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把農民趕出屋凍死，斯大林很生氣，說要處理的是這些農民

上世紀30年代初期，蘇聯發生了一件說小不小，說大卻也不大的事件，然而這件事卻引發了極為可怕的后續反應。

在當時，蘇聯有個名叫米哈伊爾·肖洛霍夫的作家，寫信給斯大林講述了駭人聽聞的情景：在他老家維申斯克省，當地政府人員將許多平民趕出屋外，即便太陽落山也不準他們進屋。

要知道，維申斯克省位于北高加索，彼時氣溫動輒零下二三十度，根本不是常人所能承受的。一些抱著孩子的母親在屋外苦苦求饒，街坊鄰居雖然憐憫，可也不敢伸出援手，生怕自己也被拖下水。

命令是由莫斯科欽點的“欽差大臣”奧夫欽尼科夫下達的，用以懲罰那些在集體農莊糧食收購計劃中沒能按時完成指標的農民。

肖洛霍夫告知斯大林：據調查，有1090戶集體農莊農民遭到懲罰，被凍死凍傷者不在少數。然而后者的處理辦法非常耐人尋味。

斯大林立馬表態：“有罪的人必須得到應有的懲罰。”緊接著，奧夫欽尼科夫和其他幾名相關負責人被撤職。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人只是被免去了職務，并沒遭受任何后續處罰。

與此同時，斯大林分兩次共撥出12萬普特（約1970噸）賑災糧，極大緩解了當地糟糕的局勢，然而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就有些不太正常了。

當局對北高加索乃至整個烏克蘭地區都展開了一輪極為殘酷的清洗，首當其沖的是庫班地區，該地區有超過四成的共產黨員被直接開除黨籍，5000人被捕。

高層給這些人所扣的罪名也很令人費解——“叛徒”、“……已成為階級敵人的代言人”，“反布爾什維克的行徑觸目驚心”。

這實在讓人捉摸不透：干部草菅人命，不把基層民眾當人看，事后卻僅僅被免職而幾乎沒遭受任何實質性處罰；反倒是農民僅僅沒把地種好，沒能足量地上交糧食，集體農莊沒按時完成上頭分發下來的指標，這就成了“反革命”，這算哪門子道理？

斯大林執政初期，蘇聯社會中存在的問題確實很大，但事實上，這件事也不應當全是為他一個人的責任。這個問題非常復雜，1928年發生的一個插曲，更是令原本就多疑的斯大林變得杯弓蛇影，風聲鶴唳。

原來在1927年底，蘇聯糧食收購量大幅降低，國內出現嚴重的糧食危機。于是在次年1月，斯大林親赴西伯利亞地區視察，更是為了解決當地糧食收購困難的問題，這也是他身為最高領導人政治生涯的唯一一次“下鄉”。

其間，斯大林大發雷霆，指責當地一些干部瀆職：“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的一些干部幾乎住在富農家里，在富農家里吃喝，同富農和睦相處。”而富農為了個人利益，更是敢在地方官員的幫助下篡改數據，蒙蔽中央，中飽私囊。

斯大林旋即下達命令，以高壓手段從富農群體手中強制沒收糧食，后來這種處置方式推行到了全國。

所謂“富農罪惡行徑”在歷史上存在爭議，然而錯是否真出在富農身上，這個問題并不重要——當時蘇聯高層局勢的走向，注定了富農群體及它所在的耐普曼階層要挨刀。

1927年底，有關蘇聯經濟建設路線的相關討論中，“布哈林主義”獲得了越來越高的呼聲，這種局面對斯大林而言是十分不樂觀的。

另一方面，伴隨列寧“新經濟政策”實施而形成的“耐普曼階層”，在特殊的歷史階段為蘇聯做出了無可替代的貢獻。20年代中后期，當局仍大量任用城市官僚、工廠管理人員和富農等，讓他們管理生產發展。

然而，耐普曼階層自帶的“私有經濟”的屬性，也令斯大林如鯁在喉。

事實上，在用暴力手段徹底消滅耐普曼之前，蘇聯當局曾做過一些努力，試圖消除該階層在蘇聯社會中的影響力。在農村，當局嘗試通過團結貧下中農，建立經濟和政治上的聯盟以壓制富農，從而鞏固蘇維埃政權。

然而，1928年初的西伯利亞之行令斯大林意識到，擋在最高層與農民之間的腐敗官員，為了私利與富農媾和，直接宣告了這條思路的破產。恰恰是在1927年，蘇聯的外部環境突然迅速惡化，國內矛盾也日益凸顯，這令蘇聯高層開始懷疑：內部是否出現了“敵人”，陰謀瓦解蘇維埃政權？

因此，從性質上與無產階級直接相悖的耐普曼，一下就被推上了風口浪尖。

此后，在斯大林的認識里，兩個問題亟待解決：其一，布哈林“發展富裕農戶經濟”的提議應當被徹底否決——在他看來，集體農業是當下蘇聯的唯一出路；其二，耐普曼階層應當被視為敵人，應該被消滅。

可用一種通俗的方式做解釋：農民不好好耕地產糧食，是想要餓死工人，妥妥的“反革命”啊！那些公社干部、地方政府官員不舍得下狠手，用高壓手段收購糧食，這可不是心慈手軟，是在給“反布爾什維克分子”提供庇護！

由此可見，斯大林所謂的“必將受到懲罰”的那些“有罪之人”，不是那些把百姓趕到冰天雪地里過夜，眼睜睜看著他們活活凍死的官員——某種意義上講，這些官員敢于跟“敵人”作斗爭，反而有功；而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反倒成了有罪之人。

北高加索慘劇造成的后續反應還在持續發酵：此后每年，一旦某個地區在糧食收購問題上遇到困難，高層便會認為其中有“敵人”暗中作祟，處理手段通常會擴大化，動輒便會有成百上千的集體農莊干部淪為階下囚。

最嚴重時，即便是由莫斯科指派的“欽差大臣”，若收不到糧食且不采取強制手段的，也會被視為“蘇維埃政權敵人”、“叛徒”等，下場凄慘。

俗話說“人是鐵飯是鋼”，填飽肚子才是搞建設的第一步，然而在這個問題上，彼時的蘇聯卻變得十分魔幻，令人無法理解。

筆者看來，這反倒非常符合俄國人的思考和行為邏輯。

“遇到困難，大棒橫掃。困難變多，大棒加粗。”這是俄國人向來信奉的理念。別看蘇聯時代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們整天研究復雜的意識形態、理論和路線，當真碰到問題時，仍往往會“返璞歸真”，以凌厲的手段，快刀斬亂麻地解決問題。

偉大的“十月革命”結束后，蘇俄社會的成分極為復雜，有相當一部分為舊俄社會的殘余，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并不立場鮮明地排斥、反對新政權，而是傾向于棄暗投明或是持觀望態度。然而，本該“團結一切力量”對付敵人、拱衛新生政權的蘇俄高層，反而在1918年5月頒布了《關于“某色恐怖”》法令，將暴力手段合法化。

1923年2月，由契卡改組而來的國家政治保安總局更是在一份秘密文件中提出了“肉體消滅”的概念，圈出了一部分社會階層和群體，無論好壞善惡，只要成分劃定殘酷消滅，其中富農被提別點名。

只不過對于彼時的蘇維埃政權而言，特殊的歷史背景和“新經濟政策”的需求，使得富農所在的耐普曼階層依舊具有利用價值，也使得他們沒有像1923年那份“肉體消滅”名單中的其他群體一樣早早消失。

對此，蘇聯高層并不認為這是一種過錯，反而理直氣壯。

1918年9月，季諾維也夫在大會上聲稱：“為了順利地同我們的敵人斗爭，我們應當將蘇維埃政權治下一億俄國居民中的9000萬人爭取到我們這邊；至于剩下的那部分人，我們對他們沒什么可說的，應當把他們除掉。”

他將這種理論總結為“蘇維埃的人道主義”，可即便如此，季諾維也夫仍被同僚們視為高層中的“人道主義者”。

由此可見，作為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老大哥”在兩眼一抹黑，伸著雙手向前探索的道路上究竟遭受著如何之大的壓力，以至于走了如此之多的“非常規”道路。

老大哥用如此之多的血與淚，為后來者積攢下寶貴的參考經驗，正所謂“前人種樹后人乘涼”，就這一點上，我們還是難免感激一番。

最后我們說個非常有趣的題外話。

揭露問題，讓場面變得十分難看的肖洛霍夫沒有在日后遭到任何牽連，一直活到了1984年，滿載榮譽地離開人世，只因他受到最高領導人寵信。

而其他仗義執言，敢為受到欺壓的農民發聲的人就沒這種待遇了。

1932年底，哈爾科夫州一把手杰列霍夫向斯大林匯報當地的慘狀，卻被斯大林怒批：“你別想用編造出來的故事嚇唬我！”不僅如此，他還建議對方辭職去作家協會報道，“寫故事給傻瓜讀”。

1933年，烏克蘭軍區約納·埃馬努伊洛維奇·亞基爾也向斯大林匯報了同樣的事，即便亞基爾在蘇聯高層的地位很高，還是不免遭斯大林怒懟別多管閑事：“管好軍隊的事就行了！”由此可見，在一些特殊問題上，并不是誰都可以隨便插幾句嘴的。

結果，在農業問題上的粗暴處理導致蘇聯的基層經濟一塌糊涂，急于實現工業化更是進一步加劇了問題的嚴重性。在問題出現時便不針對問題，反倒解決了提出問題的人，此舉也讓蘇聯徹底錯過了根治弊病的機會。

30年代烏克蘭饑荒的發生只是這一復雜問題的具象化，而縱觀整個歷史，蘇聯也幾乎從未真正地實現過社會物資的富足。

換個角度考慮這個問題，斯大林急于實現工業化也并非簡單的過錯，畢竟彼時的蘇聯面臨著新一輪戰爭的威脅，后來爆發的二戰以及它的結果，也能證明斯大林想法的合理性，只是其中的一些做法或許過于粗暴，實在稱不上合理。

其中的對與錯，偏執與無奈，學界直至今日也眾說不一，我們在此便不多做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