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視敦煌 用寫作輕盈地表達厚重

邱華棟，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18歲出版小說集。畢業于武漢大學中文系，曾任《青年文學》主編、《人民文學》副主編，魯迅文學院常務副院長。現任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主要作品有非虛構《北京傳》《現代小說佳作100部》，長篇小說《空城紀》《龜茲長歌》《敦煌變》《正午的供詞》《時間的囚徒》等15部，出版有中短篇小說集、散文隨筆集、游記、詩集等 60 多種。

長篇小說《敦煌變》是作家邱華棟跋涉戈壁、深耕敦煌歲月，交付給絲路千年的一份文學答卷。

作者以十座莫高洞窟為脈絡，鋪展一千八百年西域滄桑。字里行間，靜默的壁畫似乎蘇醒了，把風沙里畫匠的堅守、商旅的顛沛、戍卒的守望、僧人的求索……都糅進平實鮮活的故事里，讓塵封的敦煌過往，有了一種人間煙火的溫度。

作者鋪陳出的文學底色與絲路江湖的韻味渾然相融。時間洪流里，雖眾生奔波、聚散無常，但書中主人公仍各自堅守、各自前行，在文字中呈現著豐富的人生況味。

《敦煌變》的真正主角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北青報：您的長篇新作《敦煌變》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后備受關注，那么最初是怎樣的契機，讓您下定決心創作這樣一部以敦煌為核心的長篇小說？

邱華棟：從上大學時的某個暑假，我第一次到敦煌算起，三十多年里，我去過敦煌的次數加起來應該有十次之多。每一次去，我都能在敦煌認認真真看幾個洞窟，在附近的沙山、月牙泉和更遼遠的周邊戈壁地區盤桓一陣子。

這些年，閱讀了很多有關敦煌莫高窟的書籍。我都是當閑書來讀的，但讀得津津有味。這些學術著作，時不時就能喚起我的小說創作欲，按捺不住后，我就寫了一部六萬多字的《敦煌七窟》，發表在《十月》雜志上。但對于敦煌的書寫，還是意猶未盡。我覺得起碼應該寫十個敦煌洞窟演繹出的故事，才能夠把我對敦煌近千年風云變幻的感悟大致勾勒出來。

2024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受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的鼓勵和邀請，要我把《敦煌七窟》擴展成一部長篇小說，還指定了幾位編輯來聯系督促我的寫作。借此機會，我決定把我心目中對敦煌莫高窟的文學想象寫得再充分一些。于是我花了不到一年的時間，加寫了后面的故事。這樣，這部16萬字的長篇小說《敦煌變》就完成了。這部小說算是完成了我的一個心愿——為我十上敦煌的探訪記憶，做出一個小說形式的多角度呈現。

北青報：敦煌文化題材的文學作品并不少見，您怎樣通過《敦煌變》找到獨屬于您的創作表達與核心思考？

邱華棟：這部小說是串珠式的結構，一共有十個章節。有人問我，《敦煌變》是不是一部小說集呢？我說，不是的，這是一部長篇小說。小說的時間跨度有一千八百年，在開篇和結尾，有一位叫趙娉婷的女子，是勾連起全篇的輪回式的一個人物。而這部小說的真正主角，不是小說中那一個個人物，而是敦煌莫高窟本身。

我想，大多數游客在敦煌，很難與敦煌建立更加深刻的聯系，轉一轉、看一看也就走了。而一定有些人，和敦煌莫高窟的那一個個洞窟建立了生命中最為深刻的聯系，那是情感的、血緣的、生命的、命運的深刻聯系。這部小說，我把它看作是我與敦煌莫高窟深刻聯系的證明。

北青報：在您多年的文學創作生涯中，敦煌這一主題對您而言有著怎樣特殊的意義，它在您的西域歷史書寫體系里占據著怎樣的位置？

邱華棟：我有一個關于西域絲綢之路歷史書寫的“星群聚集”式的寫作計劃：從《空城紀》中長出了《龜茲長歌》和《敦煌變》這兩部獨立的小說；新的小說《北庭大書》正在寫；然后，還要完成一部小說《流沙傳》。這幾部長篇小說互相有聯系，彼此又有區別，就像是“星群聚集”那樣，彼此呼喚著來到我的面前，我也希望將它們呈現到讀者面前。

《敦煌變》是我這個系列小說計劃中的一部，而敦煌是絲綢之路上最為重要的節點，是四大文明匯聚之地。我想，我們需要去了解我們的中華文明在中古時期，也就是漢唐時期的面貌。知道來時路，才能行穩致遠。

在虛與實之間小說自由穿梭

北青報：書名《敦煌變》，除了“文字敦煌”與“數字敦煌”對位、“敦煌變”與敦煌“經變”對位的創作理念，這個“變”字，是否承擔了貫穿作品的核心體現？

邱華棟：人世百態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就體現了一個“變”字——每時每刻每個東西都在變化，“變”是永久不變的東西。“變”，既有對人世無常的理解，也有對敦煌壁畫繪制內容的理解，因為有一種壁畫叫做“經變畫”，就是以繪畫形式呈現佛經的內容，將深奧的佛經教義轉化為直觀圖像，比如降魔變、凈土變、藥師變、彌勒經變等等。

唐代還有一種通俗解讀佛經的“變文”，可以說唱。“敦煌變”也有對唐代“變文”這種中古時期的文學樣式的一種回應。

總之，萬事萬物都在變化。在“變”中，如何找到一種“常”，也是非常重要的能力。

北青報：有評論稱《敦煌變》構建了一種全新的文學樣式，將嚴謹歷史考據與飛揚文學想象融合。您在創作中是如何把握二者“外在拼貼、內中互證”的融合尺度，避免考據生硬與想象架空的？

邱華棟：是的，在這部小說中，我將虛構和非虛構的內容進行了聯結。非虛構的部分，十個洞窟是實有其窟的，每一部分的開篇都是對實有洞窟內部空間，包括壁畫和雕塑的寫實描述。而十個部分的第一人稱的敘事，就都是虛構的故事了。在這十個洞窟與虛構的人物之間建立深刻的聯系，就需要某種想象力了。紀實的部分是真實存在的洞窟，虛構的部分是飛升起來的想象。在我看來，這就是文學本身的魅力——讓沉重的東西飛升，用想象讓沉積的東西攪拌、反應。

虛構的部分，也涉及到敦煌莫高窟自公元三世紀到十一世紀之間一些歷史記載的真實人物和事件。我想，畢竟大部分人對敦煌千年歷史并不熟悉，所以，這部小說也是對敦煌歷史的一種以點帶面的解讀。讀了這本書，相信大家會對敦煌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北青報：也就是說，小說以一條線聚焦莫高窟建筑、壁畫、宗教文化的寫實，另一條線鋪展十個虛構人物故事，您設計這樣雙線結構的核心考量是什么？

邱華棟：這部小說就是實中有虛、虛中有實的。我選取了十個有確切編號的實有洞窟，一開始就是對各個洞窟的實質描述，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小說中的十個故事，十個人物，雖然大部分是虛構的，少數是實有的歷史人物，但他們都與敦煌莫高窟有著獨特的聯系。在虛與實之間，小說是自由穿梭的。這也是我這些年對西域歷史文化書寫的一種經驗。

對歷史與文化的精準把握需要大量閱讀與實地探訪

北青報：創作這部作品，您做了哪些前期的歷史考據與實地調研工作？

邱華棟：我每一次去敦煌，也會探訪陽關、玉門關、漢唐烽燧、古道遺址……還有一些墓葬、河流、山川，都會讓我獲得很多直接的經驗和感受。更別說，還有風的味道、雨的觸感，以及當地葡萄、杏子的滋味。還有各種聲音。每一次實地探訪，我都感覺讀過的千卷書，就在眼前復活了很多形態。我能看到很多人的身影在走動，他們從歷史中來，栩栩如生的。洞窟里面的壁畫與彩塑，其豐富的內容也令人流連忘返……都是我寫作的一種積累。所以，一部小說的誕生，要等待很多年，需要不斷的積累才能把握好。

北青報：莫高窟的建筑、壁畫、宗教功能都極具專業性與歷史厚重感，您在還原這些內容時，遇到過哪些創作難題，又是如何解決的？

邱華棟：在16萬字的篇幅中，呈現敦煌千年史，這一目標是比較難實現的。首先必須要讀一些非常專業的學術書籍，才能對敦煌有一個更精準的把握。20多年來，我閱讀的敦煌相關書籍，上百本是有的。在寫這部小說的時候，我又重讀了一些關于敦煌莫高窟的著作，特別是《歸義軍史研究》（榮新江）、《圖說敦煌二五四窟》（陳海濤、陳琦）、《粟特人與敦煌莫高窟洞窟營建》（沙武田）、《涅槃、凈土的殿堂》（公維章）、《梵室殊嚴》（趙曉星）、《畫中有話：敦煌石窟百講》（敦煌研究院編）、《敦煌民族史》（楊富學等）等著作，對我的啟發很大。在此，向研究敦煌學的學者們致敬。沒有這些年敦煌學的發展和國內外杰出學者們大量細致的研究，我作為一個小說家，也無法展開文學想象力的翅膀。

北青報：小說中很多人物故事令人印象深刻，比如一個商人的扶危濟困，向死而生；還有一個薩保五代家族的精神寄托等等，您是如何挖掘這些人物故事，并將它們與莫高窟的歷史脈絡、文化內涵相結合的？

邱華棟：這需要對公元后第一個千年的西域絲綢之路文化歷史有一定的把握與了解。比如，粟特人是一脈在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的、非常有意思的中亞人，他們中的一部分，與中國的其他民族融合，變成我們血脈中的一部分。在漢唐宋元時期，粟特人曾是活躍在絲綢之路上的杰出商人。我在寫“一個薩保”時，就通過吐蕃占領河西走廊時期，一個粟特人五代經商，以敦煌作為他們家族萬里商路的中繼站的故事寫出來。他們一心向著大唐，通過改繪家族窟中供養人的裝束，體現對唐朝的皈依。這是一個文化上的交流、交往、交融最為明顯的例子。

還有，當一個富裕的商人在佛祖涅槃像前，想到自己即將死亡，那么他所獲得的錢財還有什么好用嗎？我通過這樣的構思，也希望體現出一個人如何度過一生的當代價值。說到底，我認為一切歷史小說都是當代小說。我這部小說也確實延伸到了當代——書中人物就有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員，他們是新的敦煌文化的守護者與奉獻者。

對文化遺產要創新性地表達好

北青報：在您心中，敦煌的“神”究竟是什么？

邱華棟：敦煌的“神”，就在于敦煌的包容性，在于敦煌不僅博大精深，還能安慰和豐富個體生命的精神世界。

北青報：您在創作中如何平衡歷史的嚴肅性與文學的詩意性？

邱華棟：歷史是嚴肅的，詩意的想象，能讓這種嚴肅性變得可親、可感、可愛。小說有這個功能。那么厚重的歷史，那么豐厚的文化，那么神秘的宗教，都會在小說中體現出別樣的輕盈魅力。用文學的手法，可以以點帶面，通過各種人，特別是敦煌石窟的開窟人、供養人、僧人、畫匠、工匠、過路的行腳僧和商人，還有敦煌地區的統治者的故事，來呈現敦煌這一偉大文化遺產的豐富內涵與文明光彩。

我想，各門類的藝術，都可以在我們豐厚的中華文化遺產中尋找創作資源與靈感，這要看作家、藝術家自己的積累與修養、才華與追求。我自己無非是一個極其熱愛文學的人，是熱愛本身在讓我持續地寫作，從來都未曾放棄與改變。一心只做一件事。通過深入的“凝視”，優秀的傳統文化，就會與我們發生奇妙的感應與互動，就變成活的創造性的表達，在我們的眼前成為現實。

對文化遺產，不僅要守護好，更要創新性地表達好。這一點，是我近些年，不斷進行思考和實踐的。

北青報：對喜歡這部作品的讀者，特別是對想要了解敦煌文化的年輕讀者，您希望這部作品能帶給他們怎樣的閱讀收獲？

邱華棟：我希望閱讀這部小說的朋友，有機會也能去敦煌看看，能夠以個人的情感和生命瞬間，與敦煌莫高窟建立起屬于你自己的深刻聯系。

北青報：您后續在文學創作上，還會繼續深耕西域歷史文化題材？

邱華棟：我出生在新疆。大學畢業就在北京工作，是生活在北京30多年的新北京人。年輕的時候，趕上了北京城市的巨大發展與巨大變化，我作為外來者，對北京特別的好奇、新鮮，所以，寫了不少關于北京的小說，也寫過一部與北京三千年城市建筑空間變化有關的非虛構作品《北京傳》，前后印了8次。這是我對北京的書寫。

過了五十歲，我在夢中經常會回到新疆天山南北那廣大的區域，那里三千年的歷史與文化，風景與人物，在我的心中逐漸發出了召喚。于是，我在那片土地上多年的行走、我見過的人、我讀了幾十年的西域歷史資料，都聯系起來了。忽然之間，我就感覺自己能夠寫出一種比較獨特的關于西域題材的小說了。在長篇小說《空城紀》《龜茲長歌》《敦煌變》之外，我還有兩部非虛構作品《祁連山傳》《北疆的河》，今年出一本，明年出一本。寫作也要響應內心的召喚。有的題材，不到成熟的時候，不會長出來的。

文/本報記者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