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神經外科之父
哈維·庫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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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邁克爾·布利斯 著 楊遠帆 邢妍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6-4
ISBN:9787108083043 定價:65.00元
【內容簡介】
這部傳記是首部全面講述美國醫學泰斗、腦外科歷史巨擘哈維·庫欣輝煌一生的作品。加拿大知名傳記作家、歷史學家邁克爾·布利斯通過珍貴檔案、日記及病歷,展現了庫欣波瀾壯闊的職業生涯與豐富人生。書中從庫欣視角回溯了美國外科手術崛起歷程。庫欣20世紀初研發的革命性技術,使精準開顱、切除腫瘤成為可能,成功率遠超以往,他與團隊共創治療兩千余例腫瘤的驚人紀錄。同時,他也是腦垂體研究權威及內分泌學先驅,還因撰寫醫學人文之父威廉·奧斯勒傳記榮獲普利策獎。這部傳記不僅是庫欣的權威記錄,更是一部醫學探索與挑戰的史詩,生動展現了他的非凡人生與卓越貢獻。
【作者簡介】
邁克爾·布利斯(Michael Bliss)
加拿大皇家學會會員,多倫多大學備受尊崇的教授。他撰寫了眾多在醫學史領域屢獲殊榮的書籍,其中包括《胰島素的發現》(The Discovery of Insulin)和《醫學人生:醫學人文之父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 A Life in Medicine)。作為加拿大最杰出的醫學史家之一,他榮獲了加拿大勛章以及加拿大皇家內科醫師及外科醫師學院的榮譽院士稱號。
譯者簡介
楊遠帆
醫生。畢業于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臨床醫學八年制,獲醫學博士學位(MD),師從北京協和醫院神經外科王任直教授。后赴美國杜克大學腦腫瘤中心深造,研究腦腫瘤免疫治療耐藥機制,師從美國腦腫瘤學者Darell Bigner教授,獲理學博士學位(PhD)。畢業后獲選入美國亞拉巴馬大學伯明翰分校神經外科培訓項目,繼續從事腦腫瘤方向的臨床與科研工作。
邢妍
現任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內科主治醫生、臨床副教授、博士生導師。畢業于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和美國凱斯西儲大學醫學院。曾在《磁共振雜志》(Journal of Magnetic Resonance)、《應用臨床醫學物理學雜志》(Journal of Applied Clinical Medical Physics)等學術期刊,以及美國內科醫師協會(American College of Physicians)、美國醫院醫學學會(Society of Hospital Medicine)等機構舉辦的學術大會上發表文章與綜述,著有The Fluorescent Protein Revolution(《熒光蛋白革命》)一書(合著)。
【目錄】
外科之父庫欣的醫學人生 郎景和
前言
開篇:將軍遇上外科醫生
第一章 西儲之光:克利夫蘭庫欣家族的崛起
第二章 耶魯歲月:塑造精英學子的非凡之路
第三章 哈佛深造:成為頂尖外科醫生的磨礪
第四章 成為醫生:美國外科界的璀璨新星
第五章 腦部探索:通向大腦的窗口
第六章 開啟密盒:神經外科的誕生
第七章 垂體之謎:深探腦下腺的奧秘
第八章 出現轉折:告別平靜的生活
第九章 為國出征:庫欣醫生上戰場
第十章 戰地醫生:在帕斯尚爾的歲月
第十一章 父子之情:比爾與哈維
第十二章 摯友師徒:約翰遜與鮑斯韋爾
第十三章 沖向終點:在布里格姆的最后時光
第十四章 回到耶魯:皇家教授的晚年時光
結語:庫欣的精神遺產
注釋與資料來源
致謝
譯后記
【選摘】
開篇:將軍遇上外科醫生
1898年,南美的古巴群島尚處于美國軍事占領之下。有一天,那位美國駐古巴總督、高大魁梧的倫納德·伍德將軍(Leonard Wood)在伏案辦公時猛然起身,一頭撞在了屋頂垂下的吊燈上。伍德將軍當即撞暈過去,幾分鐘后才清醒。他不自主地摸摸腦袋,發現頭頂出現了一個鼓包。除此之外,他沒有太在意這次小事故。
伍德將軍既是一位狂熱的體能訓練愛好者,又曾是一位訓練有素的醫生。因此他對自己的健康十分自信,偶有微恙也不甚在意。為了改善古巴原住民的健康狀況,他常年忘我工作。在他擔任古巴總督的任期內,通過大規模的滅蚊戰役,使古巴群島根除了曾經肆虐的黃熱病疫情。這被認為是美國管制帶給古巴的一份厚禮,而伍德總督在其中厥功至偉。而伍德將軍頭頂出現的包塊雖未增長,但始終沒有消失。
伍德將軍是美國前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志趣相投的親密戰友。伍德曾在領軍追擊印第安首領杰羅尼莫(Geronimo)的戰役里立下赫赫戰功,被授予國會榮譽獎章,之后又被羅斯福任命為駐古巴“莽騎兵”軍團的總司令。1901年,羅斯福就任美國總統后,任命伍德將軍為菲律賓軍政府的第一任總督。美西戰爭中,美國從老牌殖民國家西班牙手中奪取了菲律賓和古巴群島,美國人詼諧地稱之為“輝煌的小戰役”。戰后,伍德成為美國第一位真正意義上的殖民地總督。從此美國開始在世界舞臺上顯露鋒芒、爭奪霸權,伍德將軍也成了開疆拓土的重臣。
而在1901—1902年,伍德將軍赴菲律賓履新后不久,就發現自己的左腿活動不便,常常不聽使喚,走路時左腿也始終拖后。剛開始他努力讓自己不去在意,但隨后出現了左手麻木的新癥狀。為了努力讓左側肢體恢復運轉,他強迫自己練習用左手刮胡子和扣扳機。可情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多次出現了左腿抽搐的癥狀,后來左胳膊和左側胸肌也出現了癥狀。伍德感到自己可能出現了某種形式的癲癇,于是他隨身攜帶一小瓶氯仿。這是一種預防癲癇的鎮靜藥物,通常聞一下即可阻止發作,但有一兩次他甚至沒來得及采取措施就出現了暈厥。伍德本人極不情愿告病,而且政府恰處于鎮壓菲律賓原住民起義的繁忙關頭,但最終他還是被強制帶去就醫。醫生認為他的問題根源在大腦,可能和顱骨偏右側正在擴大的骨性包塊有關。
1905年,伍德不得不向波士頓著名的外科醫生亞瑟·卡伯特(Arthur T. Cabot)求助。卡伯特醫生擁有無可挑剔的行醫經歷與顯赫的社會地位,他對伍德先生的頭部實施了手術,通過在顱骨鉆孔,取下了凸起的腫塊。而這片顱骨底下,還帶著一個嵌滿砂礫樣顆粒(又稱為砂粒體)的腫瘤。卡伯特醫生小心翼翼,沒敢切開裹著大腦的一層硬腦膜。對于外科醫生而言,除非迫不得已,誰都不敢觸碰大腦,因為曾有前輩試圖闖入禁區后,病人就再也沒有活過來。
伍德將軍接受了卡伯特醫生的手術,但很遺憾,術后癥狀并沒有緩解。于是他又向倫敦著名的外科醫生維克多·霍斯利(Victor Horsley)求助。霍斯利是大英帝國的顱腦外科手術權威,然而他也未能確診伍德的疾病,也無從給出更多建議。無奈之下,卡伯特醫生建議伍德去巴爾的摩,到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找一位名叫哈維·庫欣的美國醫生,此人雖年輕但卻是大腦外科手術方面的專家。
1909年春天,庫欣醫生在診室仔細查驗了伍德將軍的病情。在他的建議下,伍德又接受了另外兩名美國醫學界權威醫師的會診,他們分別是塞拉斯·韋爾·米切爾(Silas Weir Mitchell)教授和威廉·奧斯勒(William Osler)教授。兩人曾被奉為美國醫學界具有傳奇色彩的元老和神父,庫欣則是兩位教授的門徒。
面對伍德的病情,幾位醫生百思不得其解。他們在診斷中遇到的最大難題,是缺乏有效的手段來看清伍德將軍的顱內發生了什么。那個時代最先進的影像技術是X射線,它僅能對骨質進行成像,而不能對機體的軟組織(例如大腦)顯影,因此無助于觀察顱內病情。根據伍德的癥狀和表現,醫生們推斷有某種位于硬腦膜之下的病變影響了大腦功能,而卡伯特的手術并未達到這一深度。顱內的病變也許是一個陳舊的囊腫,也可能是一團已分解的血凝塊,而后者有可能是在那次撞擊吊燈時產生的。反之,由于伍德將軍在病程中沒有出現過腦腫瘤相關的典型癥狀——頭痛、頭暈、視力受損等,醫生們推斷這個病變可能和卡伯特醫生摘除的腦腫瘤無關。
庫欣醫生也曾提出手術探查的可能,但是沒有勉強患者,因為即使憑借他專攻神經外科這些年來發展出的革命性技術,手術風險依然很大。事實上,他從來沒有見過類似的病例。而即使在更熟悉的情形中,也出現過一系列不好的結果,甚至有數位患者在試圖切除腫瘤的過程中死亡。說實話,他找到腫瘤并順利切除的成功率十分有限。由于伍德將軍精神狀況尚好,體能依然充沛,因此醫生們均謹慎地建議他采取保守治療策略。伍德將軍同意后,庫欣醫生也松了口氣。那個夏天,作為醫生的他曾灰心喪氣地對妻子說:“幸好他的手術被推遲了,因為我最近碰過的病人都死了。”
1910年初,這位即將升任陸軍參謀長的美國高級將領,發現自己再也無法在障礙賽里跟上他的隊伍了,并且騎馬時常常處于快要跌下的危險境地。伍德將軍只好給庫欣發去電報,說不論有多大風險他都想要接受手術。于是他在2月4日被靜悄悄地收住到約翰斯·霍普金斯醫院。翌日,庫欣醫生運用全身麻醉,打開了他的頭顱。
他切開將軍的頭皮,在顱骨鉆孔并鋸開,最終得以在顱骨穹隆部打開一塊骨瓣來顯露硬腦膜。由于受到嚴重出血影響,這一過程極其艱難。庫欣按壓這塊硬腦膜,發現它異常地硬,于是認定那下面一定長了什么東西。他除去更多的顱骨,以嘗試評估病變的大小,然后切開了硬腦膜。他似乎瞥見里面長了什么東西,但面對持續涌出的鮮血,庫欣也焦頭爛額,只能狼狽地決定中止手術。他縫合硬腦膜,插入引流管以防止出血淤積,最后將顱骨部分復原,縫合頭皮。
伍德將軍挺過了麻醉和失血的考驗,恢復良好,于是四天后庫欣再次嘗試了手術。起初他只采用了局麻,因為他已經打開了通往大腦的切口,而大腦本身對痛覺很不敏感——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感覺。當他把硬腦膜翻折時,伍德將軍的大腦從開口處膨出,庫欣一眼便看見了腫瘤的邊緣。但是由于在大腦邊緣穿出的微小血管不斷出血,他不得不用一把接一把的止血鉗來嘗試控制出血,他意識到這個情形最好還是讓將軍全麻昏睡。“很顯然,接下來的情況將十分絕望,”庫欣在手術記錄中描寫道,“最好準備對患者進行全身麻醉,于是我們再次注射了氯仿。”
庫欣在過去8年的時間里已進行了數百例開顱手術,但成功切除腫瘤的例子大約僅有10次。當他仔細查看伍德腦部的腫物時,最初考慮可能是膠質瘤,再加上腦組織本身極度變形,嚴重破壞了這個器官,庫欣甚至考慮了放棄手術計劃,讓病人走完他悲慘的命運。但他同時意識到,即便不能切除腫物,他至少還能做一點基本的姑息治療,就像他常常為其他患者所做的那樣。這或許可以降低伍德將軍顱內的壓力,創造一些空間,以使腫瘤在要了將軍性命之前,可以再多生長幾個月或幾年。庫欣寫道:“帶著些許遲疑,我繼續了手術,心想如果去除硬膜,并將覆蓋在原發腫瘤上的骨島完整切除,或許能有機會將這個潛在的巨大腫瘤擠出些來,從而將延緩顱內高壓癥狀的出現。”
令人驚訝的是,隨著腫瘤組織本身膨脹并進入他的手術野,庫欣發現他可以沿著腫瘤的邊界逐步游離,先從一處開始,再到另外一處,緩慢而仔細地將腫瘤剔出,并與健康組織分離開來。最終,他成功將整塊腫瘤向上撬起,探及腫瘤最深處靠近伍德將軍大腦矢狀竇的部分,將腫瘤蒂連根切斷,再完整取出。而這個馬鈴薯形的腫瘤重約6.5盎司(約184克)。
然后,庫欣醫生開始耐心地從手術腔隙撤出,并沉著應對沿途的殘余出血。最終他成功控制了局面,把腫瘤切除后的空腔用生理鹽水填滿,放置引流管,關閉硬腦膜,最后放回骨瓣并縫合了頭皮。這臺手術一直持續了四個多小時,對那個時代的外科手術來說簡直長得不可思議。后來有坊間流傳說,亞瑟·卡伯特在觀摩這臺手術時,每隔一段時間就走出手術室,告訴家屬將軍與病魔奮勇戰斗到了最后,他表現得非常勇敢——而他當時講這些話時,用的都是過去式。
當伍德將軍恢復神智時,他的左側肢體完全癱軟,并出現了即將抽搐的樣子。好在這些癥狀很快緩解,而手術切口愈合良好,沒有出現感染或意外。最終萬幸的是,庫欣醫生切下的腫瘤沒有向大腦深部生長,經證實,這是一種罕見的緩慢進展型腦膜瘤(這是庫欣在大約12年之后命名的術語)。它在外觀上和之前卡伯特已經切除的外層腫瘤一樣,卻從大腦之間的包膜向內生長,并已經侵犯到鼻竇和骨腔,卻尚未穿透最內一層腦膜進入腦組織本身。腫瘤為良性,只有在庫欣未能完全切除的情況下才可能復發,即便那樣,在數年內也不會有問題。
術后當晚,哈維·庫欣和妻子在家,這時門鈴響了,哈維發現另一位美國陸軍的將軍,休·斯科特(Hugh Scott),站在門前臺階上。斯科特將軍說他已經在街上來回彷徨了一整天,極度焦慮和不安——他就是迫切想知道他的戰友和導師伍德將軍是否安好。庫欣醫生把將軍請進家,巧合的是,斯科特竟然在很多年前與著名表演家威廉·科迪(William F. Cody)同行的一次西部之旅中就與凱特·庫欣(Kate Cushing)認識了。斯科特將軍和他們暢談起了狂野的西部,從水牛比爾又聊到伍德將軍和腦外科手術,大家意猶未盡,直聊到快午夜才分別。
伍德將軍真是一位心急的病人,在術后才幾天就開始站立行走,很快就能自己系鞋帶,最終在第一次開顱手術1個月后順利出院。庫欣在記錄中寫道:“將軍帶著他一貫的充沛精力,迅速恢復到工作中,就像什么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唯一留下的是左腳行走還有點跛足,但絲毫不影響他繼續推動美國陸軍現代化的使命,這使得美軍為隨后在歐洲的重大戰爭做好了準備。
1911年,伍德將軍還邀請了哈維·庫欣和夫人凱特作為嘉賓觀看了陸軍和海軍的橄欖球賽。在美國,無論當時還是現在,能在一場盛大比賽中獲得一個好座位都是極高的禮遇。庫欣對這位美軍領袖十分欽佩,畢竟他和同僚們為國效力,也讓世界變得更好,尤其是將公共衛生事業帶到了相對落后的國家。
這場救了伍德將軍一命的手術,也是哈維·庫欣外科生涯中最為成功的手術之一。要知道在 1910 年,能夠打開伍德將軍頭顱而不讓他死在臺上的外科醫生也屈指可數。沒有人做這樣一臺手術的成功率能趕得上庫欣,因為沒有其他人能夠在顱內手術方面趕上他的才能和把握。在他對伍德將軍進行手術前的6年時間中,哈維·庫欣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展了一系列的專業技術,使他成為 20 世紀神經外科之父。
在伍德將軍的手術后不久,庫欣被任命為彼得·本特·布里格姆醫院(Peter Bent Brigham Hospital)的首席外科醫生,而這所新建的醫療機構乃是哈佛大學乃至波士頓的新標桿。他和家人從此搬到了波士頓生活,在這里工作直到退休。那時候,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腦外科醫師,在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查爾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貝比·魯斯和富蘭克林·德拉諾·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時代,最受尊敬的美國醫生。庫欣相當確定,亞瑟·卡伯特在觀摩伍德將軍這臺手術后大為吃驚,正是他力主邀請庫欣加入波士頓的醫學權威圈。“他可能從來沒見過這樣的手術,”庫欣回憶道,“我見得也不多。”
庫欣在波士頓行醫生涯中,共挑戰過兩千多例顱內腫瘤,病人也各種各樣,有富人有窮人,有黑人有白人,有男人有女人,絕大多數病人可沒有倫納德·伍德將軍那么有名。桃李不言,他帶出的一批弟子也逐漸在美國、加拿大和英國等西歐國家的醫療中心建立起神經外科病房。在他事業正盛時,也作為外科醫生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完成這次極其疲憊和絕望的軍旅生涯后,他也找到時間給自己的朋友和榜樣——威廉·奧斯勒爵士撰寫了一部兩卷長的傳記。這部書為他贏得了1926年的普利策獎,也成為這類題材的經典之作。庫欣的一言一行,不論在手術室、門診、期刊、專著還是講壇上,都深深影響了開創美國現代醫學的一代人,他用手術刀和鋼筆推動了神經外科專業在全世界的演變。那些贊美之詞——一位偉大的開創者、巨人、英雄和傳奇——用來形容庫欣的確很恰當。
庫欣和伍德將軍都是杰出的美國人物,可以說他們的工作都幫助改變了當今的世界。從長遠看來,庫欣的影響甚至比伍德還要大——或許同樣充滿戲劇性,但少了很多爭議(伍德本人既因為抗命受過懲處,也積極競選過總統,并且被他的門徒麥克阿瑟將軍視為楷模)。似乎在庫欣和伍德將軍那個年代,美國各行各業的領袖,包括羅斯福家族,都有著許多共同點:雄心壯志;無限的內驅力;恪守職業道德;熱衷于自我提升和嚴苛要求;又帶著一點美國式的驕傲和沙文主義;對生活極大地熱愛。
外科成就的背后,他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價——不僅是庫欣本人,還有夫人凱特·庫欣,甚至還有他們的女兒,貝齊(Betsey)、瑪麗(Mary)和芭芭拉(Barbara)——盡管關注過著名的庫欣三姐妹在20世紀40和50年代顯赫的職業生涯的人,都會發現她們所關注和享受的,只是對權力、地位和財富的最大化。倫納德·伍德將軍的矢狀竇旁腦膜瘤也最終致命。盡管庫欣突破性的手術給伍德換來了許多年的健康工作,使他繼續活躍在軍事和政治生涯,但腫瘤依然復發了。1927年,當庫欣再次為伍德將軍做手術時,他已是波士頓著名的外科醫生了,是那種每天都在創造醫療奇跡的人物。盡管這時他已對自己的醫術很自信,但這一次,仍因庫欣的一個失誤,斷送了伍德將軍的性命。
要想知道哈維·庫欣,一位克利夫蘭醫生的兒子,是怎樣成為美國歷史變革中一系列史詩般醫療事件的締造者,敬請閱讀本書正文各個章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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