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美國“偷師”中國，用中國的方式與中國競爭

（原標題：警惕美國“偷師”中國，用中國的方式與中國競爭）

? 文 觀察者網 王文 魯東紅

近年來，美國對華戰略出現值得警惕的新動向。美方在持續施壓的同時，開始有選擇地吸收中國模式中的產業政策協調、戰略規劃與資源集中等工具性要素，形成“市場機制主導、國家力量嵌入”的新型國家資本主義。這標志著中美競爭已進入“能力重構與相互借鑒”的新階段。

對此，我方需保持戰略清醒，既不自縛手腳，也不輕視對手，主動謀勢、精準發力。具體建議如下：一是在戰略層面，正視“雙向競合”新態勢；二是在改革層面，以更高質量的開放應對對手的“閉鎖模仿”；三是在傳播層面，主動塑造敘事，借美方的“模仿”為中國背書；四是在規則層面，參與并引領國際規則制定，掌握道義制高點。

圖為中美國旗。

從仰視到平視，再到今天的被模仿，美國用實際政策轉向回答了新時代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制度的競爭力不在于意識形態標簽，而在于誰能更有效地整合資源、執行戰略并持續自我革新。

美國“偷師中國”的思想溯源

（一）美國思想界對治理效能的深刻反思與制度焦慮

近年來，美國主流輿論與思想界掀起了一場關于“治理赤字”的反思，其核心指向是對中國高效執行力的復雜心態。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精英階層，通過對比中美在政策推進上的效率差異，10多年前就在書中提出了“美國需要做一天中國”的論斷。弗里德曼在多篇評論中反復表達對美國制度執行效率的擔憂，直言不諱地指出美國在重大政策推進上存在“決策緩慢、協調困難”的問題，本質上是希望美國能擺脫兩黨掣肘，恢復集中決策能力。

這種焦慮在政治高層同樣有跡可循，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多次公開表態中，同樣以中國為參照批評美國制度效率。例如，2026年3月27日，特朗普在邁阿密舉行的未來投資倡議峰會上直言：“你看看中國做得有多好，制造業多么發達。”

2025年12月，特朗普在簽署人工智能行政命令時，更是以“中國就很團結”為例，呼吁美國內部像中國一樣團結一致、專心干大事。需要指出的是，弗里德曼和特朗普的言論并非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整體認同，而是對“治理效率”這一工具性能力的認可。這種“羨慕”本質上反映了美國精英階層對自身制度短板的現實焦慮。2024年，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南森·辛明頓在《美國事務》上發表題為《中國正在贏，接下來怎么辦？》的文章表示：“我們必須全面認識到自身的體系性缺陷，而正是這些缺陷使我們自己的機構熱衷于破壞自己國家的經濟實力和產業健康。”

志愿者正在為受到美國聯邦政府停擺影響的聯邦雇員提供食物。 紐約時報

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一戰》及后續評論中多次強調，中國在執行力、長期規劃及資源調配上展現了顯著優勢。艾利森主張，美國需要強化自身的長期戰略能力與政策一致性，而非繼續依賴短期政策工具應對系統性競爭。

（二）戰略智庫推動美國構建整體性國家動員框架

美國主流智庫在應對大國競爭的過程中，正在系統性地向中國“政經耦合”的治理邏輯靠攏。例如，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在多份報告中反復強調，美國必須構建能夠應對長期大國競爭的“整體性國家動員框架”，其核心主張是通過整合“所有國家力量要素”，在經濟、科技、軍事與外交之間形成更高程度的協同效應。在具體路徑上，相關研究并未主張對市場主體實施直接控制，而是強調通過財政激勵、監管規則與產業政策，將私人資本、科研體系與國家戰略目標進行系統性耦合。

這一思路反映出美國戰略界的重要轉向：國家不再僅作為規則制定者，而是通過制度設計主動塑造資源配置方向。大西洋理事會（Atlantic Council）在針對中國中長期發展戰略的研究中指出，中國在生物技術、關鍵資源與人工智能等領域展現出較強的政策連續性與長期投入能力。這種以國家戰略需求為導向的持續性布局，使其在部分關鍵技術賽道中具備累積優勢。

有觀點認為，中國在國家能力上的一個突出特征，是其能夠在“較低制度摩擦下實現跨部門協同與戰略資源整合”。相比之下，美國長期受制于官僚體系分割與政治周期約束。因此，強化跨部門協調、打破政策壁壘，成為當前美國改革的重要目標。這種跨部門統籌與任務導向執行相結合的機制，在功能層面上與中國“集中協調、分工推進”的治理邏輯存在高度相似性，旨在通過制度重組來彌補其政策碎片化的天然缺陷。

（三）科技與產業界對國家主導投入模式的緊迫共鳴

在關鍵技術賽道上，美國產業界正以前所未有的危機感呼吁效仿中國的國家投入模式。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在2025年4月的“人工智能+生物技術峰會”上直言不諱地表示：“我們所面對的是正在為此投入萬億美元的中國，而我們卻在胡搞，不給那些本該發明我們未來的人提供經費。”美國丹佛大學學者趙穗生指出，美國在產業政策上正越來越多地學習中國模式。《外交事務》雜志也直言：“要像中國那樣競爭，就應該如中國那般建設。”彭博社同樣建議特朗普政府，想重振制造業，應深入研究中國的發展策略。

哈佛大學貝爾弗中心在2025年6月發布的報告中雖然堅守美國“去中心化的創新生態系統”的優越性，但也不得不承認中國通過“大規模公共投資和國家支持的制造業”，已在生物技術、藥品生產等關鍵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并在人工智能領域構成潛在挑戰。這種現實壓力正迫使美國政府放棄完全放任的市場思維，轉而采取更具針對性的產業政策與國家支持手段，試圖在維持系統活力的同時，通過復刻中國的規模化投入路徑，奪回在全球核心技術領域的絕對主導權。

美國“偷師”中國的三大表現

當前，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并非零散政策的湊合，而是沿著“工具借鑒—機制重構—體系升級”的路徑，對國家能力進行系統性重塑。其本質是美國正企圖通過掌握“中國式能力”，反過來構建對華競爭的絕對優勢，實現“以彼之道還施彼身”的戰略遏制。

（一）產業工具跨越：從單純政策補貼轉向國家直接下場持股

美國最初對中國模式的吸收，主要體現在對產業政策工具的選擇性借鑒，但目前正經歷從政策引導向直接參與的實質性轉變。在投資層面，聯邦政府放棄不干預教條，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等數千億美元財政補貼，強力向半導體、新能源等賽道“輸血”。在規則層面，通過嚴苛的“護欄條款”，強制要求受援企業不得在華擴建先進制程，對內實現國家供養，對外實現排他封鎖。

更具實質性的變化在于，美國正從“市場守夜人”轉變為產業的直接參與者與風險的共同承擔者。目前，美國政府已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直接獲取英特爾約10%的股權（約89億美元），國防部也成為礦業巨頭MP Materials的最大股東，持股比例達15%。香港大學研究員黃裕舜評價稱：“美國政府正試圖借鑒中國的經驗。”這一變化標志著美國在資源配置層面已逐步復制中國“政府深度嵌入”這一運作方式，學習如何運用國家資源直接決定產業發展方向。

美國亞利桑那州正在建設中的英特爾工廠。 紐約時報

（二）組織機制重塑：以“集中協調”破解權力碎片化導致的決策遲滯

如果說前一階段是“學工具”，那么當前更深層的轉變在于“改機制”，旨在攻克美國政策執行中部門分割、資源分散的頑疾。長期以來，美國政策執行的核心問題在于部門分割嚴重、決策鏈條冗長。為此，美國開始推動一系列制度性調整：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等立法，設立由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等高層坐鎮的跨部門指導委員會，構建縱向指揮模式，打破了傳統否決型政治的遲滯。丹佛大學學者趙穗生指出：“美國在產業政策上正越來越多地學習中國模式。”這種調整的核心目標，是在既有制度框架內，模擬中國在低制度摩擦下實現資源整合的能力。

（三）競爭體系升級：構建“全要素動員”的系統性對華封鎖網絡

最值得警惕的是，美國已從局部政策調整邁向體系層面的重構，將對華競爭全面升級為全政府、全要素、全周期的系統性動員。一是在決策與情報體系上，中央情報局（CIA）組建“中國任務中心”，國安部門加強對華信息的橫向整合，其運行邏輯呈現出顯著的“集中力量辦大事”特征。二是在戰略資源配置上，2026年2月，特朗普政府推出“金庫計劃（Project Vault）”，以100億美元政府貸款撬動20億美元私人資本，建立覆蓋稀土、鋰、鈷等35種礦產的戰略儲備體系，同期還發起“資源地緣戰略參與論壇（FORGE）”，聯合54國構建排除中國的“關鍵礦產優惠貿易集團”。三是在外部規則上，美國正通過供應鏈的“去風險化”，構建排他性的貿易與投資標準。這一階段的變化表明，美國不僅在學習中國的動員能力，而且試圖將這一能力嵌入全球體系，對華實施系統性競爭與約束。

對美國的“偷師”，中國需主動謀勢

面對美國“偷師”中國的新態勢，我方需保持戰略清醒，既不自縛手腳，也不輕視對手，主動謀勢、精準發力。

（一）戰略層面：正視“雙向競合”新態勢

中美競爭已進入一個全新階段，這個階段的特征是“相互借鑒、相互制衡”。美國在學習中國的長項，中國也應冷靜分析美國的制度韌性。建議相關部門加強對美國內政改革和產業政策調整的動態跟蹤，形成專題報告機制。需要特別注意一種傾向，即美國正在實行一種“新版韜光養晦”策略——既在部分領域低調學習、積蓄力量，同時在國際輿論上保持對華強硬姿態。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兩面手法，值得我方高度警惕。

（二）改革層面：以更高質量的開放應對對手的“閉鎖模仿”

美國在學我國的“集中”，我國就要在“活力”上更進一步，實現制度的差異化領先。一是繼續完善“新型舉國體制”，但必須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僵化，要從過去的“直接補貼”轉向“優化生態”。二是美國在學我國的“應用轉化”，我國則要學美國的“基礎研究”：要加快科研評價體系改革，從根本上解決“卡脖子”問題；要對標美國成熟的風險投資與人才流動機制，打造更具吸引力的國際人才高地。

（三）傳播層面：主動塑造敘事，借美方的“模仿”為中國背書

美方的“偷師”行為，本身就是對中國模式成功最強有力的證明。我國應在國際輿論場理直氣壯地指出，美國正在走“中國證明成功的道路”。這不僅能增強我國國內的制度自信，也能讓中立國家看清美方“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性。針對全球受眾，要對外講述中國政策的合理性與全球貢獻。我國可以通過“一帶一路”等真實案例，闡釋中國方案的共贏屬性，解構美方“美國優先”的自私敘事，爭奪國際話語權。

（四）規則層面：參與并引領國際規則制定，掌握道義制高點

面對美方打著“公平競爭”旗號搞保護主義的行徑，我國要主動出擊。一是應在WTO、G20等框架下，主動發起對美國歧視性產業政策的合規性審查，聯合全球受美保護主義沖擊的國家，共同抵制美方的“長臂管轄”。二是構建以共同發展、互聯互通為核心的國際規則新話語體系，在數字貨幣、人工智能安全標準等新興領域搶占先機，提出具有全球普適性的“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