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公里徒步者：在中國，走一條長路有多難？

你沒有約會，沒有承諾，沒有義務或者責任，沒有特別的野心，只有最小、最簡單的需求。你生活在一個靜謐的單調世界里，安然地遠離人世的煩惱，如同早期的探險家兼植物學家威廉·巴特拉姆所說的“遠離紛爭的所在地”，你所需求的一切就是跋涉。

——比爾·布萊森

這或許是一場不合時宜的探討。當國內徒步環境如此脆弱，路線被切割、保護區封鎖、官方步道形同虛設，那些走在千公里級別路線上的人，是一群怎樣的人？正在經歷著什么？

尤記2024年歲末，凌晨的塔克拉瑪干沙漠，零下三四十度，石頭躺在帳篷里，全身都在疼，像刀割一樣。腳趾疼、腳底板疼、小腿疼、大腿疼、膝蓋疼、腰疼、背疼、肩疼，整個人像要散架了。他縮在睡袋里縮成一團，只留一條小縫透氣，不至于被悶死。沙漠的風像刀割一樣刮在帳篷上，也刮在他的神經上。

那時候他真的覺得徒步沒有意義。“人都快死翹翹了。”他后來跟我說。

這條線是他和飛鳥一起走的。兩個人，在冬天，以最長橫軸穿越“死亡之海”，1004公里。沙子細軟，每天背著七八十斤的包，一步一步熬，熬到身體所有零件都在抗議。可他還是走完了。然后繼續走。

千公里遠途，不管是線路、天氣還是身體對自己的影響，最終都是內心的折磨。

這么苦，做什么？這個問題我問了許多仍行走在道路上的人，得到的答案拼在一起，像一張未完成的地圖，上面標注著幾個名字、幾條路線，藏著跋涉的艱辛與抵達的歡喜，和余下的空白。

撰文｜了了

編輯｜玄天

設計｜周末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本文為《戶外探險》原創內容

飛鳥算過，國內真正在走千公里的人，個位數。他停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真正經常走動的，只有三四個人。”

石頭給出的數字也差不多，“不到10人，有10人左右”。這個圈子太小了，小到你自己都說不清楚邊界在哪。今天還在走的人，明天可能就不走了。

圈子這么小，圈子的聯系方式也很“單線”。沒有微信群，沒有群聊。你要走一條線，就去找那個走過的人。飛鳥走大橫斷之前，就是單線聯系石頭（2019年與余星完成大橫斷穿越）和守靜篤（大橫斷線路總設計師），了解詳細的線路信息。

飛鳥

這個小群體的共同點也很清晰。第一，全職。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消失好幾個月。第二，30左右到40歲之間。第三，自己喜歡。

但“喜歡”在這個級別上已經不是興趣，是某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執拗。你很難跟一個不上班、沒收入、在零下三十度的沙漠里走了幾個月的人討論“喜歡”這個詞到底是什么意思。

15天是一個門檻。很少有人能在戶外堅持15天以上。無論是個人時間精力，還是長距離徒步要吃的苦。時間和長度只是問題的一方面，你的身體能不能承受長時間戶外的孤獨以及風險，這才是更重要的。

事實上，國外成熟長線的風險遠沒有這么極端。完善的路標、補給、營地與救援體系，讓一場相對安全可控的心靈救贖之旅，成為可能。而國內的千公里徒步，仍要面對大量未知與高風險，這也進一步勸退了大多數人。

石頭

步道體系的成熟，也意味著線路上的人中途方便出去，回來接著走。但國內情況不一樣，線路更加原始，你下來了，想再上去，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都更高。還有經驗和信息的門檻。不是有體能就能走。你得知道什么時候走、走哪條線、避開什么。

在采訪中，他們反復提到“心理承壓能力”，但我覺得這里所說的“心理”，不全是意志力的問題，更多的是你對超長距離徒步的理解。你知道前面會發生什么，和你不知道，完全不同。你知道你會疼，和你真的在疼，也是兩碼事。這個圈子里的人之所以能走下來，不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更勇敢，是因為他們比別人更清楚自己在干什么。

時間、錢、信息、心理、體能。這些門檻篩選下來，就是國內當前活躍在千公里級徒步路線上的人。他們說到這個數字的時候，語氣里并沒有驕傲。

飛鳥第一次走超長距離，是從兩百公里直接跳到兩千六百公里。

走大橫斷之前，他最長只走過半個月左右的路線。而兩千六意味著至少一百天，一百天里要面對雨季的塌方、洪水、滑坡，還有比汽車還大的亂石，以及那些據說存在的、但從沒見過的猛獸。

他承認，過程中有很多“之前沒考慮到的問題”，隨時可能出意外。一個人在那種地方，沒有救援，沒有后援，全靠自己扛。“把自己長時間置于危險和風險都很大的情況下，自己能不能承受？能不能安然走完？這是很大的問題。”飛鳥說。

飛鳥行走在尼泊爾的大喜馬拉雅徒步路線（Great Himalaya Trail, GHT）。

小祝走上這條路，源于一個精神偶像——楊柳松。他是國內最早走千公里級別線路的人之一，穿越羌塘，七十七天。小祝看到他的穿越故事后，就一直想，有生之年自己也要走一次羌塘。后來羌塘成了保護區，沒法走了。但他沒放下這件事。疫情放開之后，他選了幾條知名路線，連在一起，開始走喜馬拉雅。也是從那時候起，他決定拍自媒體。

一個人怎么走上超長距離，有時候不是規劃出來的。你看到一個人做了某件事，你覺得那是你想做的，然后你花了很多年，等一個時機。

石頭走了四條千公里以上的線路，每條線消耗人的方式都不一樣。走大橫斷，最折磨人的是天氣，一直下雨，一直下雪，一直下冰雹，你本來是為了看風景走的，但風景從來不在你抵達的時候出現。

走太行山，是密林、蚊蟲和酷熱，每一步都像在跟什么東西搏斗。走塔克拉瑪干沙漠，是身體本身在拉扯你。每天背著七八十斤的包，在細軟的沙子里翻一天，翻到整個人像要散架。每條路都會在某一個節點上把你推到某個極限，而你只能等它過去。

我問過石頭，走了這么多路線，會不會膩。他說不會。他說自己唯一的優點是，每次看到風景，仍然會以最初徒步時的心情去面對。即使那條路走過八次，即使所有的風景都已經看過，他還是會開心。有時候云多，有時候云少，有時候天氣好，有時候天氣不好，每一次都不一樣。

他說這話的時候，你沒辦法懷疑他，一個曾經連飯都吃不起還在走的人，你懷疑他什么呢？

但這不是故事的全部。走完塔克拉瑪干之后，石頭回來休整了快一年，身體還沒恢復到之前的狀態。進沙漠之前他做過一次體檢，基本正常。出沙漠之后，血液、肝臟，好幾個地方出了問題。

“如果再持續走兩次，人可能就沒了。”石頭說。

他還是會熱愛戶外，但如果有一天不從事這個工作了，他會選擇一條簡單的線路，走一兩天，曬曬太陽，帶著朋友和家人。他提到了“曬太陽”，一個人從零下三四十度的沙漠里走出來，他知道什么是用來享受的好東西。

2025年，石頭在塔克拉瑪干沙漠。

這群人有一個共同點：他們都在做自媒體，或者說，他們必須做自媒體。某種意義上，不是他們選擇了全職，是只有全職才有可能。你不可能上班上到一半消失好幾個月。但全職做這個，也不意味著能活得好。小祝在2023年走喜馬拉雅的時候，總共只有5000元收入，沒有接到廣告，全靠B站網友私下轉錢打賞。石頭之前連飯都吃不起，情況很糟糕。近兩年戶外熱起來，品牌開始愿意給點贊助，情況才好轉了一些。

但全職的代價是什么？

小祝在采訪里說了無比真實的一段話，他說：“我堅持多久取決于發展情況。如果流量越來越少，那可能就繼續不下去了。”他目前的視頻做得不錯，能接到廣告了，但他會控制數量，“不想接太多，否則人家會覺得我完全是為了搞錢”。他說自己不能完全把粉絲當提款機。

他又補充道：“以前在喜馬拉雅只有五千塊。現在有一些錢了，反而顧慮更多。”

是啊，徒步圈子里幾乎沒有人是富二代，但他們又必須看起來不像是在意錢的人。

小祝提到了楊柳松，說楊柳松走完羌塘之后，在8264發了個帖子，然后銷聲匿跡，不接受采訪。正因為他不求名、低調，才能得到全網的關注和崇拜。小祝說這話的時候，語氣里有一種很復雜的東西。不是羨慕，也不是自嘲，更像是在說一個自己永遠夠不到的理想。“我們后來的出發點不一樣，我們是為了吸引人（流量）。”

2020年春節，小祝獨自在貢嘎東坡過年。

這是一個很奇怪的狀態。你本來是為了自由去走的，但走成了職業之后，自由本身變成了你要維護的東西。你要維護你的“純粹”，但你也不能放下流量。你羨慕那個走完就消失的人，但你不能像他那樣做，因為你還要靠這件事活著。

幾千公里像另一個世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你需要與現實生活剝離。但現實生活從來不會真的放過你。你的身體在承受極限，你的錢包在告訴你撐不了多久，你的播放量在決定你下個月還能不能繼續走。你以為你在逃離，其實你只是在用一種更復雜的方式和它拉扯。

這是他們個人內心與身體的困境。與此同時，這群人還面臨著環境和國內徒步生態的困境。

石頭說“目前國內能夠完成的千公里路線，只有一條。環浙步道。”（其他所有線路幾乎都會涉及到核心保護區。）這句話我與他反復確認了三遍。

環浙步道是國家發改委撥款、浙江政府出資維護的試點。但就算是這條官方規劃的步道，有些路段也因為劃進了保護區不讓走了，需要繞行。石頭說，環浙步道的軌跡跟政府APP上的軌跡都不一樣。你拿著官方APP走官方步道，走不通。

2017年以來，國家林草局先后公布了3批12條國家森林步道，分別是秦嶺、太行山、大興安嶺、武夷山、羅霄山、天目山、南嶺、苗嶺、橫斷山、小興安嶺、大別山、武陵山國家森林步道，沿線途經20個省份，全程超過2.2萬公里。

規劃都有了，標識也都有了。但石頭說：“有開頭沒結尾，收不了尾。”

石頭，太行山。

拿太行山來說，總長一千八百多公里，跨越河南、河北、山西、北京四個省市。濟源段修了一百二十公里，花了三個多億，做得確實不錯。專門給徒步的人留了入口，不收門票，還修了驛站和營地。但山西沒開發，河北沒開發，北京門頭溝修了一段，又被山洪沖毀了。各自為政，誰也不管誰。飛鳥說得更直白：“目前國內沒有任何一條國家步道是真正建成的，都是形同虛設。甚至沒有完整的軌跡，或者藏在國家圖書館里。”

這種“有開頭沒結尾”的困境，并非中國獨有的難題。首位完成美國長距離徒步“三重冠”的華人女性張諾婭，在對比了全球多個國家的步道體系后，向我們提供了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一個成熟的千公里徒步體系，究竟是“自下而上”的生長，還是“自上而下”的規劃？

美國的步道體系與我們的情況截然相反。張諾婭介紹，美國龐大的步道網絡源于二戰后嬰兒潮的戶外需求爆發，民眾自發徒步、游說政府，最終在1968年催生了《國家步道法案》，為阿巴拉契亞小徑（3500公里）和太平洋山脊步道（4200公里）等國家級景觀步道提供了法律背書。資金則來源于石油天然氣等稅款，形成了“破壞者付費，徒步者受益”的閉環。這是一個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過程：民眾先有需求，政府后立法保障。

張諾婭在新西蘭“長徑”步道。

而另一個極端是她剛剛走完的“長徑”步道的所在地——新西蘭。這個依賴戶外旅游的國家，沒有類似美國的強力法律支持。環保部（DOC）資金匱乏，于是將部分精華路段包裝成“偉大之路”（Great Walks），如著名的路特本、米爾福德峽灣。這些路線設施精良，有山屋、有預約系統，但價格不菲。一晚山屋可能高達數百紐幣。這種“紳士化”的徒步體系，雖然服務了全球游客，卻無形中將本國中低收入的徒步愛好者拒之門外。

而那條真正縱貫南北島、長達3000公里的長徑，則因缺乏穩定的地權支持，路線每年都在變：也許今年某位毛利酋長同意你從他土地上經過，明年他去世了，你就得改走危險的公路。

對比之下，中國的處境更為復雜。我們既沒有美國那樣歷經百年沉淀的“土地公有”意識和龐大的志愿者維護傳統，也尚未形成新西蘭那種“以高端旅游反哺荒野”的成熟商業模式。張諾婭指出，國內并非沒有規劃。體育總局有“登山健身步道系統”，林業局有“國家森林步道系統”，其設計藍本甚至與美國同步。

問題在于落地。“發到每個地方的鄉鎮政府手里，修建出來的步道風格完全不同。”地方政府換屆、政績考量、對“出事”的恐懼，讓原本規范的藍本，最終修成了要么過度硬化、要么中途夭折的半拉子工程。沒有路的路，背后實則是制度、資金與觀念的三重斷層。

石頭，太行山。

但太行山或許是最有可能開發成國內長距離徒步路線的地方。石頭和飛鳥走完太行山之后在路上討論過這個問題。石頭之前一直想在藏東南開發一條大眾能走的千公里路線，但走完太行山之后，他的想法變了。他說，中國版的超長距離徒步路線，可能就在太行山。不是因為它風景最好，是因為它離人最近。低海拔，靠近北京，經濟成本低，這是它最核心的優勢。

但官方想修的步道，或許并不是徒步者想要的路。官方修步道，標準里要求照明、驛站、護欄，修出來比景區還規整。徒步者想要的是保持原貌的、盡量荒野的路線。幾塊石頭壘一個臺階就夠了，不需要棧道。

另一個深層原因是責任。地方政府最怕出事。一旦有人在某條線上出了事，輿論一發酵，官方就要背鍋。一旦出事，大家就會指責“濫用社會資源”、“吃飽了沒事做”。所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封。

“真正的長距離線路，百分之九十九都是保護區。”石頭無奈地說。只要你是走長線的，你基本就在保護區里走。這不是因為徒步者故意違法，是因為中國的森林大部分都是保護區，你要走長線，就不可能繞開。

政策是有的，但執行是有彈性的。這個彈性取決于很多因素：當地管理者怎么想，村民怎么想，你這個人怎么樣。

小祝，貢嘎東坡徒步。

小祝在藏區遇到的村民，大部分非常友善。“你去牧場扎營，他們會不停地給你送食物、酥油茶、開水、餅。”甘孜那邊，藏民刷抖音知道他們是搞旅游的，很歡迎。但邊境是另一回事。小祝走過一次喜馬拉雅邊境線，走完之后說：“再也不要碰邊境旁邊的路線了。”小祝有一次直接被警察攔住，強制送出。“我們徒步是為了追求自由，”他說，“你走得像個賊一樣，何必呢？”

走得像個賊。仿佛你不是在探索，而是在偷偷摸摸地做一件本來應該光明正大的事。這種感覺可能比任何身體上的疲憊都更難承受。

但也有好的例子。飛鳥和石頭走太行山，第一天到了王屋山景區，遇到了一位景區經理。飛鳥故意問他：“我們走太行山，一直走到北京，你歡迎嗎？”經理當場給他們安排了免費食宿，不收門票。

飛鳥問他為什么，“一般景區都不歡迎徒步的人”。那位經理說：“兩碼事。徒步的人會多宣傳，宣傳之后買票進來的人會更多。”他還建議他們盡量避免晚上在景區內扎營，以免發生危險，甚至要開車接他們。飛鳥說：“河南境內的景區，基本上都對我們很友好。”

太行山

這個例子說明，“封”不是唯一的選擇。關鍵在于當地管理者能不能算清楚這筆賬：徒步者帶來口碑，口碑帶來游客，游客帶來收入。

石頭的態度更復雜一些。他一方面承認政策在收緊，另一方面也不太怨管理。“這幾年環保問題太多。單一戶外徒步人數可能5000萬甚至更多，1%的人丟垃圾，那就是50萬人丟出來的垃圾，非常恐怖。”

徒步圈子正在變。

飛鳥說：“疫情之后，年輕人、小白涌進來了。”石頭也注意到了：“新手太多了。”

新人不一定是壞事，但他們帶來了風險。小祝說，很多人只是跟風心態，沒有真正理解戶外的真諦。“為什么去戶外？能給我帶來什么？”很多人只是為了發朋友圈、發小紅書。結果是事故增多，輿論惡化，官方壓力加大。

但長距離圈子沒有擴大，“如果非要說，就是年輕化了”飛鳥說。

與此同時，走千公里的人心態也在變。小祝走到去年十一月的時候，已經非常煩躁了。“徒步本身沒問題，難度不大。但你要產出內容，要拍視頻、剪輯，到后來已經有生理性的抵觸。”你的身體在告訴你夠了，但你的腦子說再堅持一下，你還要拍，還要剪，還要發。這種拉扯可能比徒步本身更消耗人。

小祝，磨子溝徒步。

石頭走完塔克拉瑪干之后，整個人不一樣了。走之前，塔漠是他非常大的夢想，那時候他提到這片沙漠的眼睛是泛著光的。走完之后，他說：“以前我是‘只要沒死就往死里干’。現在變了，我會慢慢享受路上的美好。”這個轉變聽起來很正向，但你知道它不是輕松得來的。

飛鳥正在尼泊爾走一條“大喜馬拉雅徒步路線（Great Himalaya Trail, GHT），這條路線總長4500公里，跨越中國、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目前能走的只有尼泊爾段，共1800公里。他們這次的目標是完成路線的5%，大概150公里。

為什么選這條線？飛鳥說，去年他就和隊友小嚴商量，國內走得差不多了，能不能到國外了解一下他們成熟的步道情況，做一些資料收集，為國內未來的發展提供一些建議。他們希望能夠完整地記錄徒步過程。

飛鳥在尼泊爾的大喜馬拉雅徒步路線（Great Himalaya Trail, GHT）。

而國內的徒步環境正在收緊。石頭對未來兩年的判斷很直接：“野山會被持續打壓。”但他對更遠的未來并不悲觀。他認為五到十年會是好的。因為輕徒步會先普及，官方會更傾向于推廣周邊城市和商業區域的輕徒步。像杭州、浙江的小型線路，他們會推廣作為常態化的、安全的戶外線路，而不是鼓動大家去探索和冒險。等大家有經驗了、不出事了，才能慢慢走那些難線。

這些行走在長線上的人，保持著謹慎的樂觀。

“這其實是好事。從輕徒步開始，讓大家先了解徒步，慢慢認知深入，全民才會有這個意識和能力。”石頭說，“但對我們這種走長線的人來說，這就很難了。我們原本就是走"野路"的，沒辦法，不能怪政府的決策，只能自己做好。”

“國內談千公里徒步文化，幾乎沒有。”

為什么國內能完成千公里級徒步的人如此稀少？原因無非是線路本身，以及人的觀念。

線路條件原始，補給與信息極度匱乏。國內成熟的長距離徒步體系尚未形成，路標、水源、補給點、救援預案等基礎信息大多靠前人零散記錄，容錯率極低。

文化與觀念的差異。在國外，戶外運動早已融入大眾文化。徒步不只是運動，更是一種被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選擇。國外像太平洋山脊步道、阿巴拉契亞步道這類世界級長線，每年有幾千上萬人走完。朝圣之路每年也有約五萬人走完。

飛鳥在尼泊爾的大喜馬拉雅徒步路線（Great Himalaya Trail, GHT）。

尼泊爾的經濟比中國落后不少，但他們的徒步體系領先中國幾十年。飛鳥觀察到，尼泊爾的做法是：在核心保護區強制要求請向導，建立很多庇護所，利用當地老百姓的房屋做住宿驛站，讓每天幾乎都有一個安全的停靠點。每個村莊幾乎都有直升機停靠點。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報警或者請求支援，但你需要為自己買單。

他們修的路是什么樣子的？飛鳥介紹，在危險的地方，他們可能壘幾塊石頭、做一個臺階。“絕對不會修成棧道或者石階。絕對不會。”飛鳥說，尼泊爾的徒步線路最早是歐美背包客走出來的，有了需求，政府看到了利益，才開始投入整合。這是一個需求倒逼供給的過程。

而除卻步道設施的差異，更深層的隔閡與桎梏，根植于一個國家的戶外文化本身。

想要探尋長距離徒步背后的精神與文化，我翻開了比爾·布萊森的作品《偏跟山過不去》。這本譯作于去年正式引進國內。書中記錄了作者結束二十余年英國旅居生活、重返美國后，從家門前的阿巴拉契亞小道啟程，踏上這條漫延三千余公里、全球最長徒步路線的旅程。他最終并沒能走完全程，但這段對個人而言“偉大”的旅程，徹底重塑了他的精神世界。

電影《林中漫步》（A Walk in the Woods）/《偏跟山過不去》的電影版本。

他在書中寫道——

「我學會了搭帳篷和在星光下安眠；在一段驕傲的短暫時光里，我曾經苗條而健康；我對于莽原和大自然，以及森林那寬厚的黑暗力量產生了深切的尊重。現在我以我過去從來沒有過的方式理解了世界的浩瀚，我發現了自己都不曾知道的自己所擁有的耐心和毅力。

……最好的是，如今我看到一座山，我會瞇著眼，信心十足地用看待一件花崗巖藝術品的眼光，慢慢地、鑒賞般地察看它。」

那些圍繞這些步道講述的書籍、電影里，常有這樣的敘事：人在遭遇困境、內心失衡時，選擇用數月時間獨自上路，在行走中完成自我修復與重建。《涉足荒野》《朝圣之路》這類千公里題材作品，本質上都在講述一件事：長距離徒步是直面內心、重啟人生的儀式。

電影《朝圣之路》。

這種認知在國內仍然非常稀缺。多數人仍將徒步視作短途休閑，很難理解為何要把數月時間完全交付給一條路線。加之國內千公里徒步的公眾傳播極少，大眾對其認知模糊，又普遍覺得長距離徒步近乎“玩命”。

常在國外行走的張諾婭對此有更犀利的觀察。她認為，國內輿論常常將長距離徒步賦予“內心修復”、“人生重啟”的宏大敘事，這在某種程度上恰恰反映了認知的單一。

在國外，徒步的動機極其多元。“你可以挑戰自我、接近自然、逃避現實、重啟人生，或者閑得無聊，或者從小在大自然長大。” 她指出，根本差異在于國民性與土地的關系。在美國，每年有超過5000萬人參與戶外徒步，占其成年人口的近五分之一。這意味著有龐大的基數去理解、支持并維護這項活動。

張諾婭完成新西蘭“長徑”步道。

而中國戶外運動的井噴式增長發生在互聯網時代，大家被“有腿就行”的短視頻吸引進來，卻缺乏像西方社會那樣長達150年的戶外安全教育與土地倫理熏陶。“我們差的并非線路或者風景，”張諾婭總結，“短時間無法跟上的是戶外人群的經驗和認知。”

國內走千公里的人不到十個。不是因為別人不能，是因為這條路太難。不是難在山水，是難在你需要對抗的東西太多了：認知、時間、錢、心理、政策、輿論，還有那些說不清道不明的、把你往回拉的力量。

石頭在采訪最后說了這樣一句話，“有很多人在絕望中找不到出路。有些人想要走長距離線路，隔絕世界上最艱苦的東西，長距離徒步可能是他們最好的選擇。”

《朝圣之路》是父親為了完成兒子的夢想走上到道路；《涉足荒野》是一個人想脫離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走上道路。這兩部電影講的是同一種東西：你走那么遠的路，不是為了到什么地方，是為了而是為了告別舊我、重塑自己。如果你想理解這種思想，可以看看這兩部電影。

石頭現在正在走的路，叫“大十字”計劃。最初的想法來自楊波濤前輩，他在直播中構想了一個中國未來長距離步道的規劃藍圖。中國的山脈走勢是東西向、東北向西南，呈幾個十字形狀。石頭想根據山脈走勢，把中國的山脈連起來，預計需要走五年。他覺得這條路走出來，會讓更多人有選擇。

石頭的“大十字”計劃。

我問他這個計劃最大的意義是什么？

石頭告訴我的依舊是隱藏在道路本身背后的意義。“是給更多迷茫的人帶來選擇，讓他們去另一個世界尋找另一種生活方式。就像國外的朝圣之路和太平洋山脊，這種趨勢無法阻擋，不可能束縛所有人的思想。”

“誰能攔住一顆向往自由的心呢？”他說。

這不是一個需要回答的問題。

當我們在國內談千公里級徒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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