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新型大國關系必將持續行穩致遠

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深度重構，多極化進程加速推進，傳統大國博弈乃至軍事沖突重新回歸國際舞臺，全球治理體系、安全格局、經貿規則均處于結構性調整的關鍵階段。在這一時代背景下，中俄關系走向不僅深刻影響兩國的發展與安全利益，更對全球戰略平衡、國際秩序變革有著至關重要的塑造作用。

中俄關系樹立大國合作典范

今年是中俄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30周年，《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簽署25周年，普京總統也開啟了訪華之行。多年來，中俄始終堅守“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的準則，構建起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雙邊協作關系。

在戰略安全與國際治理層面，中俄雙邊協作的重要性持續凸顯。在單邊主義、霸權主義持續沖擊全球治理體系，全球軍控機制、地區安全秩序不斷承壓的背景下，中俄在多邊國際舞臺始終保持立場協同，共同抵制陣營化對抗、單邊制裁等逆全球化行為。這種戰略協同有效對沖了單邊霸權帶來的體系風險，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穩定性支撐。

在經貿合作層面，中俄合作展現出抗風險能力與結構升級潛力。中俄雙邊貿易額連續三年突破2000億美元。貿易結構不斷優化，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等中高端貿易占比持續提升。兩國在能源、跨境物流、北極開發等領域的項目落地持續提速，全方位、多元化的務實合作格局基本成型。

在人文交流層面，兩國民間互動持續深化。各類交流項目、文明互鑒活動常態化開展。民間交流能夠有效消解大國博弈帶來的認知隔閡，拉近兩國民眾心理距離，讓中俄友好合作的共識扎根社會基層，為雙邊關系長期穩定發展提供了可持續的民意支撐。

總體而言，中俄基于各自發展訴求與共同國際利益，摒棄傳統大國對抗邏輯，構建起平等共生、互利共贏的協作模式，為當代大國相處、雙邊關系發展提供了全新的實踐范式。

當然，我們在肯定中俄關系成績的同時，也應當理性審視雙邊協作過程中客觀存在的問題與挑戰。

第一，外部戰略圍堵與輿論污名化并行，壓縮中俄合作拓展空間。近年來，西方陣營持續推動對華對俄雙重遏制，在戰略層面刻意渲染“中俄同盟論”“體系對抗論”，將兩國正常的協作曲解為挑戰現有國際秩序的對抗性行為。在高技術領域，西方對中俄在高端芯片、精密制造、航空航天等的技術壁壘持續加固，制約中俄高端產業合作與聯合科研攻關。

第二，雙邊經貿合作的結構問題尚未根本破解，合作質量仍有提升空間。盡管中俄貿易規模持續擴容，但貿易結構優化仍處于初級階段，能源、礦產、農產品等傳統大宗商品貿易依舊占據較高比重，數字經濟、綠色低碳、高端裝備等新興領域合作體量偏小，產業鏈、供應鏈深度綁定不足。同時，兩國貿易結算體系、跨境物流配套、通關便利化機制仍存在短板，容易受國際匯率波動、全球能源價格波動等因素影響，雙邊經貿合作的穩定性、抗風險能力仍有待提升，合作的內生動力尚未完全激發。

第三，民間認知偏差與人文交流深度不足，制約關系長效發展。當前中俄人文交流仍以官方主導、項目化推進為主，民間自發性交流相對匱乏。加之長期受西方碎片化信息誤導，兩國民眾對彼此社會發展、政策邏輯的認知仍存在片面性。這種民意認知的偏差，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文明互鑒的深度，也為雙邊關系長效穩定發展埋下隱患。

多措并舉破解發展難題

這些挑戰并非戰略性對立，而是大國長期合作中必然存在的階段性問題。立足國際變局，我們應當推動中俄新型大國關系持續提質升級。

首先，不斷深化戰略互信機制化建設，夯實大國協作政治基礎。持續完善各層級、各領域常態化溝通磋商機制，精準對接彼此核心利益訴求，及時化解合作分歧與認知偏差。始終堅守新型大國關系的核心準則，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在全球治理、地區安全、國際規則制定等領域持續深化戰略協同，共同抵制陣營對抗思維。

其次，推動務實合作結構性升級，構建深度綁定的利益共同體。持續優化雙邊貿易結構，降低對傳統資源貿易的依賴，在數字貿易、綠色能源、科技創新、跨境電商等領域培育合作新增長點。加快推進跨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完善貿易結算、物流通關、投資保障等配套機制，構建自主可控、安全穩定的雙邊產業鏈供應鏈體系，有效對沖外部制裁與市場波動風險。

最后，深耕民間人文交流，筑牢雙邊關系民意根基。不斷推動人文交流常態化、大眾化、本土化，凝聚兩國民間友好共識，為雙邊關系長遠發展提供持久的民意支撐。依托學術交流平臺，深化兩國學界的對話與合作，客觀闡釋中俄新型大國關系的理論內涵與實踐價值，破除外部輿論偏見。

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歷經國際風云檢驗，兼具穩定性、包容性與創新性，為動蕩變革的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確定性。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相信，隨著兩國協作機制不斷完善、合作領域持續拓展、民意基礎愈發夯實，中俄新型大國關系必將持續行穩致遠，為兩國發展振興賦能，為全球治理體系變革與世界和平繁榮貢獻重要的大國力量。

撰文 | 陳宇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亞研究所副所長

編輯 | 向昊洋

審定| 游珊珊 陳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