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小劇種的純正和地道（藝文觀察·戲劇振興進行時）

趙建新

《王小趕腳》劇照。

鄧洪山(右二)主演的《親家婆頂嘴》劇照。 以上圖片均為淄博市五音戲藝術傳承保護中心提供

前不久，第二屆中國戲曲稀有劇種優秀劇目展演在山東博興縣舉辦，36個劇種輪番上演。這是我從事戲劇研究以來第一次如此密集地聽這么多稀有劇種。尤其是五音戲和東路梆子，因其源自我的家鄉山東章丘，讓我倍感親切。那泛著土腥氣的鄉音土調，似乎又讓我回到了兒時在鄉村廣場上聽戲的場景。

章丘自古就有豐厚的戲曲土壤。明代嘉靖年間，章丘人李開先寫出了傳奇《寶劍記》，其中的《夜奔》一折成為常演不衰的昆曲折子戲。清光緒年間，章丘齊長城腳下的青野村開始流行“周姑子戲”，后經本村藝人趙國清和靳成章、靳成花兄弟革新，更具吸引力。上世紀20年代，同在濟南唱戲的梆子戲藝人鄧洪山看完靳氏兄弟的演出后，當即拜師學藝，此后改唱“周姑子戲”。1935年，齊魯大學教師馬彥祥介紹鄧洪山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灌制唱片，彼時才將其正式定名為“五音戲”。

這個鄧洪山，便是有“五音泰斗”美譽的藝人“鮮櫻桃”(藝名)。他在五音戲代表劇目《王小趕腳》中扮演的二姑娘在章丘家喻戶曉。此劇中，“鮮櫻桃”的“抱包袱”“騎驢”“數錢”等動作是其表演上的三絕，而“飄眉”“送目”“飛老鴰”更是被后來的五音戲藝人追捧模仿，成為該劇中旦角演員表演的典范。梅蘭芳先生曾對“鮮櫻桃”的表演藝術盛贊不已，笑言如果他在北京，就有“五大名旦”了。在五音戲流行的章丘、淄博，一直流傳著“賣了褲和襖，也要看看鮮櫻桃”的鄉間笑談，足見“鮮櫻桃”和五音戲之魅力。

中國大多數戲曲劇種都是用方言土語表演，具有濃郁的民間口頭文學色彩，五音戲也不例外。五音戲大量使用魯中方言，親切生動。人們經常用“哏”這個詞來形容魯中方言的“直爽倔強”，源于章丘的五音戲不但在聲腔、念白上攜帶著此地方言的天然基因，唱詞中很多土語俗語的運用更使其“哏味濃郁”。《王小趕腳》中就有很多這樣的唱詞，如“俺在婆婆家得了一場病，陰陰陽陽七八天”——“陰陰陽陽”即無精打采狀；“天又熱，地又暄”——“暄”即“松軟”之意；等等。唱詞中的這些方言土語既有宋元以來的古語詞匯，也融合了古代很多少數民族語言元素，讓這出五音戲質樸直白，“哏味十足”，還在一定程度上攜帶著古代語言的文化信息。

方言方音是劇種的重要標識。如果說虛擬、寫意和程式等是共有的抽象特征，那么方言方音就成為每個劇種區別于其他兄弟劇種的個性標識。對大多數觀眾來說，由方言方音決定的劇種的聲腔和念白比虛擬、寫意等抽象規律更有辨識度，也理所當然地被當作劇種確認的最顯在標準。

如今，全國348個劇種大多數都先后列入國家、省、市、縣四級名錄。《戲劇振興三年行動計劃(2026—2028年)》中也提及：重點關注瀕危戲曲劇種，支持121個“天下第一團”劇種和106個無國辦劇團劇種傳承發展。在此背景下，強調劇種的方言方音色彩以凸顯戲曲藝術作為傳統非遺的獨特個性，已是大勢所趨。方言是每個人潛意識中的“母語”，這種“母語”自身攜帶的文化基因關系到戲曲的整體創作，從而影響戲曲劇種的整體生態。

小劇種需要保持純正和地道，不丟本、不跟風、不盲目“整容”，就要把握地域性。

曾經，諸多小劇種和稀有劇種在傳承發展中聲腔京劇化、念白普通話化的趨勢屢見不鮮。當然，戲曲藝術豐富多樣，每個劇種產生的時間不一、環境各異，這就決定了劇種的角色行當、唱念做打等舞臺程式結構有顯隱、強弱之分。程式結構穩定而明顯的，劇種變化就會相對緩慢，這突出表現在一些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的大劇種中，如京昆和梆子等；程式結構相對松散的，劇種一般會表現出更明顯的靈活性和時代適應性。所以，從這個角度看，小劇種“大劇種化”的傾向固然不值得鼓勵，但有其內在邏輯——小劇種多來源于民間說唱或二小戲、三小戲，唱腔曲調不豐富，在它們成長為成熟的戲曲劇種時，勢必要在音樂聲腔和念白處理上向大劇種學習。

小劇種和稀有劇種向大劇種學習不可回避，但必須注意，既要用大劇種豐富唱腔，又要保持小劇種的個性，堅持方言方音、堅守劇種本體。在第二屆稀有劇種展演中，我們明顯感到，傳統五音戲的“謳”音已漸趨淡化，這或許也是小劇種向大劇種看齊的一種讓人感到遺憾的“革新”。方言方音和地域文化、當地人的心理經驗以及情感方式密切相關，當它體現于某一劇種時，一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著這一劇種的情感表達方式。歷史上產生過的所有戲曲形態，無論是以聲腔名之，還是以劇種名之，一開始都是典型的地方戲，必定帶有這個地域獨特的情感表達方式。而這些極富地域色彩的獨特的情感表達方式，也會受到當地語言的影響和塑造。語言的方式不同，一定會影響到人的情感經驗和認識世界、表達世界的方式。

小劇種不能丟失特色，還要堅守民間性。戲曲，尤其是這些小劇種、稀有劇種，表現的內容是民間情感，表現的方式是民間想象，表現的途徑是民間智慧，就像《戲劇振興三年行動計劃(2026—2028年)》所言，尊重創作規律，寫自己想寫，演自己擅演。五音戲的“三絕”正是老藝人們在民間挖掘的生活狀態，到舞臺上提煉成為藝術的狀態。對于民間性的理解，我們不能過于狹隘，不能簡單將其與某一類題材畫上等號。如今，互聯網條件下的新大眾文藝、融媒體帶來的戲曲傳播方式的變化，都是民間性的集中體現。

1957年，“鮮櫻桃”鄧洪山曾致信梅蘭芳，向其介紹山東五音戲劇團的發展情況，表達了希望劇團晉京匯報演出的愿望。在信的最后，鄧洪山向梅蘭芳詢問：“您說我們有可能實現這‘一天’嗎？”時光荏苒，距鄧洪山向梅先生發出詢問已過去近70年，作為國內唯一的五音戲專業院團，淄博市五音戲劇院晉京演出的愿望早已實現，但五音戲傳承發展依然任重道遠。

(作者為中國戲曲學院教授、《戲曲藝術》編審)

《 人民日報 》( 2026年05月21日 2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