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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天傍晚,一艘漂在大西洋上的小木筏甲板上,十個曬得黝黑的男女正一臉陰沉地傳看一張新發(fā)下來的問卷。題目只有一道——"如果船上必須有人去死,你希望那個人是誰?"
答卷收齊,票數(shù)最高的并不是同舟九十多天的任何一位船員,而是漂在身后小艇上、用望遠鏡觀察他們的那位白發(fā)學者,問卷的發(fā)起人本人。這個戲劇性場面,被一臺16毫米攝影機原原本本地拍了下來,半個多世紀后,又通過一部紀錄片重新擺到全球觀眾的眼前。
這場被媒體冠以"性筏"之名的航行,2018年被瑞典導演馬庫斯·林丁拍成了紀錄片《木筏》,剛剛過去的2025年又被多檔歐美播客重新翻出來反復(fù)討論,熱度未減。
它的全稱叫"阿卡利遠征"。船上一共十一人,五男六女,1973年5月12日從西班牙拉斯帕爾馬斯起航,在大西洋漂流101天,中途僅在巴巴多斯短暫停靠,最終抵達墨西哥科蘇梅爾。
十一人當中,有十位是經(jīng)過層層篩選的志愿者,剩下那一位,就是后來被全員投票"票選去死"的發(fā)起人。
這艘船被刻意造成了"人間煉獄"的樣子。12米長、7米寬,沒有發(fā)動機,全靠風和洋流推著走。船艙低矮,幾個人擠在一張通鋪上睡覺,連廁所都是懸空在浪面上的一個洞,毫無遮擋。
船上禁止攜帶書籍報刊,沒有任何能消磨時間的娛樂,卻備足了酒。規(guī)則更是反常識:所有人只準穿泳裝,每周必須填寫一份私人情感問卷,男女睡覺位置必須交錯相鄰,關(guān)鍵崗位由女性擔任,男性服從指揮。
挑人的過程同樣耐人尋味。十一名船員是從世界各地精挑細選出來的,宗教、性別、國籍故意拉到最大反差,目的就是讓沖突在船上最大化。船員中有安哥拉的天主教神父貝爾納多、日本攝影師悅子、烏拉圭人類學家何塞-瑪利亞等人,他們之前彼此完全陌生。
瑞典籍的瑪利亞·比約恩斯塔姆是當時世界上首位遠洋女船長;負責醫(yī)務(wù)的是一位以色列籍女醫(yī)生;還有一位為了逃離家暴丈夫才報名的美國姑娘瑪麗·吉德利。男性這邊則被刻意安排了廚師、攝影師、水手等"輔助"崗位。這種性別角色對調(diào),在七十年代初是相當激進的設(shè)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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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起者打的算盤并不復(fù)雜。1972年11月,他乘坐的飛機被劫持飛到古巴,事后他觀察到乘客在劫機時與平時判若兩人,由此堅信只有在持續(xù)的危險與壓迫下,人才會露出真實的自己。
這位學者長年研究人類暴力的起源,他給出的答案是"性是暴力之源"。
他要做的,就是把一群陌生男女塞進狹小空間,剝掉法律和社會的外衣,等著看大家如何為情欲、為食物、為權(quán)力大打出手。他對外把項目包裝成"和平計劃",可西方媒體很快就改了口,叫它"性筏",這個綽號讓一些船員至今仍覺得被冒犯。
事情的走向,把發(fā)起者氣得不輕。
剛上船頭幾天,大家彼此客氣,說話都隔著一層。木筏一路向西,太陽越曬越毒,罐頭吃得人發(fā)膩,沒有手機也沒有書,男女之間的距離開始迅速拉近。
確實有人發(fā)生了親密關(guān)系,也確實出現(xiàn)過兩個男人對同一位女性產(chǎn)生興趣的情況,但事情并沒有像劇本預(yù)想的那樣升級為毆斗。船員們坐下來談,把彼此的想法攤開說,最后大家都接受了相處的邊界。
最具代表性的一幕,是那條小鯊魚。一名男船員在船舷邊釣上來一條小鯊魚,他興奮極了——天天吃罐頭實在難以下咽,新鮮血肉是巨大的誘惑。
但船上沒有炊具,要吃只能生吃,而且活物在眼前被宰這種事,有幾位女船員明確表示無法接受。在一艘"沒有規(guī)則"的船上,最容易的解決方式本應(yīng)是強勢的一方說了算。
可十個人選擇開會,把所有人的顧慮都討論一遍,最后達成一致:這一次接受,但絕不大規(guī)模捕殺,且盡可能讓鯊魚少受痛苦。當晚甲板上舉辦了一場小小的慶祝,每個人都嘗到了航程中第一口新鮮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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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fā)起人在小艇上看著這一切,心情越來越糟。船員們對侵略行為表現(xiàn)出克制,這令他感到挫敗,于是他開始親自下場制造沖突,甚至一度接管了木筏的指揮權(quán),但群體依然保持和睦。
他先是把承諾保密的私人情感問卷公開張貼,企圖制造猜忌;接著在食物分配、航向決策上故意添亂。這些"人為引爆點"被船員們用一次又一次的開會、協(xié)商化解。到了航程末段,他已經(jīng)按捺不住,索性發(fā)出那份"你最希望誰死"的終極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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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jié)果,全船的怒火齊刷刷指向了他。船員事后的證詞都印證,唯一真正激起他們憤怒情緒的,就是發(fā)起者本人。
私下里,確實有人討論過把他扔下海,對外只說一句"失足落水"了事;但很快又被自己勸住了——真把他丟進海里,反而是替他作證"性即暴力之源"的假設(shè)成立。最有力的反擊,是讓他活著回到陸地,親眼看著這群人靠對話而非拳頭走完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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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天后,木筏抵達墨西哥科蘇梅爾。無人死亡,無人重傷,沒有任何危及生命的事件發(fā)生。
回到陸地的發(fā)起人,并沒有贏得他想要的學術(shù)聲譽。這場實驗從設(shè)計到執(zhí)行都嚴重違反學術(shù)倫理——研究者本人下場操控變量,是科研工作的大忌。
他的方法被同行普遍質(zhì)疑,事業(yè)自此走下坡路。紀錄片把這一切講得很清楚:阿卡利船上最大的緊張來源不是種族、性別、政治、宗教或語言差異,也不是無聊或情欲,而是發(fā)起者本人,歸根結(jié)底,這是一個傲慢、欺騙、自負的領(lǐng)導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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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他似乎也有所反省。1986年,一批科學家聯(lián)合發(fā)表了著名的《塞維利亞關(guān)于暴力的聲明》,明確否定"人類天生傾向于戰(zhàn)爭與暴力"這一論調(diào),他正是簽署人之一。
林丁請來仍在世的船員,在一艘1:1復(fù)刻的木筏上重新坐到一起,影片在2018年哥本哈根CPH:DOX紀錄片節(jié)首映并拿下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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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nèi)觀眾看完這段往事,感受恐怕和西方有所不同。中國人對群體相處之道,向來講究"以和為貴""和而不同",強調(diào)共識與協(xié)商。
這群來自不同大洲、操著不同語言、信奉不同宗教的陌生人,能在101天里把每一次摩擦都談成共識,靠的不是西方學者預(yù)設(shè)的"暴力本能",而恰恰是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尊重和體諒。
這種"船上民主"雖然是被極端環(huán)境逼出來的,卻意外印證了一個樸實的道理——分歧不必然導致對抗,差異不必然導致撕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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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也得冷靜看到一個前提。整個航程中,淡水和食物始終充足,沒有人面臨真正意義上的生死競爭。如果哪天補給見底,這群人是否還能維持同樣的善意?這是阿卡利留給后人的一道懸而未決的考題。
和平從來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是一代又一代人、一次又一次選擇放下拳頭、伸出手去談的累積。這一點,無論在浩瀚海上還是遼闊陸地,道理都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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