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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1月《邁阿密先驅報》的系列報道《正義的扭曲》(PerversionofJustice)中,調查記者茱莉亞·布朗詳盡追蹤了協議背后的運作:巨額財富、政治人脈、恐嚇手段和頂尖律師團隊。其中,頂尖的律師團隊包括亞蘭·德肖維茨(AlanDershowitz)和肯·斯塔爾(KenStarr)。前者是哈佛大學法學院名譽教授及著名刑事辯護律師,曾參與辛普森案等多起轟動全美的“世紀大案”,并于2008年協助愛潑斯坦達成極具爭議的不予起訴協議;后者曾任美國獨立檢察官并主導了對美國前總統克林頓的調查,2008年作為愛潑斯坦辯護團隊的骨干,利用自己深厚的司法部人脈為其爭取到了極其優渥的認罪條件。可以說,愛潑斯坦在各方助力下操縱了檢察官與司法系統。而協議達成期間,受害者毫不知情。后來,茱莉亞·布朗追蹤了逾60名受害者的故事。
實際上,這份“甜心協議”違反了《犯罪受害者權利法》(CrimeVictims’RightsAct),因為檢察官未通知受害者或讓她們參與談判。受害者后來為此起訴。2019年2月,這份協議被判違反美國憲法,然而卻無法撤銷。檢察官阿科斯塔也未受刑事懲罰,僅于2019年辭去特朗普政府勞工部長職位。
如今再看2008年的“甜心協議”,最黑暗的一點便是還明確提供給四名被點名的親信以及“任何潛在的共謀者”聯邦刑事豁免權。這項條款在聯邦司法實踐中極其罕見,這也意味著此后發現的任何涉及此案的權貴都不會被追究,比如之后被發現的比爾·克林頓、特朗普、比爾·蓋茨等人,也都提前得到了豁免,FBI甚至因此中斷了調查,案件曝光的可能性被控制在最小程度。
根據最近的民調數據,美國民眾普遍認為在愛潑斯坦案中存在“精英豁免(eliteimmunity)”,富有和有權勢者往往逃脫問責。2026年2月,在路透和益普索共同進行的一份民調中顯示,有69%的人認為“美國強大人物很少被問責”;3月,NavigatorResearch民調數據顯示,72%的人支持更多起訴和調查,64%的人認為精英“高于法律”。“精英豁免”,其實也意味著美國司法的獨立性遭到了嚴重侵蝕。
按照常理或是過去的美國經驗來說,這樣可怕的丑聞會引發政治地震,導致政要下臺、制度改革,甚至社會運動,結果愛潑斯坦案卻只是淪為黨派攻訐的彈藥。
美國黨派爭斗幾乎是一個和美國歷史一樣久遠的問題,美國的建國之父們對此普遍抱持深刻憂慮,認為黨派爭斗是共和制和國家的“致命疾病”或“最大的政治惡”。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說派系斗爭是“共和政府最致命的疾病”。喬治·華盛頓在1796年告別演說中更明確指出“黨派精神的禍害”乃是美國的最大危險。約翰·亞當斯更是視兩大黨對立為憲法下最大的“政治惡”。美國的建國之父們的陳述表明:黨派爭斗的危害早在美國憲法確立之初就已被深刻認識。這個頑疾在今天的美國愈演愈烈。現在,美國兩黨爭斗與政治分裂已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基本上所有公共議題都被黨派框架預先設定,民眾就只能成為旁觀者或黨派工具,無法真正行使參與權。這正是當前美國對自身宣稱的政治傳統最深刻的背離,強調民眾參與的理想被黨派機器所駕馭。如今,美國兩大黨似乎已變成自我封閉的官僚機構,民眾參與被系統性邊緣化,只能在兩黨預先篩選的候選人中選擇。
就目前來看,美國會不會像特朗普所期待的那樣,從愛潑斯坦案中Moveon呢?答案是肯定的,因為已經發生了。這種“Moveon”的代價是巨大的。這不僅意味著愛潑斯坦案真相的消失,更是美國危機的體現。
在《獨立宣言》中,杰斐遜宣稱有些真理“不證自明”:人人生而平等、擁有造物主賦予的無法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以及政府的合法權力源于被統治者的同意等,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在這里,首先要指出,其實用“真理”這個詞或許并不合適,因為真理其實具有強制性,不可辯論。準確地說,杰斐遜所宣稱的“不證自明的真理”其實是美國的建國之父們的共識和信念,“不依賴于他們的意志,而是會自動呈現在他們心靈面前的證據”(出自托馬斯·杰斐遜為弗吉尼亞州《建立宗教自由法案》起草的序言草案)。實際上,在這里,杰斐遜無意中承認了這樣一個事實:《獨立宣言》中那些人人生而平等、擁有造物主賦予的無法剝奪的權利(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以及政府的合法權力源于被統治者的同意等陳述,并非是具有強制性的真理,而是一種共識和信念,在涉及到政治的時候,這只是一個大多數人意見的問題,比如“人人平等”,既不自明,也無法證明,只是當時美國的建國之父們的一個共識和大多數人的意見,自由只有在平等者之間才可能真正實現。但這種共識其實并沒有強制性,所以也就不夠徹底,1787年制定的美國憲法中的“五分之三妥協”(將奴隸的實際人口乘以五分之三,以作為稅收分配與美國眾議院成員分配的代表性用途)便是最好的證明。但不可否認的是,《獨立宣言》給出了承諾和信念,這支撐了此后兩百年美國民眾蕩氣回腸的民權斗爭史。
無論什么時候,我們要清醒意識到那些“不證自明的真理”其實是需要人們站起來主動爭取與維護的,是依賴于自由的信念與共識、有效的思考與辯論而形成,并通過說服與勸阻來傳播。
一旦美國民眾不再去維護這個信念,《獨立宣言》就會成為“獨立謊言”,美國的國家基石便岌岌可危。
與《獨立宣言》里那些“不證自明的真理”不同的是,事情的真相,這是另一種“真理”,真相雖然可能無法公開,或是被遮蔽、被扭曲,但始終有一個真相就在那里,權力無法改變,只有在尊重事實真相的基礎之上,才能形成合法且合理的意見。如果沒有事實真相作為前提,或是如果事實本身受到爭議,那便會成為一場鬧劇。
更令人不安的是,愛潑斯坦案只是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卻并不是唯一一例。長此以往,美國民眾將拒絕相信任何事情的真相,無論真相多么確鑿。目前,美國這種將謊言或是黨派機器制造的現實持續且替代事實真相的困境,其結果不是謊言被接受為真相、真相被詆毀為謊言,而是讓美國民眾徹底失去了對“真”與“假”的識別能力與興趣,民眾將徹底不相信黨派機器制造的任何“現實”。此次愛潑斯坦案,美國民眾并沒有像以往那樣行動起來便是例證。不斷下降的公民投票率和不斷增長的政治冷漠,似乎已經顯示出黨派機器制造的現實長期取代真相的后果。
或許,人們還可以從哲學上獲得一點點虛幻的慰藉,如前所說,事實真相一旦發生,就具有不可逆性,它“就在那里”,它屬于過去,擁有一種超越政治與權力的“穩定性”。而現實中的政治本質上是短暫的、流動的,產生于人們為了共同目的聚集在一起時,一旦目的達成或失敗,這種政治權力就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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