備一定世俗化基礎的伊朗民間，霍梅尼都具有崇高的威望。

正是憑借這種威望，霍梅尼可以輕松打斷伊朗的世俗化進程，可以發動思想最為活躍的年輕大學生去圍攻美國大使館，可以發動包括青少年在內的人海戰術打退伊拉克的進攻，可以為伊朗設計出一套神權凌駕于民選政府之上的政治體制，可以在政府軍之外另行組建一支只聽命于自己的軍隊伊斯蘭革命衛隊……

在當時的伊朗，霍梅尼就是安拉的代言人，就是行走在世間的神，幾乎無所不能。

但人就是人，誰也不能對抗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誰也無法改變與身體衰老伴生的權力失控。

尤其是對于權威政治人物來說，集權與分權，乃是一組無法解決的矛盾。

他們在位的時候，為了鞏固自身權力，會毫不猶豫地集權，甚至不惜打壓自己的繼承人。與此同時，面對高度集中的權力，他們自己又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又必須將權力分給親信。

這種建立在集權基礎上的分權，屬于典型的利在當代、弊在千秋，因為它會極大地影響權力的和平交接。

作為上一代的集權者，可以輕松玩轉自己設立的分權體系，但對于被隔離在權力中心之外的下一代繼承人來說，卻很難將前輩分出去的權力重新收攏。

這種利弊關系，歷任統治者心底都很清楚，但卻很難有人能夠克服權力誘惑。

古代中國的皇帝，一邊培養太子、一邊打壓太子，就是這么一種矛盾心理下的矛盾行為。

其中不乏權力欲特別旺盛的皇帝，越是行將就木，越是將年長的太子視為威脅，頻繁廢長立幼，以維護自己的絕對統治力。

據統計，中國歷史上總共有161位太子，但只有91人成功登上皇位，其他的絕大部分以悲劇收場。

漢景帝的臨江王、漢武帝的戾太子、唐高祖的李建成、唐太宗的李承乾、武則天的幾個兒子、康熙的廢太子……，都是血淋淋的教訓。

說高危職業，除了玉米國總統，大概就算中國太子了。

因此，皇權時代，經常會出現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那就是老皇帝已經嗝屁，太子卻或者因為年幼無知、或者因為從來沒有實際執掌過權力，因而難以順利接住老皇帝留下的爛攤子。

古今中外的皇權更替過程中，外戚、宦官、軍閥頻繁掀起政變，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老皇帝舍不得提前給太子讓渡權力。

貳：

隨著封建王朝的落幕，人們普遍接受了一種新的觀念：最高權力需要制衡。

這種觀念的影響力如此巨大，包括當代的集權人物，一邊拼命向自己手中集中權力，一邊卻又努力設置分權體系，試圖限制繼承人的獨裁傾向。

屁股決定腦袋，人人天然雙標。

對獨裁者來說，他們知道獨裁的權力結構不穩定，但他們都認為自己乃是英明神武的天選之子，能夠打破歷史規律乾綱獨斷、戰無不勝，可對于后面的繼承人，他們又都覺得不放心，即便是自己選定的繼承人。

一方面是擔心繼承人威脅到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是擔心繼承人不能駕馭太過集中的權力，對于自己指定的繼承人蒙澤塔里，霍梅尼同樣展示了集權者必然具備的兩面性。

宗教領域，蒙澤塔里是霍梅尼資歷最老、學術地位最高的學生，好比孔子門下的顏回。

革命領域，霍梅尼流亡海外的時候，蒙澤塔里長期在國內堅持斗爭，連坐牢都沒忘了發動革命，是伊斯蘭革命獲勝最大的功臣，好比黃興之于孫中山。

政治領域，伊斯蘭革命勝利之后，蒙澤塔里主持制定憲法，將教法學家治國寫入憲法，奠定了宗教神權凌駕于民選政府之上的基本格局，為霍梅尼執掌伊朗掃清了法律障礙，好比法正之于劉備。

正因如此，早在1980年，霍梅尼就指定蒙澤塔里為最高領袖的副職，德黑蘭街頭，兩人的巨幅畫像開始并排懸掛。

霍梅尼與蒙澤塔里

不過在現在的伊朗街頭，卻是哈梅內伊與霍梅尼頭像并列。

可以說，霍梅尼與蒙澤塔里名雖師徒，實則戰友。

正因關系相對平等，隨著時間推移，兩人的分歧逐漸出現。

霍梅尼的統治越來越保守、越來越集權，而蒙澤塔里的思想相對開明，他支持的教法學家治國體制，實際帶有很強的高級教士共和制色彩，而非最高宗教領袖的絕對獨裁——高級教士雖然不直接參與國家治理，但只有高級教士才擁有最高宗教領袖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相比德高望重、堪稱亞圣的蒙澤塔里，哈梅內伊的出身就要差很多。

在宗教領域，哈梅內伊只是中級教士，跟蒙澤塔里的差距，大致相當于普通博士生與頂級院士大佬，中間還隔著一大堆教授和普通院士。雖然跟普通人比，博士已經很牛逼了，但在頂級學術圈內，博士學位連敲門磚都算不上。

在政治領域，哈梅內伊軍頭出身，乃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第一任總司令，也是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實際創建者。

看到這里，估計朋友們就會恍然大悟：這不就是袁世凱、蔣介石的翻版嗎！

沒錯，相比只擔任副領袖卻不掌握實際權力的蒙澤塔里，在霍梅尼的扶持下，哈梅內伊的權力快速擴張。

他不僅實際掌握了伊斯蘭革命衛隊，而且將其發展為凌駕于國防軍之上，集政治、軍事、情報、內衛、大型企業為一體的超級軍工復合體，壟斷了石油、通信、基建等民生命脈，外界估計，革命衛隊至少控制了伊朗三分之一以上的GDP，并且不接受國家審計、不用向國家納稅……

美國的軍工復合體勢力龐大，越南軍隊經商尾大不掉，泰國、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的軍隊也自成體系，但都沒法與伊朗的革命衛隊比。

1980年初，哈梅內伊被指定為霍梅尼在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代表。這就意味著，哈梅內伊的觸角，不再局限于革命衛隊內部，而是延伸到整個國家安全領域，包括國防軍和政府系統的安全部門。

同年9月，哈梅內伊又被任命為執政黨伊斯蘭共和黨的秘書長。

1981年10月，哈梅內伊當選總統，并于1985年連任。擔任總統職務的同時，他還兼任了最高防務委員會主席、文化革命最高委員會主席。

不到兩年時間，剛剛42歲、名不見經傳的哈梅內伊，就將軍權、黨權、政權集于一身，并開始涉足宗教神權。

這種狀況，大致可以描述為蒙澤塔里種了桃樹，霍梅尼摘了桃子，但哈梅內伊吃了桃子。

作為外人，我們無法貿然下結論，霍梅尼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一邊指定蒙澤塔里為繼承人，一邊又架空蒙澤塔里、拼命扶持哈梅內伊。

但從常理判斷，在神權至高的伊朗，年老多病的霍梅尼——霍梅尼生于1901年，伊斯蘭革命成功的時候就快80歲了——需要一個神權根基薄弱的親信，來克制蒙澤塔里對自己構成的挑戰。

后面的結果大家都知道，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的哈梅內伊身邊，聚攏了一個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終反過來綁架了霍梅尼。

面對這樣的局面，為了維護伊朗政局穩定，霍梅尼不得不簽署命令，廢黜了蒙澤塔里。

不過哈梅內伊雖然憑借黨政軍方面的世俗權力，從蒙澤塔里手中搶到了繼承權，但在霍梅尼建立的神權治國體系下，哈梅內伊卻依然無法得到教士階層的衷心擁護。

而教士階層的反對，又足以給哈梅內伊的統治合法性帶來巨大的威脅——伊朗畢竟還是神權體制，教士就是神的代言人，神權才是最核心的權力。

雖然通過修憲改掉了高級教士才能擔任最高宗教領袖的限制性條款，哈梅內伊也驚險當選，但地位并不穩固——如果高級教士堅決反對，哈梅內伊未必坐得穩。

為了控制教士階層，哈梅內伊軟硬兼施。

一是加強對革命衛隊的掌控，從武力層面震懾住教士階層。

為此，哈梅內伊不斷加大對革命衛隊的收買力度，一邊提拔親信，一邊讓渡經濟利益。前面提到革命衛隊對伊朗國民經濟的控制，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大家都知道，軍權和財權一定要分開，否則就會形成藩鎮、軍閥。現在的革命衛隊，其實就帶有幾分軍閥的味道。而隨著哈梅內伊的衰老，就跟當年的霍梅尼壓制不住哈梅內伊一樣，哈梅內伊也很可能會失去對革命衛隊的控制權。

二是腐化拉攏教士階層。

為此，哈梅內伊開始通過大規模設立宗教基金會斂財，不斷提高教士們的待遇，甚至直接送房子、送錢。

伊朗為什么窮？

外部原因，是美國的封鎖、制裁，內部原因，則是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壟斷了幾乎所有掙錢的項目，他們還都獨立于國家治理體系之外，既不接受司法監督、經濟審計，也不用向國家財政納稅。

可以想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伊朗政府根本沒有足夠的經費保障國計民生。

叁：

有人可能會問，既然伊朗政府有名無實，最高宗教領袖為什么不索性直接接管政權？

這既是普遍規律，也是伊朗歷史的特殊性。

普遍規律，是指高度神化的人物，一般都不會直接負責具體的政務、直接面對民間的矛盾，而是在自己與民眾之間設立隔離墻，以維護自身永遠正確的神性。

干好了，是神的指引，干不好，是政府的責任。

特殊性方面則比較復雜。

首先是霍梅尼的個人原因。

霍梅尼生于1901年，伊斯蘭革命勝利的1979年，已經78歲高齡。這么大的年齡，顯然不再適合承擔繁重的政府事務。

其次是伊朗特殊的社會結構。

自從禮薩汗于1921年政變成功，巴列維王朝一直積極向西方文明靠攏，采取世俗化統治方式，建立了名義上的君主立憲體制。

在一戰、二戰的社會大變革時代，所有古老而落后的政治體制，不管是中東的宗教神權政體，還是東亞的封建皇權政體，都受到了西方政治體制的沖擊。

打不過就加入，乃是落后國家最本能的生存反應。

在禮薩汗主導的全盤西化體制下，從經濟發展到日常生活，伊朗社會面目煥然一新。

但就跟所有帶有買辦性質的政府一樣，伊朗經濟發展的成果，也被買辦官僚、精英階層鯨吞了絕大部分——煥然一新的，是能夠受到買辦官僚、精英階層經濟輻射的大城市，在偏遠的農村地區，農民的生活方式并沒有任何變化。

由于禮薩汗與德國關系曖昧，1941年，在英國與蘇聯的逼迫下，禮薩汗讓位于長子巴列維。

巴列維繼承王位之后，也看到了城鄉二元化與貧富差距帶來的問題，于1963年掀起了一場以土地革命為核心的改革。

土改初期，伊朗農民親吻巴列維的皮靴

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土地雖然名義上分配給了農民，實際卻被農業合作社控制，農民付出了購買土地的金錢，卻沒法自行安排生產，收益也得不到保證。

再加上其他具體落實層面的政策失誤，這場聲勢浩大的改革，既沒有解決城鄉差距問題，也沒有解決貧富差距問題，反而推動了更多的農民進入城市，增加了城市的就業壓力，惡化了城市的治安環境。

土改的失敗，既得罪了掌握土地的教士階層，也得罪了沒有得到實際利益的農民階層，大量農民涌入城市，又引發了城市階層的不滿……

巴列維王朝一推就倒，固然與美國人的外部干預有關，但最主要的內因，依然是伊朗內部矛盾的激化。

補充一句，在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機中，為了緩解財政壓力，巴列維一直堅持推高油價，狠狠地得罪了美國人。因此，霍梅尼上臺，剛開始其實得到了美國人的支持。

霍梅尼上臺后，面對高度分化、尖銳對立的伊朗社會，為了緩和社會矛盾，尤其是為了穩住以政府官員、知識精英、城市中產為主的世俗化、親西方群體，采取了特殊的神權、政權雙軌制——雖然神權凌駕于政府之上，但總統是普選產生的，內閣也是總統提名組建的，政府的日常運行，也是由總統負責。

霍梅尼控制政府，一是利用個人威望對政府行政行為進行監督，二是通過憲法監護委員會掌握總統參選資格，而憲法監護委員會由12名高級教士組成，其中6名成員由霍梅尼直接任命，另外6名由司法機構提名議會審核，伊朗的司法機構同樣被霍梅尼控制。

這種雙軌制，既可以保證神權的最高地位，又能夠安撫那些深受西方影響的精英階層，同時利用他們治理國家、發展教育、促進經濟、提升科技。

就此而言，霍梅尼其實帶有一定的理想主義色彩。因為伊朗的雙軌制，其實就是神權體制與西方普選制度、現代政治制度尤其是教育制度并立，兩者之間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現代教育，必然催生大量拒絕宗教思想的現代人，在西方普選制度下，他們又必然會選出不接受宗教神權統治的總統。

因此，伊朗的宗教神權，與現代教育、民選制度之間，必將發生一次終極對決。

霍梅尼在世的時候，憑借崇高的個人威望，可以平衡兩者之間的矛盾；哈梅內伊上臺后，憑借制度慣性，也可以勉強掌握平衡。

但隨著時間推移，尤其是伊朗的城市化率從伊斯蘭革命之初的25.8%提升到現在的75%、識字率從不到40%提升為97%、大學入學率從不到10%提升為60%以上，伊朗的人口結構已經徹底改變，神權統治的根基——以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的偏遠地區農民為主的虔誠宗教信眾，已經從多數派變成了絕對少數派。

這種力量的對比，不會一下子反應到政治層面，可一旦爆發，就是天翻地覆的變化。

壓制得越久、反彈得越厲害。

為什么伊朗會被滲透成篩子？不是伊朗社會都親美、親以色列，而是伊朗社會普遍對神權政體感到極度失望。

因此，對于現在的伊朗，保持距離是對的。因為我們的投入，很可能會打水漂，甚至引發伊朗民間的反感。

肆：

也許在霍梅尼看來，安拉圣訓可以解決一切難題，包括神權治國與建設現代化伊朗之間的矛盾。

但歷史告訴我們，宗教，尤其是沒有經過徹底世俗化改造的宗教，已經變成現代文明最大的障礙。

極端宗教思想與現代文明，人們只能二選一。

中國能夠順利進入現代社會，其中最重要也最容易被忽視的原因，就是我們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

封建皇權思想確實對我們造成了禁錮，但遠不如宗教對中東國家的禁錮，更遠不如中世紀教廷對歐洲的禁錮。

一邊要堅持神權、一邊要建設現代國家，在這樣自相矛盾的雙軌制下，威望遠不如霍梅尼的哈梅內伊上臺后，對權術的依賴程度更高，因而造成的反噬就會更嚴重。

這種權術，就是不斷打散下面的權力架構，然后將所有的權力線條集中到自己手中。

房屋要想穩固，不僅要有縱向支撐，也要有橫向牽制。

行政體系也是如此，一套運轉良好的行政體系，既要上下政令暢通，也要橫向交流順暢。

但集權體制最大的特點，就是只有上下級之間的人身依附關系，卻幾乎沒有同級之間的橫向協調能力——下面千條線，上面一根針。

結構決定功能。既然千條線都要靠一根針來指揮，那么，集權體制的運行效率，就一定會高度依賴集權者個人。

如果集權者能力超強，能夠把千條線全部理順，它就會變得非常高效；如果集權者能力不足，千條線就會亂成一團麻，陷入嚴重的內耗。

這樣的事例，在古代皇權社會體現得尤為明顯。

中國古代，不乏前期英明、后期昏聵的帝王，比如齊桓公、趙武靈王、漢武帝、唐玄宗、吳大帝、清高宗等人。

年輕的時候，他們精力旺盛、心態開放，能夠將集權體制的優勢發揮得淋漓盡致，可到了晚年，隨著身體素質的下降，他們不但變得思想頑固、行為保守，更重要的是，他們根本沒有足夠的精力來掌控下面的千條線。

這就必然帶來兩個結果。

一是他們依然牢牢控制著權力中樞，但卻沒法讓行政體系順利運轉，導致貪腐叢生、民不聊生，甚至地方軍閥坐大。

漢武帝、唐玄宗晚年就是這種情況。

二是他們沒法獨自控制權力中樞，被身邊人架空，最后導致王權更替甚至是國家覆滅。

比如尸蟲出戶的齊桓公、餓死沙丘的趙武靈王。

這兩種情況，往往伴隨出現，無非是哪方面表現得更為突出。

當年哈梅內伊上位，主要是第二種情況。

霍梅尼年老體衰、精力不濟，試圖利用哈梅內伊來制衡蒙澤塔里。結果被哈梅內伊架空，只能默認其上位。

現在哈梅內伊面臨的困局，則兼具了兩種情況。

一方面，年老體衰的哈梅內伊，明面上依然掌握著最高權力，但卻失去了對國家的實際控制力，尤其是對基層的控制力。

伊朗被滲透成篩子，正是政權失控、基層失控最明顯的例證。

另一方面，哈梅內伊正在被快速架空，尤其是喪失了對政府系統的控制力。

伊朗強硬派高層頻繁被斬首，甚至革命衛隊的高級指揮官都無法保證自己的安全。

面對這種情況，正常的應對策略，應該是嘴上高調宣稱要報復美國、以色列，實際卻徹底清查內奸，并且后者才是重點。

但伊朗只有前者沒有后者。

這就只有兩種解釋。

或者是哈梅內伊昏聵到了極點，真的以為內部沒問題。這種解釋，顯然站不住腳。

或者是哈梅內伊已經失去了在內部發動大清理的能力，也即政權失控。校尉認為，這才是真相。

現在的哈梅內伊，其實就是當年的霍梅尼。雖然保持著面上的權力，實際卻已經被架空，面對已經坐大的親美、親西方勢力，哈梅內伊也只能順水推舟。

萊希遇刺、佩澤希齊揚當選后，伊朗高層，明顯出現了兩種聲音，甚至佩澤希齊揚還公開向哈梅內伊甩鍋，將不能與美國談判的責任甩給了最高宗教領袖。

有矛盾很正常，矛盾公開化就很不正常。

而改革派選擇矛盾公開化、甚至向哈梅內伊公開甩鍋，都充分說明，伊朗的民意，正在朝著不利于哈梅內伊的方向轉變。

體制內打不贏，那就尋求體制外的民意支持。

就此而言，懂王搞推特治國，佩澤希齊揚公開甩鍋，都是一樣的道理。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在短期內，民意也許可以被忽視、利用甚至歪曲，但就長遠而言，民意始終是決定國家前進方向的歷史大趨勢。

哈梅內伊最大的挑戰，就是伊朗的民意已經扭轉。

這個挑戰，不僅會決定伊朗的走向，也會決定哈梅內伊及其背后教士集團的命運。

結語：

校尉一直說，隨著俄烏沖突正式拉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帷幕，大爭之世已經來臨。

作為這場大變局的主角，因為中國巨大的體量、超強的戰略定力，對普通中國人來說，受到的影響還不是很大。

但對于伊朗、烏克蘭、白俄羅斯、敘利亞、巴勒斯坦、以色列、菲律賓、韓國等體量有限又處于大國博弈一線的國家來說，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迎來滅頂之災。

對大國來說，大變局既是風險，也是機遇。

但對小國來說，大變局更多的是風險。

因此，小國都會本能地躲開大變局，比如歐陸爭霸期間的瑞士。

瑞士可以茍，是因為在歐陸爭霸的大棋盤中，他只是無足輕重的局部。并且瑞士已經形成了中立的傳統，能夠得到大國的信任。

顯然，瑞士的路，伊朗是走不通的。

因為伊朗既沒有堅守中立的傳統，也沒有保持中立的地理條件。相反，在歷史上，自詡棋手+旗手的伊朗，很喜歡擺弄棋局，自己把自己放到了棋盤上最要害的部位。

因此，雖然這局棋，伊朗決定不了最后的結果，但他卻必須參與。

這就好比中國象棋之中的過河卒，它決定不了棋局的勝負，但卻必須參與一線搏殺。

大國博弈的最高指導原則，是誰先下場、先輸一半，因此能不下場就不下場，能晚下場就晚下場。

但在大國博弈的舞臺上，對于處于棋局要害部位的小國來說，躲是躲不過去的。

從這個角度，對于入朝參戰之前老人家那句著名的論斷，“參戰利益極大，不參戰損害極大”，我們一定會有更深的體悟。

對于棋子來說，既然已經被人放入棋盤，或者自己主動踏入了棋局，那就只能奮勇向前！

過河之卒，一線生機，終歸是殺出來的！

雖然對于哈梅內伊來說，前途已經非常黯淡，但對于伊朗來說，生路并未斷絕，只是必須自己殺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