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幅明《玄鳥歸來》：散文詩里的中原史詩

王幅明創(chuàng)作體裁廣泛，但核心在散文詩和散文詩理論。其語言與他的為人一樣醇厚雅致，作品境界開闊遼遠，善于在平凡事物中發(fā)掘哲理，常體現(xiàn)對歷史使命感和現(xiàn)實責任感的追求。

散文詩集《玄鳥歸來》是他散文詩創(chuàng)作與理論的集大成之作。他早年提出散文詩是“美麗的混血兒”理論，本書正是這一理論的完美實踐。它打破了“散文化的詩”的狹隘定義，呈現(xiàn)出生活散文型、歷史文化散文型、山水美文型、雜文型、哲思雋語型等多種風貌。特別是長達3000多字的同名開篇之作《玄鳥歸來》，以散文詩的筆法完成了對鄭州3600年歷史的宏大敘事，證明了這一文體具備“以輕靈語言表達厚重思想”的巨大潛能。它成功地將地方性經(jīng)驗（如鄭州的古商都歷史、河南的人文風物）提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審美與哲學表達，為地方文學如何突破“同質(zhì)化”提供了典范，這是基于深厚生命體驗、獨特個人感受與文化底蘊的“靈魂書寫”。

《玄鳥歸來·濮水垂釣者》中通過對莊子故事的抒寫，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哲學思考。他將一個古典的隱逸寓言，成功轉(zhuǎn)化為一種應對現(xiàn)代生活、安頓個體心靈的積極精神資源，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對話中，為當代人的精神困境尋找出口。

王幅明思考的哲學落腳點在于，通過散文詩的美學形式，將莊子古老的生存策略，轉(zhuǎn)化為一種現(xiàn)代人可感、可追求的精神姿態(tài)，即“濮水垂釣”般的疏離與自守。緊接著的“莊周夢蝶”片段，探討了“物我同化”的終極境界。在王幅明的筆下，這不僅是哲學玄思，更是一種可被詩意體驗的生命狀態(tài)。“我”與“世界”（蝴蝶）不再是觀察與被觀察的關系，而是可以交融、互化的。散文詩本身就具有跨界、融合的特質(zhì)，恰是實踐“物我同化”的理想載體。在詩意的語言中，歷史與現(xiàn)實、思想與具象、莊周與讀者之間的界限變得柔和，從而在審美體驗上模擬了“物我同化”的哲學境界。

王幅明是一位用散文詩進行哲學思考的詩人，《濮水垂釣者》是其哲學思想的微型標本。“人們都知道有用之用，卻不知無用之用。”它以詩意的語言重新鍛造古典智慧，旨在為在“有用”邏輯中奔忙的現(xiàn)代人，提供一片“無用”的陰涼和一個“物我同化”的夢。

在王幅明的散文詩中，“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的融合”并非簡單的元素疊加，而是貫穿全書精神內(nèi)核、題材內(nèi)容、文體實踐與語言風格的核心創(chuàng)作特征。通過“玄鳥歸來”這一核心意象，映照出3600年的商都文明，以古觀今，觸及城鄉(xiāng)發(fā)展、自然生態(tài)、人類生存哲學等深刻的現(xiàn)代乃至未來命題。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融合，其目的是構建一種立足當下、指向未來的文化主體性與精神家園。

在《玄鳥歸來》中，詩人用散文詩的形式譜寫了一部波瀾壯闊的“中原史詩”。這不僅是獻給鄭州的頌歌，更是一次對中原文明乃至人類根本命題的深刻叩問。時間上，從《詩經(jīng)》“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的神話源頭，到鄭州古商都的歷史輝煌，再到近代“火車拉來的城市”的崛起，直至21世紀的鄭州繁榮，完成了從上古到當代的完整歷史穿越，構建了史詩的厚重感。空間上，以鄭州為原點，縱橫河南的名山大川與人文風物，進而延伸至對民族乃至世界文明的審視，最終觸及人類共通的生存哲學。

“玄鳥”被賦予了多層次的象征意義，它是商文明的精神圖騰，代表著中原文化的古老根脈，“玄鳥歸來”寓意著古商都在當代的全面復興與文明的新生，它也是作者自身對淳樸、本真精神家園的追尋與回歸的象征。

這部史詩在美學上達到了“風、雅、頌”精神的統(tǒng)一。風指作品以沉穩(wěn)從容的文字書寫歷史現(xiàn)實，并觸及人類生存等根本性哲學命題，雅指行文高古質(zhì)樸，溫潤而有風骨，頌指作品充盈著對時代、土地、文化與生命本真的深沉熱愛與真摯贊頌。

“以小見大”與“時空交織”兩種寫作手法，是王幅明構建“中原史詩”、進行哲學“寫意”的核心手法。王幅明擅長捕捉并提純一個看似微小的“基點”，使其承載宏大的歷史與文化內(nèi)涵。“小”的選取，這個“小”，可以是一個具體的物（如玄鳥雕像、一塊商代陶片），一個瞬間的場景（如濮水垂釣），或一個微小的動作。“大”的指向，通過這些微小而精確的支點，詩意地撬動對文明起源、歷史變遷、哲學命題乃至人類普遍命運的思考。

“時空交織”，是結構上的蒙太奇。王幅明打破線性時空的束縛，自由穿梭、拼貼不同時空片段，創(chuàng)造出厚重的立體意境。時間維度，在同一篇章中，他常將上古神話、商周文明、唐宋煙云、近現(xiàn)代記憶與當下現(xiàn)實并置、對話。時間不再是逝去的直線，而是一個可供自由出入、相互映照的“場域”。空間維度，從一個具體地點出發(fā)，思緒卻可瞬間漫游至《詩經(jīng)》的河洲、莊子的濮水，乃至與人類文明的其他場景產(chǎn)生共鳴，地理空間升華為文化的、心理的、哲學的空間。

這兩種手法的終極目的是實現(xiàn)一種“史詩的寫意化”和“哲思的意象化”。通過“以小見大”，王幅明將史詩錨定在可感、可觸的細節(jié)上，使宏大敘事有了血肉和溫度。純粹的哲學論述是抽象的，他將深奧的哲思（如“無用之用”“物我同化”）轉(zhuǎn)化為可被直覺感知的時空意象和場景對比，讓思想在詩意的流動中自然顯現(xiàn)。同時，作品構建開放的意義空間，“寫意”不求工筆細描的封閉解釋，而追求留白與神韻，為讀者預留了巨大的闡釋與想象空間，邀請讀者一同參與意義的建構，完成最后的“寫意”之筆。

（作者系詩人、評論家）

原標題：《一首玄鳥銜來的史詩，一次對人類根本命題的叩問》

欄目主編：陸梅

文字編輯：何晶

本文作者：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