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藝路｜一個始終在問“戲劇到底能干什么”的手藝人

周可是誰？

在上海戲劇圈，你很難用一個現成的標簽套住她。不是只悶在學院里搞創作的教師，不是只追著票房跑的商業導演。她是上海小劇場戲劇最早的拓荒者之一，是把歐美“直面戲劇”真正帶進中國劇場并讓它活下來的關鍵推手，更是在藝術深度與大眾接受度之間硬生生走出一條活路的創作者。

但所有這些頭銜加在一起，都還夠不到她最核心的那個東西：一個始終在問“戲劇到底能干什么”的手藝人。

導演周可

可以成為終點的“白領話劇”，對她只是起點

周可的戲劇起點，帶著一股很具體的上海氣質。

1997年從上戲導演系畢業留校，她一邊在課堂里深耕專業，一邊盯著城市里年輕人的真實生活。四年后，《單身公寓》橫空出世，把都市白領的情感、孤獨、選擇搬上舞臺。真實、細膩、不狗血，讓很多平時不進劇場的人第一次覺得：舞臺上的人，就是自己。

這部戲火了，連演數十場，場場爆滿，媒體直接把它叫作上海“白領話劇”的開山之作。市場意義上的成功來得很快，快到一個年輕導演完全可以就此定型：輕巧、好賣、安全，沿著這條路一直走下去。

但她沒有。她轉頭去排約翰·尚利的《懷疑》、伯格曼的《婚姻風景》、蘇聯的《青春禁忌游戲》……全是哲學性強、敘事復雜、毫不迎合的硬劇本。明明可以做更輕松的東西，偏要去碰那種專業觀眾都要看兩遍才能消化的戲。

2021版《單身公寓》20周年紀念演出劇照

這些選擇里藏著一個決定她此后全部創作走向的東西：她排戲的驅動力不是市場預期，不是品牌積累，而是文本本身構成的誘惑。這種對好劇本的“本能饑餓”，從一開始就讓她拒絕被任何單一標簽套住。

“白領話劇”對她只是起點，從來不是終點。

2007年，她做了另一個讓周圍人瞠目的決定：創辦上海最早的民營劇場之一“可當代藝術中心”。在凱旋路租下一幢小樓，年租金過百萬。這不是精明的商業選擇，這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在跟自己較勁。她要同時當創作者、經營者、管理者，要跟租金搏斗，要跟市場周旋。

在很多人眼里，學院派離市場遠，商業場離藝術遠。周可偏要把兩邊打通。她既懂創作規律，也懂劇場生存；既不向流量妥協，也不把觀眾拒之門外。“可當代”像一個穩定的陣地，讓嚴肅創作能落地，讓年輕觀眾能進場，讓小劇場不只是熱一陣就散。

可當代藝術中心是上海最早的民營劇場之一，影響了很多上海小劇場的方向。此后先后變更為錦輝·可當代藝術中心、橙劇場·可當代藝術中心。

這條路，后來影響了很多上海小劇場的方向。

但代價也是真實的。多年后她寫道：當下的很多演出，有的演給撥款方看，有的演給同行看，真正的決策者“鮮見買票的人”。這段劇場經營者的經歷，給了周可一雙從生態層面看戲劇的眼睛。看她在作品里那種對權力的敏感、對制度的警惕、對個體困境的共情，都跟那幾年的“被現實教訓”脫不了關系。

到了2010年前后，她有些撐不住了。理想和現實的裂縫大到無法縫合，她逃到云南，幾乎中斷所有創作。“再也不想排戲的事情。”她沒有粉飾這段經歷，也沒有把它包裝成“尋找自我”的浪漫敘事。她只是走了。

2014年，鼓樓西劇場找到了她。在上海那間小小的出租屋里，一夜長談。周可終于被同樣懷揣劇場夢的李羊朵所打動，接下了《枕頭人》的劇本。她決定回來，但不是回到安全范圍內做熟悉的戲，是回到“每一部作品都值得冒一次險”。

正是那場逃離，讓她完成了從一個有才華的導演到一個有定力的創作者的蛻變。

導演周可

從直面黑暗到追問生命：一條不斷升維的路徑

《枕頭人》是周可藝術生涯的分水嶺。

英國劇作家馬丁·麥克唐納這部直面戲劇，講一個作家因為小說內容接近現實案件而被審訊，在暴力、創傷、良知中反復撕扯。2014年作為鼓樓西劇場開幕大戲首演，場場爆滿，場場加座，迅速成為北京小劇場戲劇的標桿。

2014年鼓樓西劇場話劇《枕頭人》首演劇照

她處理殘酷，跟別的導演不一樣。排《枕頭人》時，她對演員的方式是“逼出舒適區”。飾演傻哥哥邁克的演員吳嵩，生活里是個出了名的老好人，周可偏要激發他身上善良與邪惡同時在場的那一面。

她說過一句話，拿來當理解她所有作品的鑰匙也不為過：“你心中藏有多少善和惡，可能就決定了你將如何去總結這個故事。”在她這里，暴力不當奇觀展示，觀眾被要求同時進入施害者和受害者的雙重視角，讓每一次審判都反過來審問到審判者自己。

觀眾和舞臺之間最安全的那道道德距離，被她拆掉了。

她不把一部戲排好之后就“封存”起來。此后十幾年，《枕頭人》全國巡演超百場，從舞美迭代到影像語言的融入，每一次復排都是重新提問的機會。

2026年十二周年紀念版，她做了一個更大膽的改編，把主角性別改為女性，劇中兄弟關系轉換成姐妹關系，讓整部戲的創傷與救贖多了一層女性視角。這是她一貫的態度：經典不是拿來照搬的，是要被當代人重新講活的。一個把一出戲排了十二年還在重新提問的導演，她的風格不是凝固的，是生長的。

2026年《枕頭人》十二周年紀念版，周可把主角性別改編為女性，劇中兄弟關系轉換成姐妹關系。

如果說《枕頭人》往人性深處走，《初步舉證》（2023）就是往社會現場沖。

這部獨角戲講女律師泰莎在遭遇性侵后，第一次從辯護席站到了證人席。130分鐘，一個人，24個角色。題材極其敏感，很多人第一反應是：這會變成一部“控訴劇”嗎？周可選擇了一條更難的路線，反復強調：“做中文版的初衷，并不是希望它變成一種女性對男性的情緒宣泄，而是希望通過這個作品向社會傳遞力量，傳遞理解。”

舞臺上沒有口號。對稱的欄桿像賽馬欄，暗喻陪審團；可拆分的長桌隱喻破碎與重建；結尾一束光打在空椅上，無聲勝有聲。周可最擅長的事，就是把劇本里沒法直接說出來的話用空間說出來。

《初步舉證》從上海演到北京，從國家大劇院演到北大百年講堂，年輕觀眾涌進來，沉默著走出去，然后在社交媒體寫下幾千字的觀后感。戴錦華稱其為“非常難得的劇場體驗”，而周可說了一句后來被廣泛引用的話：“戲劇的意義不僅在于舞臺之上，更在于演出之外引發的思考與行動。”

《初步舉證》三位主演，從上至下分別為：辛芷蕾、范祎琳和陳昊宇。

讓劇場成為一間公共討論室，從此成為她創作中一個自覺的目標。

她沒有在“直面現實”的賽道上停下來。近五年，她的步伐明顯更快了。2021年，她自編自導《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改編自法拉奇的詩體小說。原作沒有完整故事線，滿篇是一個女人面對未出生生命的內心拷問。

周可啟用三位女演員共同演繹，理由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三”就是“眾”，這份體驗屬于所有女性。手碟音樂在劇場流淌，一千個問號懸在空中：為什么要將一個孩子帶到這個不確定的世界？她沒有給答案，但在先鋒性和文學性之間找到了一種詩意的平衡，讓人看到她的女性敘事已從“呈現困境”升維到了“追問生命”。

2025年，舞劇《白蛇》從上海演到紐約林肯中心。周可用心理劇思維重構這則中國經典傳說：白素貞是當代妻子內心世界的古典投射，小青代表自由欲念的聲音，不同舞種的融合不是炫技，而是主題本身：“我們如何去接納不同，如何成為一體？”她拋出的問題讓人心頭一緊：“在現代社會，雷峰塔有沒有演化成別的東西，繼續束縛著我們？”這跟她做性別議題時的提問方式一模一樣，都不滿足于呈現表面的壓迫，非要追問結構性枷鎖在當代的形狀。

舞劇《白蛇》首輪演出劇照和謝幕合影

還有一部風格迥異的《鄔達克》，以國際飯店設計師鄔達克的移民身份審問為主線，舞臺上9個鄔達克同時存在，“不僅寫一個人，而是寫每一個人”。該劇獲第二屆全國小劇場戲劇展演“優秀劇目”獎。

回頭看這些作品，一條清晰的線索浮現出來。從《枕頭人》的暴力寓言，到《初步舉證》的法律辯詞，再到《給一個未出生孩子的信》的生命詩篇、《白蛇》的心理變奏和《鄔達克》的身份追問，她始終在處理“困境”，但困境的層次在不斷上升：從個體創傷，到制度不公，再到生命根本意義的存在之問。

這不是在不同熱門話題之間跳躍，這是一個導演的視野在持續打開。

更值得留意的是她導演語匯的變化。早年的周可“少而準”，空間簡潔近乎嚴苛，燈光冷峻，節奏精準，一切服務于文本。近幾年，她開始不排斥詩意的注入。手碟、多舞種、多媒體影像的運用不是走向華麗，而是找到了讓“殘酷”用更柔軟的方式落地的辦法。

她不再需要靠暴力和血腥讓觀眾面對黑暗，她學會了用提問和詩意完成同樣的事情。殘酷還在，但包裹了一層東西。那層東西，就是她一直在說的“溫柔”。

而這正是她區別于其他直面戲劇導演的核心風格。可以概括成八個字：殘酷里有溫柔，思辨中有共情。不軟弱，也不冷漠；不雞湯，也不絕望。

她不是憤怒的批判者，是那個執意要在黑暗里點燈的人。

話劇《鄔達克》劇照

站在學院和市場之間：一個“平衡者”的道路

深入周可，繞不開一個根本問題：她是怎么在學院和市場之間活下來的？

她身上有兩樣東西一直在互相喂養。一個是上戲副教授的身份，給她一副硬骨架。扎實的文本分析能力、對戲劇史的自覺、對導演語法的系統掌控。

另一個是始終在一線排戲、在市場上搏殺的劇場導演身份，給她一身血肉。她必須讓戲活下去，讓觀眾坐得住，讓作品有巡演的生命力。二者加在一起，就是周可的獨特配方：學院派的骨，市場化的肉。

這種平衡不是天然存在的，是在中國戲劇的生態里“打”出來的。2025年她在一篇行業評論里寫：“購買海外版權和引進的海外演出越來越多，本土化的原創戲劇越來越少；‘明星+大IP’的商業演出模式成為標配，優秀舞臺劇演員出演小成本制作卻鮮有人問津。”這不是抱怨，而是診斷。

她對自己所處的生態有太清醒的認知，這種認知反過來讓她在任何一棵樹上都不吊死——她排直面戲劇，也做跨文化舞劇；處理女性議題，也追問移民身份。這種多元不是策略性的搖擺，是她在學院和市場之間反復穿梭之后，自然長出來的生存肌理。

導演周可

放到整個行業看，她的價值更清晰。她為中國戲劇解決了幾個懸置多年的結構性難題：引進國外經典如何不“水土不服”？她不直譯，不照搬，做的是文化轉譯和精神落地，《枕頭人》的中國版不是英國版的復制，《初步舉證》的上海首演也不同于倫敦西區。學院創作如何不脫離觀眾？她把專業素養轉化成觀眾能感知的質地，讓精深不等于晦澀。商業劇場如何不丟人文底線？她堅持議題有分量、表達有態度，從不把“好賣”當作放棄思考的理由。

她不是一個在兩端之間“取中”的平衡者。她是那種同時站在兩端、并用作品把它們縫合在一起的創作者。這比妥協難得多。

周可曾說，劇場是“最接近教堂的地方”。教堂不負責給答案，只是提供一個空間，讓人愿意走進來，面對平時不愿意面對的真相。她二十多年的創作，做的就是這么一件事。

她總是在你最放松的時候，把燈關了。然后讓你聽見什么東西塌下去的聲音。那不是舞臺上的音效，是你心里某個角落，突然碎了。坐在她的戲里，你很難保持安全距離。她有一種令人不安的能力：讓觀眾笑著走進來，沉默著走出去。但她不會讓你一直待在黑暗里。她會讓你在黑暗中先學會看見那些原本不想看見的東西。然后，光才會慢慢亮起來。

今天的文藝創作，最需要的正是這樣的創作者：有立場、有眼光、有手藝，也有對觀眾的誠意。周可的路告訴我們，好的戲劇不必在尖銳與溫暖之間二選一，不必在藝術與市場之間二選一。她以溫柔為底，以思辨為刃，在人性的光明與幽暗之間，持續搭建著一座屬于當代中國的、真誠而有力的思辨現場。

來源：程姣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