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就能定罪！敘利亞兩邊都玩熟了，煽動成了最狠的武器

巴沙爾·阿薩德長期以來總在以一種令人苦澀的方式，重新定義那些本應不言自明的概念，比如“陰謀”“內亂”“恐怖主義”“背叛”等。阿薩德逃走了，但他的某些遺產似乎仍留在人們心里，其中就包括對一些概念的重新定義。

如今，真正需要被重新理清的概念之一，是“煽動”這個詞。在當下的敘利亞語境中，現政權的反對者正把它當作一種現成的指控，用來攻擊明顯在人數和民意上都占優勢的親政權陣營。若暫且不論“吹捧”這項指責，“煽動”已成為更常見的標簽。“煽動”在敘利亞語境中，并不只是一個描述性詞語，而是一種語言和政治工具。不同立場的人，會以不同方式使用它。

這個詞本身指的是：通過言語、媒體或情緒影響，推動他人去實施某種行為，而這種行為往往帶有負面甚至暴力性質。它與煽起仇恨、鼓動有害行為密切相關。在復雜的敘利亞現實中，它最突出的表現之一，或許就是宗派性話語：它既為暴力提供理由，也加劇社會分裂。

在媒體和社交媒體上，這個詞變得更加靈活，也更加模糊。它的含義不斷擴張，擴張到有時已經失去精確性，成了一種籠統的指控工具，既可以套在動員行為上，也可以套在批評言論上，兩者之間并不加區分。

除此之外，“煽動”這個詞還帶有很強的道德負荷，仿佛預先就包含了一種道德審判。于是，“煽動者”無需直接證據，就會被視為有罪，或者被看作危險人物。這樣一來，這項指控也就同時成了政治控制和道德規訓的工具。

在“逃亡的阿薩德”時代，煽動并不只是一個法律描述，更是一種斗爭語言。各方都曾使用它，借此界定誰是正當的一方，誰又是有罪的一方。

而意義的不斷被打散，也常常讓合法的政治權利與應受譴責、不可接受的行為混雜在一起。換句話說，這個詞本身已經成了斗爭的一部分。阿薩德倒臺后，這場圍繞詞義的爭奪很快又被點燃，仿佛其政權遺留問題的延續。

如今，這項指控在現政權的支持者與反對者之間都越來越常見，甚至可能比以往更普遍。它的范圍會隨著政治立場被擴大或縮小，像一座無差別噴發的火山。

之所以有必要作比較，是因為“煽動”這個詞并不是一個意義固定的概念。它在敘利亞這樣的本地政治使用中，與在國際法中的含義，幾乎存在根本差異。

在國際法的使用中，所謂“煽動”，是“以直接、明確的方式，號召針對個人或群體實施暴力、歧視或仇恨的言論”。但這一界定受到更精細的標準約束，包括意圖、直接性和可能性：說話者是否真的意在推動他人采取行動？這種號召是明確表達，還是僅僅是一種觀點？這些言論是否有可能真正引發現實中的暴力？

以盧旺達為例，曾有媒體公開號召殺害某一特定群體，這被認定為“煽動”，因為它符合上述條件。由此也可以看出，國際法對“煽動”的定義門檻設得很高，目的是避免言論自由被輕易限制。

在法國、德國、比利時等民主國家，對“煽動”的理解更多集中于懲治煽動仇恨，以及由此引發的暴力或歧視。當然，這仍是在國際法標準的框架之內。

因此，尖銳的政治批評不屬于煽動，呼吁示威也不屬于煽動，甚至某些令人震驚的言論也可能受到保護。

而在美國，標準對言論自由的保護更為嚴格，依據的是“迫在眉睫危險測試”。只有當言論直接號召暴力，而且這種暴力很可能真的發生時，它才會被視為煽動。在那里，煽動與政治表達之間有著清晰區分。

西方“民主”社會所享有的這些條件，顯然并不天然存在于敘利亞。敘利亞剛剛走出一場被世界界定為“內戰”的革命，而勝出的一方，又不斷被反對者貼上“伊斯蘭強硬派”的標簽。這一標簽在國際輿論場中幾乎天然帶有定罪意味。

也正因此，激進反對者得以抓住一種“包裝好的定罪工具”，用來指控現政權，并連帶將占多數的遜尼派、民粹性大眾一并納入定罪視野，同時讓自己停留在一種無需費心、無需思考任何積極倡議的輕松姿態中。

這種徹底的消極性，又被沿海和蘇韋達事件中發生的駭人類型暴力事件進一步坐實。毫無疑問，這些事件加深了“煽動”一詞原本就已相當散亂、富于彈性的含義。

當下敘利亞現實的一個突出特征，是政權支持者與反對者這兩個公眾群體之間公開和隱蔽并存的沖突。按其性質，這兩方本就沒有被納入界限清晰、甚至哪怕輪廓模糊的政黨組織之中。

不過，若借用兩個寬泛而老舊的概念，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描述：右翼與左翼。就對待政權的態度而言，右翼急于求成，對迅速復興抱有并不現實的樂觀；左翼則輕易滑向悲觀，并不斷發出崩潰將至的警告。

而雙方又都把樂觀和悲觀看作一種應受譴責的煽動行為。不過，兩邊對安全與穩定的共同需求，毫無疑問會在今后逐步催生出關于“煽動”及其使用方式的重新界定。

這里并不打算展開討論在經濟、政治、社會和法律等各個層面上實現復興的條件，尤其是在一個仍處于廢墟之上的過渡階段，這些問題本就盤根錯節。

在這種預設的、甚至后來形成的立場偏向影響下，圍繞“煽動”的看法彼此爭奪：它究竟是戰爭與革命的根本原因，還是這些事件的結果？實際上，這兩種判斷都在一定程度上成立。

但眼下更重要的，是先就本地語境中的“煽動”標準達成共識，至少應先從知識分子和精英群體之間開始。制止這種相互攻訐和指控，應當成為優先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