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泰國潮州華裔學者眼中：阿嬤、潮州話、唐人街與華人社群

“從小到大，我只知道自己是潮州人。

我會說潮州話，但如果你再多問一些，

我就答不上來。直到我對中國文化產生了興趣，才逐漸開始探尋祖先的故事。”

這段引文出自周兄（Somchai Saejiu）的著作《泰國華人面面觀》，在我出版第三本泰文著作《因為我想，所以我是華人》的時候，把它放在了開篇的位置。作為一個在泰國出生長大的潮州華人后裔，在讀到這段文字的那個瞬間，幾乎立刻被擊中了。

我的母語是泰語，甚至第二語言也是英文，然而童年記憶中關于聲音的部分，總有祖父母老屋中交錯回響的潮州話，那時候的我并不清楚具體來自哪一處僑鄉。間或其中的，也有帶中國口音的泰語詞匯冒出來。和許多像我這樣的泰國華裔一樣，我們是在長大以后，才慢慢從潮州話與泰國社會文化彼此交融的日常里，重新認識自己的泰國華人華裔身份。

過去兩年多，我一直刻意回避去看在泰國乃至整個亞太地區都引起廣泛討論的電影《姥姥的外孫》。今年五月，電影《給阿嬤的情書》在中國上映后也迅速進入了泰國公眾視野。身邊的家人朋友陸續給我分享了影片片段、影評還有網絡上的討論。然而直到五月中啟程前往中國講座之時，我仍然不確定自己是否真的有勇氣走進電影院。原因很簡單，我不想面對自己可能無法抑制情感大哭的場景 。只是我的眼淚大概會與一些被影片中人物境遇和故事情節所觸動的觀眾不同，這兩部電影于我而言真正觸及的，正是我們這些在泰潮州華裔共有的一種情感體驗——我自己就是“姥姥的外孫”啊（雖然我至今沒有明白為什么不是翻譯成外婆而是姥姥），同時也會有對于“潮州人”這個身份的回應與重新解讀。

《姥姥的外孫》和《給阿嬤的情書》電影海報

我們這一批出生于二戰后至20世紀80年代之間的泰國潮州華裔，雖然年齡跨度很大，卻有著相似的成長經驗。我們大多在祖父母的照顧下長大，因為父母往往長期在外奔波忙于生計。我們的祖父母與《給阿嬤的情書》中的三位主人公屬于同一代人，他們以潮州話為母語，即使出生在暹羅的南枝亦是如此。偶爾說起泰語時，則帶著明顯的中國口音。在泰國尤其是曼谷的華人社群中，潮州話直到20世紀90年代以前都仍是重要的日常口頭交流語言，之后才逐漸被泰語取代。近些年來，泰國華裔社會雖然重新興起了學習漢語的熱潮，但毫無疑問，這時的漢語已經是普通話了。

“我會說潮州話，但如果你再多問我一些，我就答不上來。”這種感覺從我父母那一代開始就存在，并一直延續到我身上。這到底為什么呢？

最終，在對中國文化強烈的興趣和對祖先故事的好奇心驅使下，我還是走進了電影院。特意選了一個周末上午、觀眾不算太多的場次。電影中的對白全然是潮州話，而故事中相當一部分情節，又設置在我熟悉得幾乎不能再熟悉的曼谷唐人街，也就是叫作耀華力路的地方。

我在曼谷華人社群出生、長大，而基于碩士論文出版的第一本書，內容也正是關于唐人街這片街區。所以當我開始準備寫一些關于這部電影的文字時，最想分享的便是曼谷唐人街的故事。或許對泰國華人社會并不熟悉的觀眾，在觀影過程中也曾對那里產生過一些好奇與困惑。淑柔的孫子來曼谷尋人的時候，在唐人街幾乎可以全程用潮州話溝通，這并非夸張的敘事手法。所以潮州話與漢語普通話究竟在泰國華人社群中扮演過和扮演著怎樣的角色？語言在泰國社會的演變又怎樣從另一個角度訴說了泰國華人的歷史？

曼谷唐人街

本文作者Sittithep Eaksittipong（洪文發）的泰文著作《因為我想，所以我是華人》

泰國真的存在唐人街嗎？

提起曼谷唐人街，自然而然想到的是耀華力路，那里遍布掛著中文招牌的店鋪和各式中餐館，現在還變成了全世界游客去曼谷都要打卡的“網紅景點”。然而在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似乎印度人也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街坊居住的還有泰國人，所以木生才學習了蹩腳的泰國話攬客。那么一個完全由華人居住的唐人街真的存在或存在過嗎？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木生在泰國蹬三輪車謀生

唐人街（Chinatown）的概念最初是在西方社會背景下構建的，他們用這類詞匯描繪一個少數族群人口稠密、與當地社會和其他族群幾乎沒有互動的區域。這個詞不局限于描述華人群體，比如洛杉磯既有“小東京”，還有泰國城。于是放在曼谷和泰國的大背景下，“唐人街”定義可能就無法做到準確了。曼谷的耀華力路，也就是現在為大部分人所熟知的唐人街，在其漫長的歷史中一直是跨族群融合與互動的場所，同時泰國政府也從未將這部分劃分或限制給任何特定族群。實際上，在曼谷的各個主要區域都有華人的蹤跡，通過觀察曼谷華人廟宇的分布就不難發現，他們延伸擴張到了唐人街以外的曼谷若干區域。可以說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隨著曼谷自身的城市化擴張，華人社區一直與當地社會緊密融合、和諧共存，哪里都有華人工作生活的身影，曼谷及其周邊地區本身幾乎就是一座巨大的“唐人街”。

曼谷耀華力路

與此同時，曼谷的唐人街耀華力路一直也包括容納著各個族群。從耀華力路的南部望去，可以看到葡萄牙人建造的玫瑰圣木堂（The Holy Rosary Church），不遠處就是葡萄牙駐泰國大使館。如果有機會去參觀多坐一會兒，或許有機會聽到玫瑰圣木堂使用潮州話誦經的場景。再向西望去，就像新加坡一樣，毗鄰的便是被稱為“小印度”的帕胡拉特街（Pahurat/Phahurat）。從這個意義上講，曼谷的唐人街從來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承擔著跨語言、跨社會和跨文化交流的中心作用。這些族群也并沒有生活在彼此嚴格隔絕的區域，而是相互融合在一起。沿著三鵬路和耀華力路走一走，很容易看到印度人經營的店鋪，尤以布料店為常見，與潮州人經營的店鋪至今仍是競爭關系。這種華人社群與泰國社會其他族群之間的自然并存與聯系隨處可見，雖然沖突也是難免的，畢竟社會人際關系的本質就有合作和沖突兩個方面。

電影中有一個情節讓在場觀眾都揪起了心：一群想要占據南枝父女客棧的印度族裔，在提出購買出價被拒絕后選擇在深夜縱火，直接導致了南枝和父親的流落街頭以及木生的牢獄之災。 那時的屋子主要是木質結構，一家人賴以生存的客棧一夜之間付之一炬，租住在里面的人倉皇逃離現場，而木生省吃儉用日夜操勞攢下的回鄉資本也化為灰燼。這個情節帶來了電影的第一個小高潮，也推進了故事的發展。因為木生選擇先救南枝父親而耽誤了取回拼命攢下積蓄的時機，諸多情緒之下對縱火的印度人拳腳相加繼而鋃鐺入獄；同時南枝父女也種下了對木生的感恩之情，他們看到木生嘴上不饒人的背后卻如此重情重義。不過當時現實中不同族群的沖突并沒有電影中描繪的那么暴力，盡管因為文化差異和語言溝通的困難，誤會和偏見是難免存在的，涉及欠款的商業糾紛也屢屢發生，但如果把這場為了驅逐房客的縱火案放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曼谷城市化進程的大背景下解讀就會意識到，如果有類似事件發生，往往是具有更大權勢的本地地主所為，而非不同族群之間的沖突引起的。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一群想要占據南枝父女客棧的印度族裔在出價購買被拒絕后，選擇在深夜縱火。

影片以此推動情節發展，是可以理解的。而現實中那段歷史背景下華人與印度裔族群之間的故事卻常常是相反的走向。如果有機會像我一樣和當時在那里居住過的華人聊一聊，就會發現，他們都深深明白，不論是華人還是印度裔移民，大家不過都是背井離鄉為了一口生計到異國力圖生存的可憐人。在那個年代，沒有移民是可以真正擁有那些土地的。所以同一時期在泰華人創作的文學作品中常常看到對印度人的同情與關注，尤其是在那些描寫平凡人日常生活的作品里。因為受到“五四”以來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影響，這樣的書寫在當時的泰國華人文學中相當普遍。

電影中雖然設置了與印度裔移民沖突的情節，但在學習漢語的一眾孩子中，也有一名印度裔女孩的身影（右一），由一名中印混血的小演員（張迪雅）扮演。

文字語言與中華身份的傳承

同時，解讀在泰華人的文學作品中的潮州話元素，是我在觀影之時的另一個思考。泰國的華文文學，尤其是描寫華人社群相關的文學作品，初讀之下會發現，盡管文字是用現代通用規范漢字印刷的，但如果要理解究竟在講什么，就需要懂潮州話的發音了，同時也得對作品產生時代的泰國社會有一定的了解 。

比如1963年至1964年間連載于《華風周刊》的文學作品《風雨耀華力》中，就有諸如“坤磕叻祝邁”這樣的句子，用普通話讀來毫無意義，令人費解。然而，用潮州話發音時，它的發音與泰語“老師收到一封信”相似。而文中出現了若干次“丕”這個字，是因為用潮州話發音時，與泰語中的“哥”(???) 相似。

同時潮州話也對泰語產生了不小的影響，當代許多泰語詞匯都有潮州話的身影。比如“座山”這個詞已被現在泰語吸納，用來指代經濟富裕的人，但要用潮州話發音。那么“座山”究竟所指何意？在泰國潮州華人中廣為流傳的一首詩中有一句， “三山得一，個個有份”。這句詩言簡意賅地傳遞出第一代在泰國的潮州人遠渡重洋尋求財富所秉持的期望和來泰后共同經歷，他們渴望在泰國過上穩定的生活，獲得足夠寄回鄉供養全家的酬勞，最終有能力回到故土闔家團圓。然而，并非每個人都能如愿以償。或者說他們中的大多數，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永遠留在了異鄉土地上。

“三山得一，個個有份”如何理解呢？

第一個“山”指的是“座山”，意為富裕的人，是漂洋過海來暹羅謀生的潮州人的期待；第二個“山”是“唐山”，也就是在中國的家鄉，對下南洋的華人來說，只要努力奮斗勤儉節約累積財富，就可能有機會回到故土；第三個“山”則是“義山”，代指那些到底沒能葉落歸根的華人最終葬在泰國的墓地，也是電影中木生所代表的更多千百萬下南洋卻未能回鄉華人的歸處。

《給阿嬤的情書》中另外有一幕描寫了當時歷史背景下在泰國學習漢語的境遇，一些華人孩子們在客棧里木生的房間內和先生悄悄學習漢語。最初南枝是反對的，因為擔心惹上麻煩。而后被木生的話觸動，加上父親也站出來說“來了警察我賄賂”，從而默默允許了他們的教學，甚至加入了學習班，也為后來同淑柔的來往信件埋下了伏筆。果不其然， 第一次前來探查的泰國警察被南枝父親塞在口袋里的錢擋住了步伐，第二次在“告密”下武裝充分沖進了教學現場，還好早有防備的一屋子人拿起手工在做，并沒有抓住現行。這個情節完全符合當時泰國社會華人兒童漢語學習的困境，也是本文最初我寫到的潮州后裔文化認同困惑的開端——語言學習的切斷與真空。

電影《給阿嬤的情書》中被突擊檢查的漢語學習班，假裝在做手工

冷戰時期，泰國政府并不鼓勵學習漢語，因為他們擔心漢語學習會被用來傳播政治意識形態。甚至為了防止政治意識形態通過漢語教學傳播，泰國政府在美國的協助下還自己編寫了漢語教材，這類教材的目的旨在促進華人融入泰國社會與文化。華人社群建立組織的漢語教學受到嚴格控制，華校逐漸關閉。與此同時，華人社群的觀念也在現實條件的制約下發生著轉變，他們逐漸認識到學習泰語或就讀以英語為重點的西方學校才能帶來更好的經濟收益和穩定的社會地位。所以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因為政治環境的壓力和社會晉升機會的限制，泰國的華人學生通常只在華校讀到小學高年級或初中低年級，之后便轉入泰國學校。

我的父親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他在潮州會館附屬的普智學校讀完小學高年級后，就不得不進入了泰國本地中學，不然他將面臨著繼續受教育也不可能找到工作的情況。并且由于高等教育只接受泰國名字的人注冊，他們為了升學還不得不將自己的中文稱呼改為泰語名字。即使在1975年泰中建交之后，漢語教學仍然受到了一段時間的嚴格控制，直到1989年泰國政府才開始逐步放寬對漢語教學的限制。這段歷史和這個政策導致泰國華人在長達四十年的時間里存在著漢語教育的空白，沒有機會系統學習漢語。雖然許多像我父親這樣在泰國的潮州人后裔母語仍然是潮州話，畢竟他們從出生起在和父母以及祖輩的日常交流中都講潮州話，但他們也幾乎全部面臨著不大會讀字以及了解書面用語的困境。逐漸地，潮州話就變成了親切熟悉卻又無法深入領會的語言；“潮州人”也衍變為一個身份的符號，每個人說自己是“潮州人”，但似乎沒有人完全理解這究竟意味著什么。而那個潮州所在的中國，潮州話意味的家鄉，若干年后才重新大大方方回到了泰國華裔的世界里，這就是另外的故事了。

寫在文末

我常常會懷念我的兩位祖母，尤其是我的外婆。我在她的照顧下長大，至今我最愛的食物還是兒時她為我們一群小孩煮的那些潮州味道飯菜。然而就像所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故事一樣，外婆在我有機會好好履行一個孫輩該有的責任之前就去世了。事情發生時我正在美國學習，甚至沒能趕回來參加她的葬禮。這也是我在文章開頭說自己不敢去觀看《姥姥的外孫》這部電影的原因。而《給阿嬤的情書》這樣一部宣發非常有限、全是新人出演的小成本制作在上映后掀起如此熱潮，并且在海外華人聚居的區域比如泰國引起諸多討論的原因，可能就是在于它深深喚起了人們跨越山海穿梭時空的共同情感。

這部電影雖然在時代巨變的幾十年間發生，卻并沒有探討高深的政治理念，把一些沖突也盡量淡化。而正是這樣一群普通人的故事，恰恰書寫了那一代遠走異鄉謀求生計的華人和無數這樣的家庭是如何跨越山海依然緊密彼此相連的。他們是淑柔、南枝與木生，他們也是我們的祖輩和無數下南洋先輩的映照。同時難得的是，這部電影描繪了堅韌有力的潮州女性是如何同時扮演著潮州文化遺產的創造者和守護者（盡管她們常常被忽略）這樣兩個角色，她們在海外潮州人社會的保存與發展過程中功不可沒。這一點已經有非常出色的文章分析過了（參見沈惠芬《留守“阿嬤”：近現代華人跨國遷移史上的“番客嬸”》，澎湃新聞·私家歷史，2026年5月17日 ），作者是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學姐，讀她文章時外婆的樣子仿佛就在眼前耳邊。而整部影片以潮州話作為主要語言，不僅搭建了中國大陸潮州人與其他潮州社群之間的橋梁，于我這樣生長于海外的潮州后裔而言，潮州話這個在泰國社會逐漸消逝的語言在這部電影里貫穿始終，重新喚起了我作為華人（潮州人）的記憶。

寫到結尾的這里，恰好讀到了新聞，泰國的True Vision將引進這部電影，6月18日起就在泰國院線開始上映，是海外市場的第一站。南枝淑柔老去，木生已歸于山海，然而海外華裔和潮州人同家鄉的情感聯結從來沒有斷過。就像去年回普寧看到那若干并排而立高大輝煌的祠堂，每一間都有在泰華人的名字和資金支持。相信電影在泰國上映后，南枝淑柔的后人們可以用這樣特殊的方式歡聚一堂（也可能是泣聚）。再看看兒時的街道，聽著最親切的鄉音，回憶母親與祖母溫柔而強大的懷抱。

最后，如果這篇文章能讓你對曾經的泰國華人社群多了一點了解，謹以此獻給我的外婆（阿嬤）。

（作者單位：泰國清邁大學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