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日本：戰犯如何逐步把持政府并放松軍國主義

《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期待每一個共鳴的你，關注、評論，為學、交友！

東京審判和舊金山條約簽字后，隨著日本同亞洲個別國家、地區的“單獨媾和”，日本政界的領導人幾乎毫無例外地認為，戰爭處理已經結束，從此不必在戰爭責任問題上再費周章。

于是，從這個時期開始，隨著時間的推移，日本的戰爭責任問題不僅越來越淡化，而且時常出現反復和逆流，戰前舊皇國主義的貨色也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復辟和回潮，這一切都成為日本取諒亞洲人民、重新融于亞洲社會的最大障礙。

在舊金山條約第11款中，規定了日本接受東京審判及其他國際審判法庭審判結果的內容，按著這一條款的規定，日本政府理應承擔對已判決戰犯的刑期執行責任。當舊金山條約正式生效后不久，日本就掀起了一個所謂要求釋放戰犯的“國民運動”——而且，這一運動是在右翼團體和右派政治家的直接參與和組織下展開的。

1953年11月11日，右翼團體在東京國技館召開“貫徹救出羈留同胞、全部釋放巢鴨戰犯國民大會”，出席人員達13000人，并征集到3000余萬人簽名，聯名向國會施加壓力，呼吁立即釋放一切在押的戰爭罪犯。

毋庸置疑，這種“國民運動”是日本政界慫恿和影響的結果。早在1952年6月9日，國會的參議院就把釋放戰犯問題提上了議程，除共產黨議員反對外，其他各政黨、派別都贊同釋放戰犯。6月12日，眾議院也正式討論了自由黨(現今自民黨的前身)總務會長、議員益谷秀次關于區別對待BC級戰犯的提案。12月9日，眾議院作出“關于BC級戰犯”的決議，決定要采取“迅速而適當的措施”解決BC級戰犯的在押問題。

1953年8月3日，眾議院又作出更強硬的決議，聲稱:

還有議員在演說中稱:

為了早日釋放戰犯，日本政界的領導人不僅運動國會，也展開了運動同盟各國的切實步驟。1953年10月到12月期間，中央更生保護審查會委員長土田豐開始走訪歐美各國，游說各方同意釋放戰犯。

1954年9月15日，接任該委員會委員長的白根拜訪了澳大利亞駐日大使，以“戰犯家屬處于生活悲慘狀態”為由，請澳方通融云云。由于戰爭剛剛結束不久，日本軍隊的侵略和殘暴行為還深深留在各國人民的心中，所以，日方的請求沒有得到積極的回應。

盡管如此，日本政界還是從1955年開始，以患病年邁為由著手釋放戰犯，到1958年4月，除在獄中死亡的小磯國造(陸軍大將、戰時首相)、東鄉茂德(曾任東條英機、鈴木貫太郎內閣的外相)、白鳥敏夫(曾任駐意大利大使)等三人外，其余在押的戰犯全部釋放，他們是：

這些人連同東京審判前后被盟總釋放的岸信介、笹川良一、兒玉譽士夫等幾十名A級戰犯嫌疑者大多加入到保守政黨的行列，搖身一變又成為日本政界或其他各界的顯赫人物。

除戰犯外，因為戰爭責任而被盟總明令解除公職的原日本政界人物、舊軍人、司法警察人員也重新登上政治舞臺。

美國占領初期，曾頒發了對部分戰爭責任者予以“公職追放”(即開除公職)的命令。按著盟總的命令，前后計有21萬人被解除了公職，其中職業軍人占80%之多，官僚、實業家各占0.9%，另有一批戰爭時參與“總力戰”的“大政翼贊會”成員和反動右翼團體的頭目。

但是，隨著冷戰局勢的加劇，美國占領軍出于反共的需要，于1951年宣布取消“公職追放令”，結果，被解除公職的人員紛紛重返政壇或各要害部門，到1951年末，計有201507人恢復了公職。這之中，有曾在戰時政府各機關、部門任各種職務的官方人員兩萬余人，比較著名的人物有鳩山一郎、河野一郎、石橋湛山、三木武夫、三木武吉、松村謙三、大麻唯男、安堂正純、大久保留次郎等人，這些人后來都在日本政府擔任過重要甚至首相的職務。

另外，在恢復公職的人員中，還有原代議士(即議員)95人，占議員總數的20%，另有329人作為候選人參與議員競選，結果有139人當選，占議員總數的30%。換句話說，不包括未被開除公職的議員，在戰后初期的日本國會議員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員曾是舊政權的衛道士。

此外，一大批恢復公職的舊軍官、警察官、司法人士等也進入自衛隊、警察或司法機關重操舊業。特別是一部分原731細菌部隊的要員根本沒有受到任何觸動，就鉆進日本政府機構以及官辦的醫療衛生、保健、防疫醫學研究、醫學教育、綠十字協會等機關，繼續擔當著重要職務。

1952年5月2日，日本政府在東京新宿御苑召開戰后首次“全國戰歿者追悼式”，首相吉田茂在追悼式上致辭說:

從吉田茂這段短短的致辭中，我們可以透視出當時日本政府領導人的戰爭責任意識:

直到1994年8月15日，社會黨總裁村山富市組閣，才把亞太國家、地區的戰歿者包括在被追悼的對象之列，表示:

最高法院院長田中耕太郎在致辭中稱，戰歿者是:

參議院議長佐藤尚武也美化戰歿者是:

吉田內閣的領導人對戰歿者的評價成為后來各界內閣效仿的“模式”，直接影響到日本官方和社會各界的戰爭責任認識，直到今天，這種認識觀仍有廣泛的市場。

吉田等人在這里繼續使用戰爭期間蔑視中國的稱謂，反映了他們仇華反共和輕蔑亞洲的心理。

直到中日恢復邦交前，日本當局的領導人幾乎一直把蔑視中國的稱謂掛在嘴上。

舊皇國史觀沉渣泛起的另一個重要標志是：日本內閣成員集體參拜靖國神社。1945年12月15日，盟總鑒于靖國神社在侵略戰爭中的作用和其軍國主義的性質，頒布了“神道指令”，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原則，明令日本政府(國家)必須同靖國神社斷絕“特殊關系”:

但是，戰后日本內閣的成員從來沒有頓住邁向靖國神社的腳步。東久邇組閣的當年(1945)，就參拜了靖國神社。接任的幣原喜重郎在任期間參拜了兩次。吉田茂在任期間參拜了5次。岸信介參拜了兩次。

第一位在8月15日這天參拜靖國神社的首相是三木武夫，于1975年8月15日以“私人”名義參拜了靖國神社；福田糾夫是第一位聲稱以“私人”名義，卻在參拜簿上明確記入“內閣總理大臣福田糾夫”字樣而前往參拜的首相(1978年)；中曾根康弘則是戰后既在8月15日這天，又公然以“總理大臣”名義“公式參拜”靖國神社的第一人(1985年8月15日)。

昭和天皇也不甘“寂寞”，從戰后到1976年先后8次邁進靖國神社，分別是1945年11月20日，1952年10月16日，1954年10月19日，1957年4月23日，1959年4月8日，1965年10月19日，1969年10月20日，1975年11月21日。

1978年10月17日，有關當局偷偷將東條英機等7名被處決的戰犯，連同在獄中死亡的梅津美治郎等5人、未審判時死亡的松岡洋右等兩人，總計14名戰犯秘密移到靖國神社內供奉。

所以，從1950年開始，朝野各界要求恢復日本戰爭期間“靖國神社國家護持”的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而內閣和國會成員則首當其沖，站在最前沿。

1950年3月23日，一部分國會議員組成了“戰死戰災死遺族議員聯盟”，參加議員51人。1951年2月14日，參議院部分議員又單獨成立了“參議院遺族議員聯盟”。

1952年11月27日，眾議院也成立了“眾議院遺族議員聯盟”。這些議員組織同民間的“日本遺族厚生聯盟”(即后來的“日本遺族會”)一唱一和，掀起了“靖國神社國家護持”運動，提出一紙“靖國神社國家護持法案”，向政府和國會施加壓力，要求國會予以通過。但在社會各界的強烈反對下，這一法案連續5次被國會否決，成為“廢案”。

戰爭期間，為了給侵略戰爭的炮灰鼓勁打氣，日本政府對死傷軍人及其遺族給予遠遠超過普通市民因戰爭死傷的“恩給”、“援護”、“補助”等待遇。1945年11月，盟總認為“恩給”制度是:

所以，盟總于1946年2月下發了《關于“恩給”法特例的件》，規定除重傷病者給予一定的補貼外，廢除一切軍人“恩給”制度。就在舊金山條約剛剛簽字后的1951年10月，日本政府的閣議就通過了《關于處理戰傷病者與戰沒者遺族以及設立協議會的件》，正式地將恢復戰爭時期的軍人“恩給”制度擺上了日程，并在1952年的國家預算中列入了戰死者遺族和戰傷者的“年金”(類似退休金)預算。

1952年3月，國會通過了《戰歿者遺族及戰傷者援護法》，這以后，日本政府又相繼恢復或制定了《軍人恩給法》(1953年8月恢復)，《未歸還者留守家族等援護法》(1953年8月)，《關于舊軍人等遺族恩給特例的法律》(1956年12月)，《歸還者給付金支付法》(1957年5月)，《未歸還者特別措施法》(1959年3月)等。進入60年代后，又相繼頒發了《對戰歿者妻子特別給付金支付法》(1963年3月)，《戰傷病者特別援護法》(1963年8月)，《對戰歿者遺族特別吊慰金支付法》(1965年6月)，《對戰傷病者妻子特別給付金支付法》(1966年7月)，《對戰歿者父母特別給付金支付法》(1967年6月)以及《關于歸還者特別交付金支付法》(1968年8月)等十幾項援護法令。

從本質上言，上述各項援護法律是戰后日本政府維護舊體制法典的具體體現。

日本政府統計的300萬陣亡者中，不包括在海外或日本內地因戰爭而死傷的普通民眾，所以，這些死傷者及其遺族就得不到國家的補償或援護。如在沖繩戰中死亡的9萬多民眾中，除一部分參加了戰斗或從事后援的人員外，有38754人因不符合各援護法規定的范疇而沒有得到任何補償。東京遭受空襲時死傷的數十萬普通民眾也不在補償之內。

在戰爭期間，因為軍事力的不足，日本當局曾征用了449524名臺灣和朝鮮出身的青年填充日本軍隊，其中臺灣出身的“帝國軍人”207183人，其中戰死者30306人；朝鮮出身者242341人，戰死22182人。另外，在被征用的人員中，還有一部分在戰爭期間為虎作倀、在戰后被定為BC級戰犯受到處罰的人員。

可是，日本政府在頒布各項援護法時，明確規定有“國籍條款”，即戰后持有“日本國籍”之人才能作為補助對象。這樣，就把臺灣和朝鮮出身的戰死傷者及其遺族排除在外，拒絕依據上述法令予以援護。事實上，在戰爭期間，盡管日本官方對殖民地人民抱有歧視，但在法律效應上，臺灣、朝鮮出身的人都被視為“大日本帝國的臣”，他們負有不可推卸的服兵役義務，他們的死傷同日本軍人沒有什么區別。

日本政府卻以“國籍”為由拒絕支付補助金，其不公平性和歧視殖民地人民的心理顯而易見。

更無理的是，日本政府在戰爭期間先后強擄了70余萬朝鮮人和5萬以上的中國人到日本各艱苦地區從事繁重的苦役，這些人受盡折磨，九死一生，還有相當數量之人把尸骨丟在日本列島。他們及其遺族在戰后沒有得到日本政府的任何補償。相反，那些在戰爭期間奴役中朝勞工的日本企業，卻在戰后以各種“損失”為由得到日本政府的補償。有資料證實，僅日本的土木建筑業就獲得了4600萬日元的政府補償。

即使同樣的日本軍人，根據戰爭時期的不同級別，得到的待遇也不同，而且，被處決的戰犯遺屬也在“恩給”之列。

A級戰犯東條英機等人的遺族每年至少可以獲得300萬日元以上的補助金，而普通士兵如揭露南京大屠殺罪行的東史朗不過年獲72萬日元的補貼，其差距之大顯而易見。再看日本政府對外賠償的數額，其差距更是令人咂舌。

據統計，戰后以來日本政府計向國內的“援護對象”發放補助金達40兆億日元之多，而日本政府在戰后對被侵略和蹂躪國家的賠償總數(包括無償經濟援助)不過1兆億日元。這樣懸殊的數字正說明了日本當局戰爭責任意識的淡漠和“內外有別”、“官民有別”的價值取向。

如果有其他關于歷史領域的話題或觀點可以【關注】我私聊，也可以在下方評論區留言，第一時間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