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個被叫停的AI外資收購案，為什么是Manus

2026年4月27日下午，國家發改委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工作機制辦公室的網站上掛出一份公告：Meta收購Manus母公司蝴蝶效應的交易被禁止，要求“撤銷交易”。

Manus官網首頁至今仍寫著一行字——“Manus現已成為Meta的一部分”。這句曾經用來炫耀身份的金字招牌，此刻讀起來像一個冷笑話。

八個月前，這家公司還頭頂“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體”的光環；四個月前，扎克伯格親手奉上超過20億美元的對價；而現在，這筆號稱Meta史上第三大并購案的交易，變成了一張法律意義上的廢紙。

創始人肖弘今年才三十出頭，圈內人叫他“小紅”。從武漢光谷一間免租辦公室里啃東北菜的日子，到硅谷最熱門的風投排隊敲門，再到今天收購被叫停——這四個月的經歷，大概夠他后半輩子慢慢消化。

肖弘是華中科技大學出來的，公司總部就設在光谷，離母校只隔一條馬路。

2015年畢業那年，他創辦了“夜鶯科技”，做微信生態里的效率工具，壹伴助手、微伴助手，后來都賣了。2022年，他在北京注冊了蝴蝶效應公司，核心產品叫Monica——一個瀏覽器上的AI插件，主打海外用戶。那時候國內大模型創業正熱，百度文心一言、阿里通義千問你方唱罷我登場，Monica這種“套殼”產品根本沒人多看一眼。

“套殼”是個帶點嘲諷的詞。Manus從不掩飾自己的技術底色——它不是自研大模型，而是混合調度Gemini、ChatGPT、Claude、Qwen等各家主流模型。有人質疑，肖弘回得很干脆：“殼有殼的用處。”

這話后來成了某種預言。

2025年3月6日，Manus在X上正式發布，貼的標簽是“全球首款通用AI智能體”。演示視頻20小時觀看破20萬次，邀請碼在二手平臺被炒到5萬、10萬，候補名單到3月底突破了260萬人。武漢方面給它免租辦公室、專項資金、財政貼息，還認證了個“翹楚”。有國資投資人士事后回憶：“做AI應用在武漢挺吃驚，一般很少看這類公司。”

錢也來了。

2023年真格基金種子輪，估值約1400萬美元；2024年11月A輪，紅杉中國、騰訊入局，估值漲到8500萬美元。王慧文也出現在了股東名單里。肖弘開始頻繁出現在媒體上，會提及自己在西湖邊讀《長日將盡》的細節——模仿貝索斯——也會回憶大學時代賺的錢“足夠天天請同學吃東北菜”。

他有一句很出圈的話：“今天的中國創業者就應該更激進地全球化。”另一句更野心勃勃：“如果我們希望Manus長期存在，只有一個可能性——成為世界級的公司。”

那時候的肖弘大概覺得，一切都在按他的想法走。

轉折來得比任何人都快。

天眼查融資信息顯示，2025年4月，硅谷頂級風投Benchmark領投7500萬美元B輪，Manus估值逼近5億美元。Benchmark是誰？投過Uber、Twitter、Snapchat的那家。這筆錢的分量，遠不只是數字本身。

但Benchmark的錢附帶了一個幾乎所有媒體都忽略了的腳注：它讓Manus落入了美國政府新設的一項審查機制——Reverse CFIUS，也就是“反向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正式名稱是美國對外投資安全計劃。2025年1月才剛剛生效，瞄準的就是美國資本投資中國敏感技術領域可能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換句話說，美國人在建一堵墻，不讓自己的錢流向他們認為危險的中國技術。

審查像一道閘門轟然落下。多家美國風投因為擔心卷入監管審查，直接退出了后續融資談判。更麻煩的是，Manus的產品邏輯高度依賴閉源SOTA模型——Gemini、ChatGPT、Claude，全是美國公司的核心資產。拒絕美國資本，在某種意義上等于產品自殺；接受美國資本，又意味著把自己送進另一套監管視野。這個兩難沒有正確答案，只有更少的錯。

一位Manus前員工后來在X上發文，語氣里還能感受到當時的窒息感：“那次問詢幾乎把Manus逼上絕路。”

去年五月，三位聯合創始人飛往新加坡。去年六月，官宣總部遷至新加坡，運營主體變更為Butterfly Effect Pte. Ltd.，同步在舊金山和東京設辦公室。國內120人的團隊，裁到只剩約40人遷往新加坡，80人被裁掉。中文社交媒體清空得像是從來不曾存在過，官網屏蔽中國IP，輸入國內地址只會看到一片空白。

與阿里Qwen的戰略合作，自然也不了了之。那份合作曾經被視為Manus“國產化”的重要背書——畢竟它高度依賴外部模型，與國內大模型廠商綁定是一步好棋。但現在，這張牌已經沒有意義了。

這在創投圈里有了一個不好聽的名字：“Singapore washing”，新加坡洗澡。說穿了，就是把在中國積累的核心產品、團隊、工程能力，裹上一層海外注冊地的包裝紙，然后再賣給美國巨頭完成資本套現。

那位前員工的評價更尖銳：“Manus形成了非常壞的示范作用，一大批公司蜂擁跑去新加坡注冊公司。”

2025年12月中旬，Meta的人找上門來。

扎克伯格親自操盤，談判只用了十余天就閃電敲定。這筆交易的對價超過20億美元，僅次于Meta歷史上190億美元收購WhatsApp和對Scale AI的投資，是公司史上第三大并購案。

據說扎克伯格和Meta多位高管都是Manus的長期用戶。肖弘將出任Meta副總裁。交易結構上，雙方設計了一種硅谷近年流行的“人才收購”變體。不買業務，不買斷知識產權，也不消滅被收購公司的法律主體。媒體后來給這種打法起了個名字叫“三不”。Meta發言人Andy Stone明確表態：交易完成后，Manus將不再有任何中國所有權利益。

看起來挑不出毛病。但就像一位律師后來分析的，“實質重于形式”——你穿什么馬甲不重要，你身體里流的是什么血才重要。

2025年12月30日，Meta官宣收購。八天后，2026年1月8日，中國商務部表態，啟動評估調查。3月，國家發改委約談雙方高管。4月27日，外商投資安全審查工作機制辦公室正式發布禁令。

這是中國2021年實施《外商投資安全審查辦法》以來，首個被公開叫停的AI領域外資收購案。

那么，為什么是Manus？

這次叫停有多重？得回頭看歷史才量得出來。

2005年，美國私募巨頭凱雷集團擬收購徐工集團，從談判到破裂延綿數年。那場拉鋸戰直接催生了中國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雛形，2006年商務部等六部委聯合發布第10號令，算是給外資并購安上了第一道閘門。此后二十多年里，真正被公開叫停的交易屈指可數——制度有了，但很少真的按下核按鈕。

另一個常被提起的參照是聞泰科技收購安世半導體的案例，技術與控制權的博弈在半導體領域反復上演。而美國那邊，CFIUS要求字節跳動剝離TikTok的鬧劇至今仍在各種法律程序里打轉，更像是一場沒有終點的消耗戰。

但Manus案有所不同，而且不同在關鍵處。

凱雷-徐工案發生在制度創立初期，規則本身還在試探邊界；TikTok案是在美國主場打，中國更多是被動應對。Manus案是中國第一次在AI領域、在自己的制度框架內、對一家已經完成官宣交割的跨境交易，亮出“撤銷”二字。交易去年12月就落地了，四個月后禁令才最終發出——監管不趕時間，它在等一個足夠完整的證據鏈條，也在等一個足以震懾后來者的時機。

吳振華律師的評價一針見血：“換殼不等于換監管。”注冊地外遷不等于監管豁免，技術的研發地和實質歸屬不會因為你在新加坡注冊了家公司就自動改變。游云庭律師則從技術角度指出了另一個死結——知識的本質是一旦分享就無法抹除。撤銷交易后，錢可以退，人也可以不用，但Meta的工程師已經看過Manus的算法和技術架構了，怎么退？未來如果被核查出來繼續使用這些技術細節，算竊取。

這個邏輯鏈條冷酷而清晰：外商投資安全審查保護的不是單一技術或數據，而是關鍵領域控制權和國家整體能力安全。當一家在中國完成核心積累的公司，試圖通過注冊地變更、社交媒體清空、IP屏蔽等操作完成“去中國化”，監管可以穿透這一切法律外殼，直抵技術的真實歸屬。

Manus的故事其實是過去兩年AI Agent創業史的一個縮影。

科技評論員李相陽有過一段很狠的判斷：“Meta從來不是來成就Manus的，而是來消化它的。”他列了一串名單：Inflection被微軟挖空核心團隊、Character.AI被谷歌掏走技術骨干、Adept賣身亞馬遜后名存實亡——過去兩年AI Agent領域的巨頭收編史，幾乎就是一部獨立公司的消亡史。

Manus本來有望成為這個名單上最貴的一個名字。20億美元，超過絕大多數AI初創公司一輩子的估值天花板。而且別忘了，它的商業化數據其實相當亮眼——上線8個月年化收入突破1.25億美元，處理超過147萬億token，創建了超過8000萬臺虛擬計算機，它是從零做到年化收入破億最快的初創企業之一。

這些數字在任何路演PPT上都會讓投資人眼睛發亮。但在今天這個局面下，它們反而更像一種殘酷的反諷：你明明做得足夠好了，好到讓扎克伯格親自上門——但恰恰因為被認真對待，這筆交易才變成了廢紙。

肖弘和他那支從120人裁到40人的團隊，現在卡在一個極其尷尬的位置。往回走，國內的市場和信任已經被自己親手切斷——清空中文社交媒體、屏蔽中國IP、裁掉80%的國內員工，這些動作不是簡單的公關失誤，是燒橋。往前走，通往Meta的大門被一紙禁令焊死，而且焊得毫無商量的余地。

兩邊都回不去了。

更荒誕的是，Manus當初被嘲諷的“套殼”標簽，現在看起來恰恰成了它最值錢的資產。它不擁有大模型，卻擁有比大模型更接近用戶和商業化的Agent層。Kimi和DeepSeek在coding領域發力，豆包推出了專攻操作手機的Agent，OpenAI和Google也在把大模型能力向Agentic方向推進——巨頭圍獵、國產斗艷，AI Agent的戰場早已血流成河。Manus能在這樣的格局里脫穎而出，本來已經證明了它的獨特價值。

這個價值的核心，恰恰是那個被很多人忽視的控制層。基礎模型是“大腦”，Agent是“手腳”。

大腦再聰明，沒有手腳就只能在服務器里做數學題。Meta已經有了Llama，為什么還要花20億美元買一個“套殼”產品？因為扎克伯格需要的不是另一個模型，而是一個能把模型變成生產力、變成用戶黏性、變成商業模式的操作系統。這個邏輯，和當年微軟買GitHub、谷歌買DeepMind本質上是一樣的——買的不是代碼，是那個位置。

2026年春天回頭看，Manus至少重新標定了三條看不見的線。

最要緊的一條，是關于AI時代最敏感的資產到底是什么。很多人本能地想到模型參數、訓練數據、算力集群。但Manus案暗示，真正敏感的可能是那個能調度人、數據、工具和業務流程的控制層——Agent層。它不需要自己做大模型，卻比大模型更接近操控一切的樞紐。Meta要買的，表面上是肖弘和他的團隊，實際上是那套能調度147萬億token、操控8000萬臺虛擬計算機的整套本事。

另一條線，是那條被無數創業者惦記的”資本捷徑”。在中國完成產品驗證和技術積累，再換個海外殼，最后賣給美國巨頭——這條路以前走得通。至少在2025年之前，沒人覺得這是個結構性風險。Manus之后，這條路的定價被徹底重寫了。

還有一條線，關乎監管的耐心與射程。以前圈內有一種默契：動作夠快、注冊地換得夠遠、社交媒體清得夠干凈，就能在監管反應過來之前完成交割，生米煮成熟飯。Manus案證明這個假設是錯的。四個月的窗口期，對一場20億美元的交易來說不算長，但對國家安全的審查尺度來說足夠了。而且，飯煮熟了也可以要求你吐出來。

這背后還有一個更深層的變化。凱雷-徐工案的時代，審查主要盯著有形的工業資產——機床、廠房、市場份額。到了AI時代，資產早已無形化。模型參數可以存在云端，算法思想可以裝在工程師的腦子里，用戶數據可以瞬間同步到全球服務器。傳統的“禁售資產”邏輯在這種技術面前顯得笨拙。Manus案的處理方式——穿透法律外殼、追溯技術歸屬、撤銷已完成交易——是在測試一套新的監管語法。

中國信通院的許珊博士寫過分析報告，用學術話說，就是這類案例在資本和治理上把總部和實控權往外搬，技術研發上把值錢的技術活動往新加坡堆。我們把它翻成大白話：Manus不是第一個動這個心思的團隊，但它是第一個被公開斬于馬下的。這個“第一”的代價，就是那張20億美元的廢紙。

武漢的東北菜館還在營業，光谷那間免租辦公室大概已經換了新的掛牌公司。肖弘三十出頭，有過意氣風發的高光時刻，也有過喘不過氣來的窒息時刻。他的故事還沒有結局——也許永遠不會有一個干凈的結局。

Manus官網上的那句話仍然沒有撤下。“Manus現已成為Meta的一部分。”

這話其實不算瞎說。它確實差一點就成了Meta的一部分——而正是這點距離，讓所有在中國做AI、又想著海外套現的創業者，今天必須重新想。那條路還在地圖上。只是再走一趟，價碼已經不同了。

作者｜張謙

編輯｜胡展嘉

運營｜陳佳慧

出品｜零態LT（ID：LingTai_LT）

頭圖｜網絡公開用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