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電子游戲博物館的“拜金之路”

2021年9月，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市的電子藝術與數字娛樂博物館THE MADE開始在社交網絡上持續“抱怨”有關錢的事情。

他們首先感嘆政府相關部門的撥款杯水車薪，游戲大廠更是對毫無ROI可言的品牌投放毫無興趣。接著他們又訴說起一個尷尬的“死循環”——即使存在不少情懷投資者，但當他們看到博物館狹小的“物理空間”也很快會變得猶豫不決，擔心“這樣的小博物館難以形成想象中的影響力”，這讓他們更難拿出足夠的預算來更換場地——“我覺得我們已經被困在這樣的循環里10年了。”

更讓人感到現實刺痛的是，在“死循環”的10年里，THE MADE并沒有一味地“坐等”。為了讓博物館變得更好更大，他們幾乎嘗試了各種辦法：募捐、慈善拍賣、社群聚會、行業展會等等。同時他們也將博物館布置得更像一個“電玩城”，希望能夠用“可玩性”來喚醒人們對于“數字娛樂古董”的興趣，順便用前輩們的光榮事跡激勵下一代開發者們。

但這一切毫無回報，備受好評的“行業展會”因為缺乏資金支持，完全成為了一個“虧錢項目”被迫中斷，慈善拍賣前前后后也只掙了100美元左右……

（THE MADE的舊址，在中國大概率會被叫做“社區底商”）

沒錢，一切都變得很困難

THE MADE成立于2011年，致力于收藏游戲行業的經典藏品，包括且不限于游戲本體、游戲主機、游戲外設、游戲開發資料、游戲開發教材。第一桶金來自Kickstarter眾籌平臺，團隊分別在2011年和2015年成功眾籌到了21329美元和52920美元，然后拿著這兩筆啟動資金在舊金山灣區租下了幾間小鋪面。

其實從THE MADE的定位上來看，“灣區”并不是一個好選擇。濃厚的創客氛圍讓路人下意識地會把THE MADE當做獨立書店、創業咖啡廳、中古游戲店，而不是一家博物館。但THE MADE有自己的判斷：只有在灣區，他們才有機會接觸到更多有抱負的游戲開發者，進而為這些游戲開發者們設計有建設性的集體活動，比如研討會、公共課程等等。

在最初的幾年，這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觀察確實兌現了預期：THE MADE成為了圈子里的聚會圣地之一，也很快擁有了體面的贊助商——硅谷巨頭杜比和谷歌分別聯系了團隊，確認每年將捐款10000美元來支持項目運行。在日常運營方面，博物館的工作人員全部來自志愿者招募，舉辦游戲比賽和售賣門票則是最基礎的創收方式。

門票的價格為20美元，允許顧客在博物館里游玩“一整天”，“機器不限”“游戲不限”。顧客們還可以花100美元到20000美元不等的價格購買套票，解鎖免費入館、商店折扣、定制馬克杯/T恤等權益。

滿打滿算下來，THE MADE基本可以做到收支平衡，博物館庫存也循序漸進地豐富起來。迄今為止他們已經收藏有40個游戲系統，總游戲數量超過了12000款。

但誰也沒想到，新冠疫情來了。

疫情期間，當地有關部門要求博物館暫停營業，這讓谷歌和杜比的贊助成為了唯一的收入來源，收支平衡被瞬間打破，項目團隊不得不主動進行商務拓展，嘗試獲得更多的贊助商，比如EA和卡普爾中心，可在疫情的影響下地主家也沒有余糧，無論是藝術界還是游戲圈的甲方都在收緊品宣層面的預算。

“找錢”變得漫無止境，人心也開始出現變化。THE MADE的創始人Alex Handy在2021年9月抱怨了一通后，將博物館的運營權交給了新任執行董事Shem Nguyen，理由是他不想繼續“乞討了”。

按照當下最時髦的說法，Handy是標準的斜杠青年。除了廣為人知的THE MADE主理人身份外，他還是游戲媒體行業的資深編輯，擁有超過20年的從業經歷，曾經供職于知名游戲雜志《電腦游戲世界》（Computer Gaming World），在許多知名游戲廠商內部都有充足的人脈，例如動視和EA。但這樣的經歷也讓他更直接地感受到整個游戲行業的“風險偏好值”正在迅速降低，對現金投資這件事變得“高度謹慎”，以至于他能爭取到的支持從“捐款”變成了“捐物”。

例如有一次籌款路演中，他精心準備好了BP，詳細說明了THE MADE將如何利用投資來更好地保護游戲產業的成果，如何讓“數字遺產”更持續地發揮價值，但動視的一位相關負責人只回復了一句話，“本公司不做這些事”。

“2021年之后，‘乞討’已經快成為我的全職工作了。”Handy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就像我發的那幾條推文，我需要不斷地在不同的人面前進行馬戲團表演……（除了谷歌和杜比）甲方們大多就給點‘東西’，送給我們老游戲、老游戲系統、舊電腦。這確實也不錯，博物館確實也需要這個東西，但他們一定知道我們其實更需要的是什么。”

（THE MADE舉辦的地推活動）

Handy因此變得精疲力竭，投入到博物館“內容經營”上的精力被壓縮得更加有限。

除此而外，Handy還發現“甲方贊助流程”正在無限拉長。許多硅谷公司習慣通過“基金管理公司”進行對外捐贈、投資、贊助，而這些第三方服務機構為了凸顯自身的專業性、嚴謹性，又往往會在資金申請過程中設置各種復雜的手續。在這種情況下，想要保證整個“撥款流程”順利進行，申請方至少需要安排一名工作人員來全職跟進——這對于THE MADE這樣一個純公益性質的團隊來說顯然有些“苛求”。

凡此種種，Handy最終認定“找錢”純粹是飲鴆止渴：“而且這些贊助，是我們不斷地進行馬戲團式的表演換來的，這根本沒法持續。我們所做的一切只不過是想讓博物館能開門、能開燈、能開機。如果對方對你的表演不滿意，就意味著你的時間被100%浪費了。”

（年輕人在THE MADE學習游戲開發）

當然，THE MADE也并不是沒有盈利能力，通過組織業內活動、售賣游戲開發課程，團隊仍然可以自籌部分資金。并且他們還運營著一款網游Habitat——這是一款由盧卡斯影業游戲（LucasArts）在80年代開發的MMORPG，至今玩家們仍然能夠通過瀏覽器進行免費游玩——這些都足以證明THE MADE并不是一個草臺班子。

Handy也經常稱贊杜比是“理想的財務投資人”，認為“他們很懂得社區影響力的重要性”。他只是希望能夠多一些這樣的公司，多一些這樣的“投資意識”，從而為創業氛圍濃厚的硅谷創造更友善的環境。

“每當我想到，在硅谷這樣的地方，每五分鐘就有一百萬美金通過一些死板的數學公式、商業模式，投資在一些大傻叉身上，我就會很沮喪。”Handy說，“人們更應該把目標變成，讓自己的名字出現‘博物館’三個字之前。就像在未來的某一天，你會說‘看，我們經過多年的投入和努力，現在在電子藝術與數字娛樂博物館里，有我們的專區，就像育碧、動視、任天堂那樣’。”

但無論如何，他已經沒有努力實現這個愿景的動力了，THE MADE在他擔任主理人的10年里始終沒辦法換到更好的場地，距離“真正的博物館”相去甚遠。“看起來很像某個死宅的地下室或者車庫，唯一有些朝氣的就是新沙發，兩個月前我們剛花了100美元換的。”

變化，讓自己變得更加實用

Handy對新任主理人Shem Nguyen的能力非常認可，認為沒有人比他“更懂得如何讓THE MADE取得成功”。

Shem Nguyen是一個非常“經典的亞裔”：很早就在數字領域表現出了天賦，擁有扎實的BASIC編程基本功。長大之后他先是在盧卡斯影業游戲工作過一段時間，又當過一段時間的獨立VR開發者。與THE MADE的初次相遇發生在2015年，當時Handy正在開發THE MADE的教學課程。

與傳統的游戲開發課程相比，THE MADE的教學理念看起來非常“野路子”。它們的官網是這樣描述辦學宗旨的：我們相信任何形式的數字娛樂產品（例如視頻游戲、電影等）都是偉大的藝術創作，因此我們相信計算機編程并不是數字藝術創作唯一的必要技能——我們的目標找到學生們的“各有所長”，幫助其擁有相應的基礎技能，讓他們有機會參與到“合作”當中。

簡單來說，THE MADE的辦學理念和當年米盧執教國足的理念很類似，強調“態度決定一切”“快樂足球/游戲”，重視學生在課程中的體驗感，以及對于課程愿景的“認同感”。這進一步要求授課老師不能是一個只有知識儲備的“長輩”，更需要是一名“帶團隊共同制造出點驚喜”的隊長。

他們在8月開設的一門“游戲外設解析”課程就非常典型。主旨是“了解電子游戲發展歷史中的各種外設，試用它們并討論它們如何影響游戲設計決策”，沒有學費，學時為1.5個小時，主要面向年齡在8到17歲的學生。

“Shem Nguyen最開始是我們的一名老師，后來他又慢慢成為了我們的志愿者，我和他也就有了更多的交流。他對于THE MADE的很多看法，正是我所希望看到的。”Handy說，“他知道THE MADE做的不僅僅是保護，更重要的是教育。這對我來說太太太太太重要了，他是一名理想到有些偏執的教育者，一直堅持將自己的課程設置為免費。最關鍵的是，他還很擅長進行管理。”

Nguyen同意Handy的看法，即“為一個公益性質的博物館籌措資金是非常困難的”，但他認為THE MADE在向潛在投資者展示自身價值方面做得并不好，有很多可以改進的地方。

（Shem Nguyen，背后是他心目中的神作《打鴨子》）

“作為主理人，我有責任去闡述如何用好這筆投資。無論投資方是奧克蘭的普通居民，還是相信游戲是一門藝術的玩家。”Nguyen說，“我認為任何一家博物館，都應該讓參觀者感覺到‘這是一份來自歷史的禮物’。現在我的工作就是思考如何理清我們所身處的歷史，如何豐富這份禮物。”

于是在接手THE MADE之后，Nguyen投入了相當的精力在磨煉自己“表達技巧”上。目前他與奧克蘭越南商會等組織達成了合作，將舉辦一系列的展覽和授課活動，為自己創造更多“交流訓練”的機會。同時他也積極尋找理論支持，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東灣分校助理教授、 奧克蘭越南商會執行董事 Jennifer K. Tran博士就是他的老師之一。Nguyen希望通過這樣的提升，讓游戲行業將 The MADE視為一個值得投資的嚴肅組織。

“我希望能夠得到科技企業以及從業者的支持。”Nguyen規劃了一條to B服務的路徑，在這條路徑里他們更像是提供技術支持的供應商，“尤其是那些真正對自己事業感到自豪的公司，如果他們愿意在經濟上提供支持，那我們就愿意為它們的成果進行保護，這也是我們作為機構最應該做的。”

上文提到的那款古董網游Habitat，就是Nguyen心目中理想的商業模型，他認為對Habitat的持續運營能夠證明他的團隊能夠創造遠超自身體量的成就。

（Habitat號稱世界上第一個虛擬世界）

可以想象，這些很世俗的規劃執行起來并不愉快，他們不得不學著很多“社會人”說黑話、講社交禮儀、玩職場法則，但很多跡象也表明Nguyen的努力卓有成效。

根據近期發布的推文，他們找到了夢寐以求的“新場地”，新址位于奧克蘭華盛頓街921號，面積大約為4200平方英尺（約390.2平方米），在6月10日正式啟用。

“新場地”的上一個租戶是一家生物技術公司，Nguyen正是通過“混圈子”認識的“業內人脈”獲得了撿漏機會。杜比是這次搬遷最大的“贊助商”，THE MADE沒有公布具體的金額，只是對外表示“杜比是唯一一家真正拿出實際行動提供幫助的公司”。也正是因為這樣的雪中送炭，THE MADE也送給了杜比很多免費的曝光資源，博物館內到處都可以看到杜比的LOGO。

（相比于之前的社區底商，新場地明顯“有容乃大”）

THE MADE最大的挑戰永遠是金錢。Nguyen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是很坦誠：“我們重新開放的充要條件，就是找到錢”。

他不排斥將“理想主義”當做“節約成本”的策略：“目前我們的工作人員都不拿工資。我們聚集在這里，是因為我們都相信人類的數字文明不應該成為有錢人或者學者們的專屬品，我們相信數字文明屬于全人類。但歸根結底，THE MADE對這些數字成果的保護，不得不涉及雇傭專業的員工、租賃合適的場地、支付相關的公共事業費用……”

但也仍然保留著理想主義的敘事風格：“如果我們想了解未來，就必須找到辦法理解過去。這正是THE MADE過去十年里為之努力的事情，也將是未來10年的方向。”

很糟，但會好起來的

Handy對Nguyen的規劃表現出了極大的支持，他表示愿意為THE MADE的未來發展提供一切幫助——包括“出去賺錢”。但Handy也很清楚，“買得起精美的展柜和性能卓越的設備”一定不是THE MADE成功的標志，對“電子藝術與數字娛樂”的保護上他們有相當多的任務要做。

“我也不想讓整個故事聽起來這么喪，但目前我們仍然沒有找到適合我們的生存方式，我們是以妥協的姿態搭建起了一套框架。這可能是因為我們是第一批萌芽出這樣需求的人。”Handy最后說，“但我們不會停下腳步。無論發生什么事情，我們都會堅守在這里”

本文編譯自：

The Decade-Long Struggle To Fund Oakland’s Scrappy Video Game Museum，Kotaku

部分內容參考：

https://www.themade.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