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道一個無權無勢的文臣，憑什么在五代十國亂世，一直身居高位？

《太平年》這部不可多得的歷史劇，不僅給我們描繪了5代時期的歷史脈絡，也讓我們認識了一個叫馮道的人。在劇中，馮道歷經數朝，卻始終屹立不倒，表現得頗有才干。

這很讓人好奇，五代時期那么混亂，換皇帝都跟換工作一樣簡單，為什么馮道能夠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成為政壇常青樹呢？

其實馮道這個人非常不簡單，除了劇中表現的特質以外，他在歷史上還有很多的特殊性。

馮道與君王特殊的相處關系

馮道對待君王的確有一些奸臣的姿態，在石敬塘引外敵顛覆中原政權，馮道第一時間拜倒在石敬瑭的麾下。

還曾對他大拍馬屁，說“陛下歷試諸艱，創成大業，神武睿略，為天下所知，討伐不庭，須從獨斷”，由此得石敬瑭的重用。

在遼太宗耶律德光入主中原時，馮道也是用極盡討好的語氣稱贊他：此時的百姓，佛再出都救不得，唯有皇帝救得。這番話哄得耶律德光龍顏大悅，繼續對其委以重任。

可以說，這些奸臣般的行徑，給了君王極好的情緒價值，也讓他們在個人喜好以及情感偏向方面更傾向于馮道。

不過馮道也不僅僅只會諂媚，也能保持自己的立場，直言勸諫。

在初入仕途的時候，馮道曾短暫的跟隨劉守光。劉守光性格殘暴，但馮道卻絲毫不懼，“常以利害箴之”，結果惹的劉守光大怒，將其下了監獄，要不是有人相救，馮道可能剛出道就沒了。

跟隨后唐莊宗時，有一次莊宗和后梁軍夾河對壘，郭崇韜以諸校伴食數多，主者不辦，請少罷減。結果莊宗大怒，說：“孤為效命者設食都不自由，其河北三鎮，令三軍別擇一人為帥，孤請歸太原以避賢路。”

當時兩人差一點起了沖突，又是馮道頂著君王的盛怒出面勸阻，這才化解危機，為此人們都紛紛稱贊馮道有膽量。

到后漢高祖時，上黨有百姓私自販賣盜用牛皮被判死刑，判官張璨為其求情，結果惹的高祖大怒，要一并將其定為死罪。

依舊是馮道挺身而出，勸阻高祖，還將罪過推到自己身上，稱自己“罪當誅”。如此以身家性命為擔保，終于使得高祖赦免了百姓和張璨。

再到后周太祖郭威時期，慕容彥超據兗州叛亂，郭威率兵平亂之后決定將兗州的將吏全部誅殺。面對處于暴怒下的郭威，馮道又和竇儀、范志等人再次犯顏直諫，說這些人皆是被脅從作亂，不要株連。最終勸得郭威收了龍顏大怒，救了兗州一大批將吏的性命。

馮道的這一系列的舉動，不僅避免了君王犯錯誤的行為，同時也讓君王看到他那諂媚外表之下的剛正，會覺得馮道的諂媚是顧及到自己的臉面，他本質還是一個剛直的好大臣。

更何況，馮道此人在關鍵時刻不貪權，還能為君主賣命。

在不貪權方面。據史料記載，后晉高祖石敬瑭曾對其十分推崇，他曾打算廢除樞密使，將全部行政權集中于中書省，委政于馮道，另外還想讓馮道參與用兵方略。

這要是一般的大臣肯定欣喜接受，畢竟五代時期政權朝不保夕，手握行政權和兵權就能掌握安身立命的根本。

結果馮道斷然拒絕，不僅反對權力過分集中，上表請求重新設置樞密使，還反對自己參與用兵方略，表示“征伐大事在圣心獨斷”。

在遼國滅掉中原政權北撤之后，恒州漢兵起義驅逐契丹守將，眾人都擁戴馮道為節度使。結果馮道依舊拒絕，表示：我書生也，當奏事而已，宜擇諸將為留后。

在舍身許君王方面，石敬瑭時期對契丹實行跪式外交，有一次契丹聽聞了馮道的大名，指名道姓讓他出使契丹。

當時很多人去了契丹都被扣留了下來，所以石敬瑭很舍不得，不想讓馮道出使，但馮道主動請纓，不顧危險為君王排憂。最終他在契丹費盡心思終于功成歸來，石敬瑭對他萬分感激，這才讓其全權處理政務。

總之，在五代十國那樣一個亂世，在皇帝人均政治素質都不高的年代，馮道兼顧了忠臣的剛正和奸臣的阿諛奉承，還不貪權肯賣命，這使得他與君王的關系相處的特別融洽。

馮道的能力

如果馮道僅僅只會拍馬屁和勸誡的話，在五代那個混亂的環境，他也未必能夠成為常青樹。畢竟想要屹立不倒，就得有君王離不開的能力。那么馮道的能力如何呢？

首先是行政能力。馮道此人最突出的就是行政能力。正如前文所說，馮道歷經四朝，執相位20余年，其行政經驗堪稱是古今罕見。

正如學者的評價：馮道通過漫長的行政經驗，已經掌握了那個時代的關鍵統治技術，對稅收法令和人事的事務都了若執掌。可以說只要有新君上位，要快速掌握政權，就必須要通過馮道來實現。

而且馮道的能力很全面，即使在不太擅長的軍事上，也依舊能運籌帷幄。

例如后漢隱帝時期，李守貞舉兵反叛，郭威奉命平叛前就曾向馮道請教平亂之法，馮道就給出計策，李守貞以為自己是沙場老將，深受士卒們的擁護。將軍就應該不吝嗇國家財物，對士卒大加賞賜，如此就能摧毀他的倚仗。

郭威當即采納了他的建議，對士兵大加賞賜的同時，也開始關心大家的衣食住行，很快就穩住了軍心。而李守貞甚至完全沒有意識到變故，還在那里倚仗自己的軍中威望，結果被郭威輕松打敗。

其次是在讀書人心目中的地位。在三國時期，曾出現過一種現象，雖然一些讀書人沒有官職，但他們可以搞品評，在文人圈子里擁有巨大的影響力，有的甚至可以影響到朝廷。

五代時期同樣如此，如果有人可以贏得讀書人的心，不僅可以在輿論場形成巨大的優勢，還能對整個官場產生巨大影響。恰好馮道就是這樣的人物。

在私德方面，馮道稱得上是讀書人的典范。他本人不貪財不好色，例如有士兵曾搶來美女送給他，地方官也曾給他饋贈，他都一概不收。

甚至他還仗義疏財，在大饑荒的年代，他曾傾盡家財救濟鄉民，自己則住在茅屋里，還親自耕田背柴。如果有誰家田地荒廢了無力耕種，他也會在夜里悄悄幫人耕種。

后來身居高位，官場爾虞我詐，他也能保持一顆友善的心。

例如，有一個叫任贊的工部侍郎經常在背后嘲諷馮道出生鄉野才疏學淺，馮道不僅不生氣，還在對方卷入后唐明宗朝秦王李從榮兵變案時，為其陳述事實，免其一死。

又例如后唐明宗時期的史圭經常和馮道吵架，連性格溫和的馮道都有些紅臉，但是馮道卻依舊克制心中的情緒，舉薦他為高官。

而除了私德以外，馮道也非常重視寒門讀書人，為此他曾做了兩件事情。

一件事情自然是任人唯賢，唯才是舉，不再以門第觀念為重。正如史書所載，“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

另一件事情則是說服唐明宗，親自主持由國子監雕印《九經》，相較于前者，后者更加功德無量。

在過去，書籍閱讀和使用最大的群體是士階層，寒門子弟想要出人頭地，首先就得過書籍這一關。雖然民間也有雕版印刷書籍的行為，但政府都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

如今馮道以政府的方式力推印刷《九經》等重要儒家經典，自然是讓寒門子弟也有了書籍的閱讀權利，讓他們獲得了更多的翻身的機會。

因此，馮道雖然后世名聲很臭，但在當時絕對稱得上是大多數讀書人心目中的領袖，這種影響力是不可小覷的。

再有就是在百姓中的口碑。正如前文所說，馮道也有堅持和風骨，而這種風骨在相當多的情況下都是為百姓發聲。

后唐明宗時期的一次豐收之年，明宗曾向馮道詢問百姓是否因此過上好日子，基本意義是想要聽取大臣對自己的稱贊。

但馮道卻掃興地說道：谷貴餓農，谷賤傷農，此常理也。能夠頂著君王的不悅為百姓說話，馮道在百姓中的名聲很快就傳了開來。

還有，明宗曾獲得一個寫有傳國寶萬歲杯的玉杯，為此激動萬分，還拿著在馮道面前顯擺，其本意是想讓馮道稱贊他“天命所歸”。

結果，馮道再次掃興，說，對帝王來說，真正的寶貝是仁義，繼續勸說明宗皇帝要體恤百姓。

甚至在遼太宗入主中原時，雖然馮道對遼太宗極盡阿諛之能事，把他吹的比佛還要“偉大”。但也依舊通過這番討好的言論，成功地勸阻了遼國對百姓的掠奪和屠殺。

正如史書所說：“其后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

如此一來，百姓對馮道非常擁戴，各路君王上位之初想要得到人心，就必須要對馮道以重用和拉攏。

馮道特殊的價值觀

眾所周知，古代政權更迭之所以出現清洗朝堂勢力的現象，就是因為前一任統治者身邊往往有一批忠臣，只有將他們清洗掉，換上自己的人才能快速建立起穩固的統治。

這種現象在五代十國時期變得更嚴重，經常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前者不過兩代人，因此朝堂的清洗現象尤為嚴重。

但是馮道卻剛好與傳統的忠君思想完全不同，他把自己當成了一個職業宰相，和君王建立起的是雇傭關系。

因此任何人上臺他都可以及時轉變效忠對象，而且還能搞出名氣，成為五代時期的職業宰相的品牌形象代言人。

史料曾載：后唐明宗對馮道委以重任，按理來說馮道應該誓死保衛后來的后唐閔帝。

結果李從珂造反，中書舍人盧導等人紛紛表示抗議，有托孤之重的馮道居然扭頭就跟了李從珂，并勸說其稱帝，李從珂遂封他為最高輔政大臣司空。

后來李從珂被石敬瑭推翻，石敬瑭建立后晉政權，馮道扭頭又投靠石敬瑭，對他大拍馬屁，于是又深得石敬瑭信任，甚至臨終之前還將兒子石重睿托孤給馮道。

但是馮道眼看齊王石重貴勢力強大，居然又轉而擁戴石重貴稱帝。

至于后來石重貴被推翻，耶律德光入主中原，馮道又不講究當時所謂的華夷觀念，大力吹捧耶律德光，盡心輔佐其執政。以至于當時人們都罵，馮道心中根本不存在“中國和外國”的區別。

等到耶律德光被趕走，劉知遠建立后漢，馮道又成為了劉知遠的一品太師重臣，但等到劉知遠死后，郭威造反，他又率領百官迎接郭威進京，再次成為后周的中書令。

從這一系列的記載可以看出，馮道無所謂忠君觀念，誰入主大統就是他的君，他就會盡心實意的干活。

像這樣一個類似于即插即拔的靈活外設般的存在，那些本來就朝不保夕的君主又怎能對其不愛？

甚至，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下，馮道這種人比擁軍愛國有氣節的大臣還要受到重用，畢竟他的存在為新君掌握政權，節省了大量的時間。

對馮道現象的反思

綜上所述，我們大體上了解了馮道官場常青樹的緣由。因此，我們對此人也能有一個全面的認知。他的確是一個很有能力的人，稱得上是亂世出的英雄，同時他也照顧了百姓，稱贊一句不足為怪。

但是這畢竟屬于特殊時候的特殊產物，是絕對不能夠進行推廣的。因為馮道代表的是亂世的底線，而不是亂世的道德操守，更不是和平年代的道德榜樣。

因此我們要點評馮道，就必須要看到馮道背后整個五代的黑暗。

過去我們常說五代很亂，只以為是朝代更迭頻繁，老百姓流離失所。但其實，這種隨著秩序崩塌所導致的混亂，已經不僅僅影響到了百姓的生存，也動搖了整個國家和人民的道德底線。

在短短的53年時間，基本的人倫關系全面顛覆，如后梁太祖朱溫欺辱自己的兒媳，后來又被自己的兒子所殺；其兒子繼位以后又兄弟相殘，殺的朝廷血流成河。

還有，社會道德調控也幾乎崩潰，天下再也不講究忠孝禮義，都只知道強權就是王道。

社會不僅犯罪率飆升，官府的濫行現象也非常嚴重，諸如所謂的合歡杖、隨年杖都在這一時期登場。趙翼曾感慨：“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是非，但云有犯，即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軍吏因之為奸，不可勝數。”

所以馮道現象是五代亂世的扭曲表現，是一種無可奈何下的選擇，我們可以表揚馮道為讀書人和百姓做的貢獻，但也一定要批判他所處時代的黑暗與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