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可能被書名耽誤（？）的好書

有沒有那么一本書，

你可能看到書名的時候覺得——

但又經過多方推薦閱讀后——

你的腦海中是否——

浮現出了很多差點被埋沒的好書？！

小邦這里也有一本！

在埋頭推廣《數字文化：公共空間、平臺與算法》一書的時候，小邦的日常是這樣的：發(fā)送圖書資料包并奮筆疾書進行“安利”，然鵝不到幾秒就——

“感覺上直播間不利于快速轉化，講起來可能有難度”

“感覺是一本很艱澀的學術書”

“感覺是我看不懂的內容”

對此，小邦反思——是小邦的問題！（營銷資料做得過分學術？精華內容抓得不夠精準？）

但是，這本書真的是——“很好看”（雙重“好看”）！

這本面向巴黎政治大學本科二年級的所有學生的書，剛剛好就是那種“很好看”（語言生動易讀、內容清晰不艱澀）的數字文化普及讀物，學生、學者及普通讀者都可以輕松閱讀。

這本書也獲得了多方的推薦，登錄多個榜單！

這是一本互聯(lián)網歷史的科普讀物，回顧了20 世紀 80 年代互聯(lián)網和萬維網普及以來人類經歷的技術變革中的重要事件，冷靜反思數字技術的負面影響。

本篇推文是譯者馬愛芳的序言，在人工智能時代，帶你酣暢淋漓地體驗這堂生動的互聯(lián)網“數字清醒課”。

譯者序

生活在別處：

從烏托邦到反烏托邦的數字文化之旅

作為第四次工業(yè)革命的基石，互聯(lián)網引發(fā)的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變革的深度、廣度和速度是此前任何技術發(fā)明都難以比擬的。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互聯(lián)網深刻改變了人類社會的面貌，改變了人們參與政治生活、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方式。鑒于互聯(lián)網起飛的時代正值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如火如荼，這兩種力量的疊加加深了互聯(lián)網對社會原有秩序的沖擊。互聯(lián)網在誕生之初自帶光環(huán) ，被視為塑造普遍互聯(lián)、無差別賦權的國際社會的利器 。1990年，《數字化生存》的作者、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席和共同創(chuàng)辦人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無比興奮地宣告：“數字世界沒有中心，因此也沒有邊緣！” 電子邊界基金會創(chuàng)始人約翰·佩里·巴洛于1996年在達沃斯演講時，面對臺下一眾政界領袖和商業(yè)巨鱷，自豪地揚言：“工業(yè)世界的政府在我們聚集的賽博空間里沒有主權可言。”可以說，互聯(lián)網先驅們倡導的自由、分享、協(xié)作、去中心化的主張深刻鐫刻在互聯(lián)網文化之中，成為全球互聯(lián)網文化的底色。

然而，人們對互聯(lián)網的態(tài)度隨著數字平臺的出現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盡管互聯(lián)網是平臺和平臺經濟得以運行的基礎設施，但“互聯(lián)網”和“平臺”觸發(fā)了公眾截然相反的情感。提到“互聯(lián)網”，人們更多想到的是公民賦權、免費信息、開源軟件、維基百科社區(qū)、穿著連帽衫在車庫中忙著編程的年輕企業(yè)家等正面字眼。“平臺”則讓人們聯(lián)想到完全相反的東西：攫取公民信息、數字勞工、算法規(guī)訓、監(jiān)控資本主義、扼殺式收購、大數據“殺熟”。隨著數字經濟的負面影響不斷釋放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由數字技術支撐的平臺社會與實體社會并沒有根本差別，圍繞在互聯(lián)網周圍的光環(huán)逐漸暗淡無光，互聯(lián)網引發(fā)的關于賦權、 自由和平等的想象愈發(fā)被證實只是一些懷著美好憧憬的人們一廂情愿的空想。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媒介與傳播學院教授羅賓·曼塞爾在其著作中指出，權力內嵌于人們采納和消費媒介技術、媒介產品的一切活動，線下世界的權力斗爭和權力不平等也會在線上世界重演。這正是我們目前正在經歷的情況。

數字技術引發(fā)的問題層出不窮。如今恐怕再也沒有人像當初的巴洛那樣底氣十足、義正詞嚴地主張政府不要監(jiān)管互聯(lián)網了。

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泳教授指出，技術總是以烏托邦開始，以反烏托邦結束。互聯(lián)網也不例外。然而，反烏托邦時代的降臨并不是壞事，因為它表明人們對以互聯(lián)網為代表的數字技術的認知變得更成熟、更理性、更全面。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先鋒學者赫伯特·馬爾庫塞在其名著《單向度的人》中坦言：“以技術的進步作為手段，人附屬于機器這種意義上的不自由，在多種自由的舒適生活中得到了鞏固和加強。”可以說，人在數字時代的自由是建立在清醒認識技術的正面和負面效應的基礎上的：沒有清醒的認識，就沒有自由可言。數字技術的發(fā)展進入反烏托邦時代標志著數字技術和人正在形成一種新的關系：人不再盲目相信數字技術會自發(fā)地改善人和社會，或者數字技術天然是一股“善”的力量；相反，人們發(fā)揮個體能動性，一方面努力建立起對數字技術的影響的全面認知，接受數字技術“惡”的一面，另一方面設計出行之有效的監(jiān)管措施，遏制數字技術的負面外部性，懲其“惡”揚其“善”。在反烏托邦時代，人在與數字技術的關系中將占據更加主動的地位，人會因為對數字技術認識得更清楚而減少那些不切實際的幼稚或過分樂觀的想法。反烏托邦時代的來臨不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對人類社會的長遠發(fā)展是有裨益的。

法國巴黎政治大學多米尼克·卡爾東教授的這本專著就是在數字技術的反烏托邦時代與讀者見面的。它代表了一位優(yōu)秀的法國學者對數字技術的深刻反思。卡爾東教授本人最初是一名社會學學者，致力于研究公民在傳統(tǒng)媒體上的表達形式；21 世紀初以來轉入對數字技術的研究，關注維基百科的治理、網民在博客上的自我表達、網絡恥感文化，是法國最早關注互聯(lián)網現象的學者之一。2016年，他接替法國著名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布魯諾·拉圖爾，出任巴黎政治大學媒體實驗室主任一職，先后出版《互聯(lián)網民主》《何為數字勞工》《算法的夢想》等多部力作。《數字文化》是卡爾東教授的新作，2019 年由法國知名的巴黎政治大學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即好評如潮。

2022年11月，OpenAI推出了ChatGPT 3.5。自此，以生成式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代數字技術創(chuàng)新一日千里。同時，人工智能引發(fā)的技術、倫理、法律等風險正在全面鋪開，在各國引發(fā)了一股治理熱潮和對治理規(guī)則的競爭。在這個特殊的時期，把《數字文化》這部優(yōu)秀作品譯介到我國十分有必要，因為這本書所呈現的，是一名社會學、政治學兼?zhèn)鞑W學者對數字文化前世今生的冷靜審視和批判性思考，可以有效起到對數字技術祛魅的奇效。

這本書的獨特性主要有三點：

第一，本書是現有研究中不可多得的以社會學視角探究互聯(lián)網文化的著作，作者以一名社會學家的細膩眼光洞察了光怪陸離的數字世界。作者從互聯(lián)網的軍事起源（美蘇冷戰(zhàn)時期，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研發(fā)計算機的最初目的是計算炸彈的彈道）寫起，指出自由和管控從一開始就同時內嵌于互聯(lián)網文化基因之中。作者細致地分析了互聯(lián)網時代公共表達空間的擴大（從最初的專業(yè)人士談論名人演變成普通人也可以在公共空間談論普通人），分析了四種算法不同的運行機制以及這些機制如何影響網民的行為模式。在這本書的結尾，作者分析了數字技術造成的監(jiān)控問題，即數字技術的進步反而使更多類型的主體對公民的監(jiān)控成為可能：公民同時受到來自市場、他者和國家三類主體的監(jiān)控。作者指出，數字技術對監(jiān)控者的賦能正在將人類社會轉變成英國功利主義哲學家杰里米·邊沁設想的環(huán)形監(jiān)獄——公民看不見監(jiān)控者，但卻深知自己上網的行為時刻被看見，這使數字時代的公民自己規(guī)訓自己，反而變得不自由起來。

第二，本書列舉的大量實例有很多來自法國網民的互聯(lián)網實踐，為我國讀者提供了了解法國互聯(lián)網的寶貴機會。囿于語言的隔閡，我國大多數學者和讀者更熟悉英國、美國、澳大利亞等英語國家的數字技術發(fā)展和治理問題，對法國等非英語國家的數字實踐了解不深。對這本譯著的閱讀可以有效彌補這一缺憾，因為這本譯著可以使我國讀者了解法國這個領土面積只有我國十七分之一的國家生動有趣、多姿多彩的數字實踐，了解法國數字治理的地標性法律 法規(guī)和相關治理機構，了解法國公民如何在重大政治、社會事件中巧妙利用數字技術與政府周旋，促使政府踐行對公民的“社會契約”。當前，中國和美國這兩大數字經濟強國的技術競爭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這種背景下，把注意力暫時移向別處必要且有益，它能使讀者了解到除了中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數字文化也同樣引人入勝。19 世紀法國著名詩人蘭波提出了“生活在別處”的口號。蘭波一生出走多次，從小鎮(zhèn)到巴黎，從法國到非洲，而且據說身上從不帶錢。“生活在別處”同樣適用于對多姿多彩的數字文化的探尋。我國讀者對中國和大多數英語國家的數字文化已經如數家珍，是時候到別處（如法國）的數字文化中擷英拾萃、一覽風光了。

第三，本書是卡爾東教授以多年來在巴黎政治大學、巴黎第一大學、巴黎第二大學教授的課程為基礎寫成的。鑒于授課對象是青年學生，本書在語言風格和內容設計上深入淺出，幽默風趣，可讀性極強，特別適合學生和廣大讀者朋友。與目前讀者所能接觸到的大多數同類書籍相比，本書對互聯(lián)網歷史的講述輔以大量生動鮮活的案例，讀起來十分順暢，毫無枯燥感。為方便讀者理解本書中的理論性內容，本書配了較多數量的插圖，同時在每一小節(jié)的結尾處，卡爾東教授還提供了豐富的補充性參考文獻和音視頻資料，有助于讀者了解更多相同主題的材料，更好地掌握每一章節(jié)的內容。在巴黎政治大學讀書期間，譯者有幸擔任過卡爾東教授的助教，得以在課堂上聆聽他的教誨。卡爾東教授對學生的關切令譯者印象深刻，至今十分感恩。在翻譯《數字文化》這部專著時，譯者感懷于卡爾東教授對讀者做出的如此周到的設計，像極了老師對學生的關心，遂聯(lián)想起在巴黎求學時，有一次向卡爾東教授請教問題，他拿出一張白紙，不厭其煩地畫圖，一邊畫圖一邊講解的感人情形。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譯者得到了多位前輩的鼎力支持，在此一一謝過。作為國內外新聞傳播學領域的泰斗級學者，卡爾東教授、胡泳教授、楊國斌教授、彭蘭教授和許建教授給譯者提供了無私的指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多位資深編輯的幫助至關重要。翟江虹編輯對于確立譯著的選題、斟酌譯著的書名提出了十分有益的建議，她是最早鼓勵譯者把卡爾東教授的著作譯介給中國讀者的人，因此譯者十分感謝她的知遇之恩。翟老師待人謙和，讓人有如沐春風之感，她對編輯工作數十年如一日的熱愛和執(zhí)著令人欽佩。從選題最初確立到譯著最終定稿，周瑩編輯一直提供細致入微的服務，像關心寶寶是否按時睡覺、吃飯一樣關心譯著的完成情況，周末或晚上給周老師發(fā)微信，也總是能夠得到及時回復。可以說如果沒有周老師在譯者和出版社之間的來回協(xié)調，這本譯著恐怕很難按期完成。黃超編輯細致嚴謹地校對了三遍譯稿，確保譯稿語言自然流暢，保證讀者的閱讀質量，她的專業(yè)和工作效率讓人十分敬佩。如果沒有黃老師和其他編輯老師傾注的心血，我們不會有這樣一部流暢的譯著，在此對編輯老師們表達深深的感謝。另外也要感謝劉靜編輯，感謝他在2023 年的春天接了我打給人大社的電話，并把我推薦給翟江虹老師， 開啟了我和人大社的這一段愉快的合作旅程。

謹以此書致敬數字烏托邦漸行漸遠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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