漲租賣房！人民日報：買房如夜空摘星！

當年炒房客的錢多到什么程度呢，有的炒房客沒有駕照，又是走私的車輛，有交警來查車，就直接將車鑰匙丟給交警，這車不要了。

倒賣地皮或樓花，賺到的錢紛紛的進入了炒房客自己的口袋，而停留在圖紙上的房子，卻被高價抵押給銀行。

在中國傳統教育理念里面，守規矩是個美德，循規蹈矩，按部就班是中國人對晚輩最大的期許。

但是事實上，世界是由不守規矩的人創造出來的，1982年年底，東湖新村落成，廣州實屬不講武德，打著三來一補的名頭，引來港資給自己建立一個大型的住宅區。

3年前，這3.1萬平方米的土地，還是破舊不堪的舊村落，3年之后已經成為人人艷羨的居民樓。

廣州東山區以近乎白嫖的成本，得到了2萬多平方米的住宅，當然，700元每平方米的售價，也不是誰都能住得進去的。

大單位外輪公司、華僑公司、電力局、電信局、廣東保險公司紛紛下場買房，再作為福利房分給職工。

東湖新村的建成，無疑是一個完美的范例，唯一飄在廣州領導心里面的疑云，就是這三來一補的名頭，還能用多久，國家的土地這么用，將來會不會有一天被拉清單。

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廣州的疑慮還沒有想明白，深圳已經干了起來，在深圳看來，廣州這個白富美已經珠玉在前了，我深圳就是個跑腿的，那就更管不了這么多了。

1979年的3月，深圳由縣改為市，深圳特區建立，全國干部支援深圳，那是風起云涌。

但是來了總得有地方住吧，深圳房管局的頭上就多了一道任務，一年之內，按省科級以上干部的住房標準，建好2萬平方米、近300套的干部宿舍。

深圳當年的財政收入是3000萬出頭，300套宿舍的成本，根據當時深圳房管局的計算，大概需要200萬元。

但是深圳紀委大筆一揮，50萬就這么多，再多要一分也擠不出來，缺錢你自己想辦法，實際上這答應好的50萬，最后財政也沒能拿出來。

當時中央給深圳的方針是，錢我是沒有的，但是政策能給我就盡量給，既然廣州能用三來一補的名義讓外資來建房，那么深圳也能。

深圳房管局立馬照貓畫虎，搞了一個補償貿易，大致的模式是港商出錢，深圳出地合作建房，利潤雙方分成。

在得知深圳有意向合作建房之后，香港妙利集團的董事長劉天秀，就在別人觀望的情況下進入深圳投資。

據當時的房管局副局長駱錦鑫回憶，因為深圳交通不發達，當時劉天秀就騎著單車跑到房管局來聊投資。

當然，這個劉天秀早在一年前的1978年，就透著改革開放的門縫，跑到深圳來投資了，而且嘗到了甜頭，羅湖的皮鞋廠、竹園賓館等七八家公司都是劉天秀投資的，而且都賺到了錢。

劉天秀和深圳的房管局一拍即合，雙方立馬簽訂了補償貿易的合同，深圳負責找工程隊來施工，劉天秀呢，就負責在香港銷售。

劉天秀開出的價碼是利潤三七開，劉天秀三、深圳七，但是深圳也算了一筆賬，在香港只要有地，銀行就能給貸款，劉天秀投資的錢，其實是香港的銀行在出。

只要倒一手就能拿走三成的利潤，有點太多了，于是深圳提出，利潤呢，深圳拿走85%，劉天秀就拿15%吧，沒想到劉天秀還同意了。

這就是新中國的第一個純商品房小區的由來，為了減少風險，堵住悠悠之口，深圳還特意把小區的名字，和廣州的那個港資建房的小區名字，取得出奇的一致。

廣州的叫東湖新村，深圳的這個就叫東湖麗苑，言外之意就是你東湖新村建得，我東湖麗苑難道建不得。

事實確實如深圳所料，憑借合同，劉天秀就從銀行搞到了建房的啟動資金，而后房子還在圖紙上的時候，劉天秀就在香港開始賣起了樓花。

均價2730元每平方米，還不到香港樓價的一半，而且為了促銷，深圳還同意一次性付款打九五折，同時允許購房入戶，每家大約配備三個戶口的名額。

因為便宜，在香港這批房子據稱有5000多人排隊搶購，最后只好抽簽訂房，一次性售罄，可以說這次合作雙方都賺得盆滿缽滿。

深圳掰了手指算了一下，好家伙，這一下就賺到了500萬，給干部們建宿舍的錢不僅搞齊了，而且還留了不少的利潤。

另外說一句，這個樓盤很多香港人是只買不住用來投資，可以說中國最早的房產投資客也在此刻誕生了。

但是比起掙了500萬，給深圳震撼更大的是劉天秀的資金操作，在當時深圳干部的腦子里面，利潤是什么，利潤應該是房子建完了交付了，剩下得到的錢才是利潤。

但是劉天秀一拿到賣樓花的錢，除了預留少量的錢給工程項目打款之外，剩下的立馬就被騰挪起來，劉天秀拿著這筆錢進口了各種臺灣電器，倒騰到深圳來賣，又是大賺特賺。

深圳干部第一次明白，為什么劉天秀愿意只拿15%的利潤，因為光是這么一大筆錢，拿來倒騰進口產品，賺的就不是一個小數目，原來錢還可以這么玩兒。

資本主義著實給深圳的干部好好的上了一課，當然在未來，國內的開發商將會把資金玩的比這個港資老師傅更溜，我們先按下不表。

雖然在當時有人大談，東湖麗苑項目是給資本家建的安樂窩，是租界，是賣國，但是行政上呢，無論是廣東省還是中央，都是觀望的態度未置可否。

記住，對于出格的事情，如果不反對，那就是變相的鼓勵，由此當時上層的態度是可以被揣摩出來的，這也給深圳繼續往前闖提供了膽量。

根據深圳和劉天秀的合作合同，拿到利潤得等到小區建設完畢，周期長，而且沒辦法給當下的建設提供額外的資金。

怎么才能像劉天秀一樣，提前就能吃到利潤呢，1980年年底，深圳想明白了，不合資、給外商獨資，利潤我也不來分了，但是我得先收錢。

既然國家不讓收地租，那我就收土地使用費，這樣不僅我能提前把利潤給吃掉，那后面建房是賺是虧，開發商是不是把賣樓花的錢拿出去倒騰，我都不用來承擔風險。

說干就干，第一個收了土地使用費的小區是羅湖小區，根據當時的記錄，土地使用費5000塊錢一個平方，合同簽訂后先交50%，其他的在開發商賣樓花的時候全部交齊。

另外商住區二樓以下當商場，上面做住宅，這個商場歸深圳，住宅歸港商，港商把住宅拿到香港去賣，賺了虧了都是港商的。

就這一把，深圳收了香港三家開發商20年的土地使用費，一共1億5000萬，后來按照這個方法，羅湖又出讓了四塊土地，收了五個億的土地使用費回來。

而這也成了建設羅湖的原始資金，來，還記得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說，深圳當時一年的財政收入是多少錢嗎，對，3000萬，光羅湖的這五塊地，就夠當時的深圳干16年。

而借助土地使用費，第二年深圳的財政收入開始指數級的增長，根據深圳財政局的統計，深圳1980年的財政收入是3000萬，1981年就直接跳漲到8000萬。

1983年呢，就是1.5個億，1984年接近三個億，拿著金飯碗討飯的深圳開始點土成金。

當然，有金錢的地方，就有對權力的圍獵，概莫能外，從1980年，深圳開了收土地使用費的先河之后，立馬各方的利益團體都來了。

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土地是可以無償劃撥、無償使用的，有的領導來打招呼了，有的領導來遞條子了，有的領導的子女也來摻和一腳。

今天無償劃撥出去的土地，明天一扭頭就被人轉讓出去牟利了，屢見不鮮，土地也慢慢的成為了腐敗的溫床。

直到1984年，深圳開始規定，所有的土地都必須有償使用，但是這個有償到底是怎么有償，這個價格到底誰來定，那又是博弈的空間了。

亂象呢，一直持續到1986年，當年12月份，一份名為《深圳市房地產改革赴港考察報告》，被送到深圳市領導的案頭。

這份報告全面介紹了香港的土拍制度，報告寫道，香港政府把全港的土地收歸政府，在全面規劃和初步開發的基礎上，采取高地價政策，通過政策和公開拍賣的形式，為香港政府獲取了巨額的收入。

香港政府通過供應和拍賣經過規劃的土地，有效地控制了整個城市的建設，控制了基建的規模，刺激并帶動了金融、股市和香港整體的經濟發展。

那深圳的土地能不能也拿來拍賣呢，如果拿來拍賣，第一能夠試探市場能夠承受的價格，第二也能稍微堵住腐敗的口子，由此，土拍的這個想法便開始醞釀。

而在這一年的早些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管理法》也頒布了，明確國有土地和集體土地使用權，是可以依法轉讓的。

國家土地管理局也在當年正式成立，成立之后的土地管理局，向國務院提出了土地出讓的試點，而深圳仍是首批的試點城市。

這也意味著，深圳之前稍顯灰色的土地使用費，馬上就要轉正了，1987年12月份，全國市長會議在深圳召開，天時、地利、人和。

借著有中央的領導和各兄弟城市都在深圳的東風，深圳市委、市政府決定舉行一次土地使用權的拍賣，并邀請17個城市的市長和中央機關參加。

1987年12月1號，一塊8000多平方的住宅用地，50年的使用權在深圳正式上架，競拍底價200萬，44家企業競標，其中九家是外資。

最后，深圳房地產有限公司，以525萬元的總價成交，超出底價300多萬，平均地價為611元每平方米，這次拍賣也被稱為中國第一拍。

既然土地拍賣都拍了，那再禁止土地轉讓就不合適了，四個月之后，1988年的4月12號，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修改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有關條款。

將原來憲法中禁止出租土地的條款刪去，并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明面上的土地禁錮至此放開了。

而立馬接力深圳的是魔都上海，1988年8月8號，虹橋經濟開發區26號地塊，通過國際招標，以2805萬美元的中標價，成功轉讓50年使用權，在海內外引起了劇烈的反響。

而由于上海在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土地批租不僅在法律層面上，更在人心層面上變得合法合規。

而80年代之后，在未來的三四十年里面，土地也將逐步成為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但是土地能賣并不代表，能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