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不承認大學生就業難”的鄭強教授講講邏輯

無伴奏チェロ組曲 第一番 , 田中公平

比鄭教授這么說更讓人悲哀的是：

大多數人只覺得他這話說的太扯，

卻說不出他到底扯在哪里。

“我不承認中國大學生就業難。不是找不到工作，是享受的工作真的難找。”

“（年輕人）少點抱怨，少點索取，吃苦是福。”

“大學剛畢業不要太挑剔，先干點苦的。富有是勞動來的，是創造來的。”

這兩天，知名“網紅教授”鄭強的這幾段發言火了，全網公憤之下，罵什么的都有。

我看了一圈，實話實說，覺得大部分指責挺沒意思的，中國人遇事喜歡搞道德譴責，一遇到這種事情就本能的喜歡搞誅心之論，覺得鄭教授“良心大大地壞了”，居然對大學生就業難的問題視而不見，說他“何不食肉糜”、說他“忘本”、說他“是何居心”。

其實這么說沒什么意思的，魯迅先生說得好，人類的悲歡并不相通，人家鄭教授身為正教授，本來就沒有義務一定要和大學剛畢業，發愁找工作的學生共情。所以你搞誅心之論、做道德譴責其實打不疼人家。

那么什么能和鄭教授說一說呢？邏輯。

查了查履歷，鄭教授是搞高分子材料出身的。對于理工科的高級知識分子，我一直是很佩服的，因為在中國的教育體系下，與文科知識分子總是被要求講辯證法，“凡事一分為二的看問題”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人為了科研的需要，好歹必須受一點形式邏輯的訓練。

形式邏輯的這個東西，是“科學之父”亞里士多德他老人家搞出來的。

它的特點就是“一是一，二是二”，不跟你搞詭辯、或者說“辯證”。

比如拿來一個煤球，受形式邏輯思維支配的科學家會老老實實的跟你說這煤球“是黑的”，或者給一個數據標識它的“黑度”是多少。

但是一個活學活用辯證法的人卻可能跟你詭辯說“煤球是白的啊！跟絕對黑體相比它還不夠黑，所以煤球是白的。”

你看，這就是學形式邏輯的人（或者說科學家）的可愛之處，他們不拿詭辯來欺負你，王小波先生當年說“科學是教人老實的學問。”說的其實就是這個意思。

作為孕育科學的基本邏輯規范，形式邏輯在推倒過程中必須遵循三大鐵律，它們分別是：

一、同一律。

核心公式：A = A（A就是A）

要求：在同一個思維過程中，每一個概念或命題都必須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內涵和外延不能隨意改變。

二、矛盾律

核心公式：A≠非A（A不能同時是A又不是A）

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兩個互相矛盾或互相反對的命題，不能同時為真，其中必有一個是假的。

三、排中律

核心公式：A or非A（沒有中間地帶）

要求：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之間，必定有一個是真的，沒有第三種可能。面對是非，必須做出明確表態，不允許含糊其辭。

用這三大鐵律去套鄭強教授的上述發言，你會發現他剛好都違反了，

首先，他顯然違反了同一律。

針對“大學生就業難”這個命題，鄭強教授提出的反論是大學生就業不難，可是在這個辯解中，他悄悄變化了“就業”這個概念本身的內涵，社會層面討論的“大學生就業”，社會層面默認的大學生就業內涵，是匹配高等教育學歷的體面工作，可是鄭強教授卻說“大學生可以去送外賣、去基層吃苦”工作總是能找到的，他說的“就業”已經偷偷變成了出賣體力糊口。這就是典型的“偷換概念”或“轉移論題”，

如果把“（大學生）就業”的概念真放寬到不考慮薪水、不考慮待遇、有活就行，那“大學生都能就業”，這廢話還用您說么？低薪甚至打白工，這種工作怎么可能缺呢？真要干這種工作，還上大學干什么呢？

其次，他也違反了矛盾律。

鄭強教授一方面高調宣稱“中國經濟充滿活力、產業正在積極升級轉型”；另一方面又告誡千萬高校畢業生“必須接受低薪，去干最臟最累的體力活”。這兩個認知本身其實就是“A”和“非A”，它們不可能同時為真，因為一個社會如果產業真的升級了，必然會創造出大量高薪的智力型崗位，這與“大學生不要挑三揀四，必須接受低薪體力活”是剛好矛盾的。

一個論者，對于現實可以有不同的觀感，比如有人就是認為我們的社會充滿活力，有人就是主張大學生要認清現實，接受低薪體力活職業。

但一個論者不能同時即主張A，又主張非A，這兩個宏大結論不可能同時為真，因為這是自相矛盾的。結論是，在這個論者的腦中，其中一定有一個是在蓄意撒謊。

最后，鄭強教授又違反了排中律。

排中律要求論者對于一項事物必須給出清晰而明確的界定，把話說死，說準。比如對于“高學歷人才貶值、勞動保障嚴重不足”這個事兒，它到底是好是壞，作為“勵志導師”，人們本來期待鄭強教授給個準話，可是鄭教授卻用辯證法來和稀泥：“吃苦雖然是一種虧欠，但也是一種磨練。”

可是，在現代法治社會，一個企業對大學生的待遇問題，要么違反《勞動法》，要么遵守《勞動法》。其實并不存在“既是吃虧又是福報、既是好事又是壞事”的模糊中間地帶。

寫到這里我突然想到，形式邏輯除了亞里士多德規定的這三大定律，其實還有一個千年后由萊布尼茨補充的、并助推形式邏輯最終成為現代科學基礎工具的第四定律。

而這個第四定律，很不幸，鄭強教授也違反了。

第四定律——充足理由律。

任何一個真實的命題，都必須有支持它的充足理由。且理由必須真實，理由與推論之間必須有必然的因果關系。

鄭強教授提出假設說：“年輕人吃苦就能搏高薪”。那么充足理由律就要求他必須給出大數據證明：送外賣、站柜臺的經歷，到底經過怎樣的艱苦奮斗，才能在當前的產業結構中，有多大概率轉化為未來高薪技能？

請給數據，或者至少是案例分析，構建因果鏈條。

如果給不出確定性的因果鏈條，這個論點就是毫無根據的空中樓閣，或者說的直白一點，用語言在耍流氓。

所以你可以看到，鄭強教授的這番發言，其實是違反了形式邏輯三鐵律的每一條，外加也違反了第四律的。

違反了萊布尼茨的第四律，就已經說明他的這套理論已經不是（近代）科學了，

而前三大鐵律也都違反掉，也就是說他連亞里士多德意義上的邏輯也不講。

但是如果你批評鄭教授這些話一點不講邏輯，我估計肯定有人要跟你抬杠，因為有人會說，鄭教授講的這一套，是“辯證邏輯”。

“辯證邏輯”，或曰辯證法，其實是一套起源于前亞里士多德時代的思維方式，亞里士多德的師祖蘇格拉底想當年在雅典廣場上拉著年輕人辯論，雅典人發現怎么說都說不過這位爺，最后投票把他給處死了，原因就在于蘇格拉底會一套辯證法，怎么說都有理。

同時代的中國先秦，什么“白馬非馬”，以及更古老的印度的“沙門思潮”，其實也是各文明中樸素的“辯證法”思維使然。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也可以把各個文明各自發展的樸素辯證法哲學時代，稱之為“前形式邏輯”時代，那個時代的哲學，因為缺乏了形式邏輯的規范，其實怎么說都有理。所以那個時代，各文明都生產包羅萬象的宗教，而沒有科學。

我們這里先不談黑格爾改造后的辯證法（因為談了那個我忍不住就要談卡爾波普爾對黑格爾的反駁，徹底講完那一段你就會明白，其實黑格爾改造出來的那一套，也是垃圾……）。

先只說這些樸素的辯證法思維，這些辯證法不同于形式邏輯（或曰形而上學），它的很多規則（或者更準確的說：騙招）是剛好跟形式邏輯反著來的。

亞里士多德正是為了規范希臘人的思維方式，防止這些騙招，才提出了形式邏輯。所以辯證法的本質，是一種思維雜技、一套怎么說都能有理、方便有權者用話語權碾壓無權者的思維方式。

我覺得一定要說的話，鄭教授這番話中對“辯證法”的活學活用，用的很好的。

總結起來說，其實他只用了三步就把人繞進去了，讓最終得出的那個結論，明明你聽了覺得不對，還說不出個所以然。

第一步：偷換“就業”概念的內涵。

鄭強教授說：只要有一個人肯發你工資，讓你去出賣勞動力（不論是去遠郊、下基層還是送外賣），這就叫“就業”。但現代社會大學生的“就業”，其內涵就是包含基本勞動保障（五險一金）、尊嚴與合理的知識技能匹配的。他把“生存底層勞作”和“現代體面就業”混為一談，借此得出“就業不難”的假象。

第二步：利用辯證邏輯，將“合理訴求”污名化為“追求享受”。

你想找一個朝九晚五、有雙休、交社保、不嚴重加班的工作？你就是想“享受”！但遵守《勞動法》的法定權益不是“享受”，而是合法權益與勞動者的基本防線。他把“底線訴求”拔高成“奢侈欲望”，從而在道德上占據了“教導年輕人要吃苦”的制高點。

第三步：建立不可證偽的循環論證，

鄭強教授的萬能理論是：你沒工作，是因為你太挑剔；可若你聽話去干了苦力，卻沒逆襲成功，那就是因為你還不夠努力、不夠堅持。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但一個年輕人無論怎么實踐，獲得一個什么結果，他都無法完成對鄭教授這套邏輯的證偽。

所以你看這個結論是可以把所有人的所有境遇都裝進去的，它內部構成一個循環，不可證明、也不可證偽，鄭教授講的根本就不是一個符合形式邏輯的科學理論（科學理論一定是可用實踐證偽、不搞循環論證的），而是一個辯證法包裝起來的類宗教體系。

那么，為什么我們這么容易被這種“類宗教”的辯證法套路繞進去？接下來才是我最想談的本文重點。

因為長期以來，我們的教育太缺乏黑白分明、一是一二是二的形式邏輯訓練，反而彌漫著一種被庸俗化、降維化的“辯證法”。在很多人的潛意識里，形而上學和形式邏輯是僵化、落后的代名詞，而“萬物皆可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才是最高級的哲學智慧。但恰恰是這種思維上的畸形，給無數專家、老板、乃至社會上的各種“忽悠大師”留下了最完美的降維打擊、忽悠你沒商量的溫床。

形式邏輯是講原則的，違法就是違法，苦難就是苦難。但庸俗辯證法卻擅長和稀泥，無論面對多么荒謬、不公的現實，它都能用一句“要辯證地看，壞事也能變好事”來強行洗白。當年輕人遭遇低薪、無社保、無休止加班的境遇時，受這種思維毒害的人依然可以說：“即便如此，但你是不是也學到了東西？這是不是在磨煉你的意志？”

再者，辯證法總是強調“整體大于部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這本質上是用宏大敘事去否定個體的具體悲慘。它不鼓勵你去追問精確的崗位數據，不鼓勵你去厘清具體的權責邊界，而是用一種宏大到不容反駁的哲學正確，逼迫你吞下眼前的苦果，順從地接受命運的安排。

而當一種思維方式“正說反說都有理”時，它就徹底失去了解決現實問題的能力。

面對千萬大學生的就業大潮，一個像鄭教授這樣的專家，尤其還是理工科出身，肯定受過形式邏輯思維訓練的專家，本來老實的形式邏輯應該逼著他直面殘酷的數學題：崗位供需比是多少？勞動法落實率是多少？……

但鄭教授沒有討論這些，而是甩出了一些貌似充滿哲學智慧的廢話……我必須不客氣的說，這種思維方式不創造任何實際建樹、不通向任何解決方案、他只是在幫助有能者免責，卻把責任推給了那些最毫無退路的年輕人。

我想，當年在實驗室里研究高分子時，鄭教授哪怕算錯一個小數點，實驗都會無情地失敗，那時的他必須對形式邏輯保持絕對的敬畏。可今天，當他站在講臺上，面對千萬迷茫的年輕人時，他卻收起了科學家的老實，拿起了庸俗辯證法這把刷子，用貌似哲理的廢話把人繞進去，這才是最讓人感到悲哀的地方。

當然，更讓人悲哀的，是大多數人，明明覺得鄭教授說的不對，卻除了道德譴責，沒辦法用邏輯條分縷析的說明他到底錯在哪里。這是因為我們太缺乏形式邏輯的訓練，而平素就浸潤在庸俗化辯證法的各種PUA當中，久入鮑魚之肆，習慣了而已。

但我依然想說，鄭教授的邏輯錯誤，其實并不高明，借這個事情，我常識科普了一點邏輯常識。

希望更多的人，學好邏輯，少被忽悠。*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