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小學教育系副主任孫燁超：青年夜校 潤物無聲

文/在線學習新媒體撰稿人 董棟

近幾年，隨著青年發展需求的多樣化，夜校這一略帶時代感的詞匯再度出現在大眾視野。作為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的重要載體之一，夜校承擔著提升終身學習公共服務水平的社會職責。青年夜校興起，公益性夜校和商業性夜校各美其美、互為補充，體現了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終身學習理念，也反映了我國終身學習服務品質不斷提升的趨勢。青年夜校正在成為新時代青年生活方式與主流文化融合共生的時代縮影。

本期封面專題從理念闡釋和案例剖析兩個層面出發，聚焦開放大學、高校繼續教育學院、商業機構等不同辦學主體，分享經驗，直面問題，展現青年夜校的辦學情況、教育價值與發展愿景，反映學習型社會建設的新進展。

專家觀點

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小學教育系副主任孫燁超：青年夜校 潤物無聲

傳統的正規成人教育往往具有一定的“資源剛性”，難以快速適應當代年輕人在“精神共鳴”方面的碎片化學習需求，這塊供需錯配的真空地帶成為青年夜校生長的沃土。作為長期關注夜校發展的青年學者，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小學教育系副主任孫燁超向本刊闡述了他對夜校相關話題的觀點：夜校激活了閑置的社會教育資源，將大量的民間高技能人才和夜間閑置空間轉化為教育供給，體現了人人皆學、處處能學、時時可學的終身學習理念。

寧波大學教師教育學院小學教育系副主任孫燁超

青年夜校的關鍵詞將是“敏捷供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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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青年夜校發展如火如荼。請介紹一下青年夜校興起的背景、現狀以及發展趨勢。

孫燁超：如果把青年夜校放到中國成人教育轉型的宏大歷史長河中去看，會發現其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革。20世紀初，出現革命工人夜校。20世紀80年代，高校開始開辦“夜大學”。進入21世紀，黨群共建夜校、農牧民夜校、扶貧夜校出現，使夜校更加多元化。上海市群眾藝術館于2016年推出的上海市民藝術夜校公益培訓項目，成為青年夜校的前身。2023年年初，社交媒體上刮起“夜校熱”風潮，“白天上班，晚上上課”成為眾多青年提升自我的新選擇。自此，以滿足城市年輕人的夜間學習需求為辦學宗旨的青年夜校在全國各地開始興起。

但近年這輪“夜校熱”與之前的夜校有著本質區別。從辦學類型看，目前的夜校存在兩種類型：一種是由公辦機構（如社區、高校、文化館、共青團）組織、管理的官方夜校，另一種是由個人或商業性的社會組織牽頭開展并管理的商業夜校。當下青年夜校正呈現出“官方兜底”與“市場敏捷響應”并存的二元格局。未來，青年夜校的關鍵詞將是“敏捷供給”，它會逐漸演變成一種嵌入城市毛細血管、基于“存量激活”的終身教育新模式，并轉向提供情感價值和社群歸屬的“第三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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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夜校興起的地區多為一、二線城市，其背后的原因為何？

孫燁超：這背后其實是城市資源配置的問題。首先，一、二線城市聚集了大量受過高等教育、有一定消費能力的青年群體，他們各具個性和偏好，對多元化、體驗式學習有著強烈需求。只有具備這樣的人口結構基礎，才能可持續地為青年夜校那種極度細分的、非功利化的小眾課程內容提供自然生源。

其次，經濟發達地區擁有豐富的“溢出性”教育資源以及大量自由職業者、高校教師、文藝從業者等，為夜校儲備了低成本、高質量的師資。此外，夜間閑置的商業空間（如書店、咖啡館、共享辦公區等）和公共空間也為夜校提供了靈活且經濟的教學場所。

最后，一、二線城市的社交媒體滲透率高、信息傳播速度快、私域社群更加發達，學員分享的夜校體驗更易形成良性循環，可加速夜校品牌的擴散和落地。

除了資源，還有心理動因。大城市的“原子化”生存狀態，讓青年人急需一種“去功利化”的弱關系社交。很多年輕人去夜校不是為了“卷”，而是為了找一個“安全的逃離”，找幾個志同道合的“搭子”。這種情感需求在一線城市尤為迫切。

公辦夜校與商業夜校完美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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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夜校作為青年夜校的一種類型，其發展邏輯與脈絡是怎樣的？

孫燁超：商業夜校先通過社交媒體進行宣傳，以低價、短周期、高趣味性的入門課程吸引用戶，再通過學員的線下體驗和線上社群運營，推動學員的傳播與復購，最終形成“口碑—流量—轉化”閉環。在此語境下，夜校機構通過與各類專業培訓機構建立合作，為學員提供了多樣化的課程、師資和場地。在這種商業模式下，夜校機構與上游的內容提供機構之間便建立起了一種互利共贏的合作關系。

商業夜校的運作邏輯，可以概括為“制度拼湊”（Institutional Bricolage）機制。它不僅是簡單的中介，更是一種在資源與“合法性”不足的條件下做出的創造性的資源重構。比如杭州的新青年夜校，通過本地傳媒公司，集成百余家培訓機構，在杭州7個城區設立教學點，每周能服務學員近5000人次。商業夜校實現低成本的教育服務供給主要依賴三個“拼湊”機制。一是物質維度的“去專有化”。它能靈活調用城市里的商業閑置空間。二是技能維度的“非職業化”。它不依賴“體制教師”，而是充分挖掘“社會達人”，建立了一種平等的“同溫層社交”師生關系。三是制度維度的“符號化”。作為商業機構，它依然保留了“開學典禮”“班長”“結業證”等學校特有的儀式符號，在學員心中建立了一種“類學校”的信任契約。

簡而言之，商業夜校的核心邏輯就是在不增加重資產投入的前提下，通過對社會存量資源的重新編排，形成一種“輕資產、快響應”的敏捷供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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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夜校在我國學習型社會建設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孫燁超：長期以來，我國成人教育偏重學歷補償或職業技能提升，忽視了個體在審美、情感、社交和生活素養等方面的“軟性學習”需求。作為中國社會自發產生的成人教育模式，青年夜校真正體現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育理念。即便在商業運作框架下，許多夜校也會在課程中融入工匠精神、傳統文化、公益意識等元素，發揮著潤物無聲的價值引導功能。

在思考終身教育供給時，往往會陷入“政府包辦”還是“市場主導”的二元對立。但商業夜校走出了“第三條道路”。對于建設學習型社會而言，它與提供兜底性服務的公辦夜校形成了一種完美的互補。當然，在擁抱這種活力的同時，也要警惕其過度娛樂化或消費主義的傾向，守住教育的公共性底色。不過總體而言，這種自下而上的制度創新，為打破終身教育資源瓶頸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解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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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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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丨《在線學習》雜志 2026年3月刊（總第1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