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說法律不僅是底線，也是思考正義的起點？

與傳統社會相比，現代社會最深刻的變化之一，是那些曾經不容置疑的權威開始退場。在這個一切神秘力量都不再成為人們信仰的時代，理性是個體與社會的唯一救贖。

當一切堅固的都煙消云散，當一切神圣的都已被褻瀆，面對卡夫卡式的世界，我們是否只有收起一切莊嚴肅穆，才不會永久地徘徊在法律門前，才會覓得百般尋找的城堡？倘若果真如此，我們如何理解彼此互嵌、休戚與共的公共生活？倘若并非如此，我們又如何保證每個個體的平等與自由？

《法袍下的自主概念：法學與哲學的對話》便是對此困惑的解答。在個人生活中，“我們將要做什么”以及“我們將要如何生活”這類問題不再具有統一的解答；在社會生活中，“何種行動具有正當性”以及“何種行動不會造成自我與他人的損害”成為每個個體與公權力機構必須思考和辯護的問題。

無論這些答案具體是什么，它們都指向了現代社會中個體得以構成自身的基本價值：自主。

撰文｜趙英男

《法袍下的自主概念：法學與哲學的對話》

作者：張曉燕

版本：商務印書館

2025年9月

當哲學與法律相遇

自主（autonomy）是啟蒙理性主義所構建的有關于“人”的理想概念。在有關這個價值的論說中，“人”被視為一個能動的主體，具有理性反思能力和自覺意識。從詞源來說，它源自古希臘語中的自己（autos）和規則（nomos），可以被理解為“自己為自己立法”。形象地說，自主意味著依據那些真正屬于自己的理性和價值引領自己的生活。在康德看來，這指的是個人的選擇和行動的依據不應當受到社會習俗、宗教權威、激情欲望等不屬于理性意志范圍的事物的決定。總括來說，在啟蒙思想的構想里，只要個體不受不當干涉地做出選擇，就可以實現其全部潛能或最佳狀態。自主由此主要體現為自由。

依據本書作者的分析，現代語境中的自由最初源自“財產自由”和“宗教自由”：前者有很強的消極防御的行動特征，后者則與特定時代語境下的行動密切相關。在這個意義上，自由的核心關切就是如何從外部排除對個體的不當干涉。這種觀念反映在法律中，體現為思想家對國家、政府和法律角色的理解。如果自由主要指的是個體免于不當干涉，那么國家和政府主要承擔的就是事后糾紛解決責任，法律所關注的自然也是導致沖突和矛盾的外部行為。這其實呼應著以賽亞·伯林有關“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區分：消極自由源自個體對于不自由最為直接的感知，是不受奴役和囚禁的自由，是個體享有積極自由的前提。這種哲學上的區分，成為法律領域中劃定“群己權界”即個人生活與公共領域界限的基礎。

在傳統的理解中，“群己權界”的劃分與康德和密爾的論述有直接關聯。依據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學》中的論述，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的不同在于前者僅僅涉及人們的外在行動，而后者則關切行動所源自的根據。更準確地說，法律涉及的是不受他人強制性的隨心所欲之左右而有所作為的外部自由，而不是涉及內在的或道德的自由，即不受本能欲望、需求和情欲左右的意志的獨立性。密爾在《論自由》中也提出了類似的區分。他認為自己所討論的是公民或社會層面的自由，與個人意志自由無關。這似乎意味著哲學和法律有關自由或自主的著眼點是不同的。但本書作者指出，如果我們考慮到自主關注的是“什么力量在決定行動、依據什么行動”的問題，我們就會發現即便個體可以不受干涉地行動，自由也沒有得到真正的實現，因為個體依舊需要為自己行動或選擇的依據做出辯護。簡言之，自由與自主是密切相關的，哲學與法律之間的聯系也并不是偶然的：法律同樣關心行動的理據，而哲學也關注實現自由的制度路徑。

《正義回廊》劇照。

正因如此，作者指出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哲學與法律雙重視角有關自主或自由的落腳點，就是公共自主和個人自主之間的關系：“當自主從私人領域拓展到公共領域，主張自主的主體從個體轉變為一個族群或者一個整體時，這就意味著一個文化或者政治意義上的共同體要求自我治理。”（《法袍下的自主概念》第48頁，下同）如果說決定個體行動的是個人意志或利益，那么決定公共行動即公權力行為的依據，便是以公共利益為目的的公意。國家或社會意義上的共同體如何平衡個人自主與出于公共利益而對個人權利的約束，成為現代社會生活最為根本的問題。作者認為，在規范層面這兩者之間本不會存在任何沖突——個體并不是像原子一樣生活在這個世界中，“社會化”是其彼此共存的重要形態；當個體之間的社會交往能成為一種必然時，能夠為交往設定規則、確保我們能夠愉快共處的公共意志就顯得非常重要。更準確地說，公共自主和個人自主之間并不存在對立和沖突，而是互為條件和相互成就的。（第51-52頁）

但從現實來看，兩者之間的沖突并非無法設想，甚至是數見不鮮。個人身上可能存在著與道德相對立的利己主義的欲望。依據社會學家涂爾干以及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哈奇森、休謨）的論說，這種欲望似乎可以通過社會制度的約束而不斷得到塑造或馴服。但畢竟存在著理性受到激情和欲望遮蔽的可能。此時，個人自主和公共自主之間的關系陷入緊張，需要有程序規范和實體規范加以調節。在此背景下，作者認為法律（特別是公法）便應運而生。

公法主要回應的是“國家所代表的正義秩序是什么”這個問題，服務于“現實國家法秩序的塑造”，它主要涉及的是公共領域和個人領域分野的前提下國家權力和個人權利之間的平衡。（第76頁）在作者的理解中，公共領域的功能主要是“解決潛在的社會沖突，致力于調和個體自主訴求和共同體權威存立的公共訴求之間的矛盾”。（第81頁）這個概念框架使得我們能夠從兩個角度理解公法領域的一系列制度安排。

首先，它使得我們對“憲法”的理解更為廣泛和靈活。在此視角下，憲法不再是僵硬的文本，而是“服務于政治共同體的構建和維系”，“通過相關的制度、原則和政治行動創設了一個時空”，使得政治共同體成員能夠持續生活于其間。（第81頁）因此，憲法并不局限于立法機關所制定的特定文本，而是包含了對于共同體存續具有根本意義的觀念原則、政治行動、法律行動和實踐慣例。

其次，它使得我們更加關注權力與權利之間的良性互動。在此視角下，確保共同體的維系，就意味著不應單向地限制權力，也不能僅僅保障權利，而是通過公法構建的制度框架探尋和實現國家理性所應該代表的法秩序。（第83頁）國家理性當然不僅包括對內的維度，也包括對外的維度。因此，公法不僅涵蓋了國內法中的憲法、行政法和刑法以及相關的訴訟程序法，也包含著國際公法。權力不僅是命令和強制，也是將人民團結和凝聚到一部特定憲法之下以促進權威生成的力量。（第84頁）

《十二公民》劇照。

法律守衛自主

當哲學與法律相遇，法律就成為個人自主或自由的守護神。法律不僅需要保障人們能夠憑借自身反思能力和能動性自覺地進行選擇，還需要創造條件，使得人們有能力能夠真正選擇或實現自己憑借理性發現的真正所需。正是在此意義上，作者反復強調，法律作為現代多元社會最主要的凝聚性力量，為了獲得絕大多數社會成員的認同而在實質性的倫理問題上基本保持中立，但要始終信奉如下觀念：人是一個理性行動的主體，能夠理解和遵循規則，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第86頁）這成為法律守衛個人自主或自由的實質倫理學前提與目的：守衛自由就是培育、保護和實現個人的自主。從思想觀念、制度體系和現實政策來說，法律守衛自由大體上可以分為消極和積極兩個層面。

從消極層面來說，法律守衛自由主要體現在它所秉持的寬容態度。如現代社會思想所構想的那樣，當我們這個世界從自然狀態走出來，每個個體基于彼此同意而形成社會，似乎一切問題都天經地義地由“多數決”的方式加以處理。少數服從多數由此具有了天然的正當性。作者指出，在這種語境下若想避免“多數人的暴政”，在保護個體權利之外，一種可行的方式就是將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加以區分。私人領域是個體權利的“自留地”，是一扇除非例外就不會向公權力敞開的大門。只有當私人領域的行為和事務產生了外部性，抑或私人領域中的主體主動尋求法律保護時，法律才需要介入對私人領域的調整。（第93頁）

這種觀點顯而易見的一個有待商榷之處，就是我們似乎無法找到不產生外部性的私人領域的行為與事務。社會是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成員彼此間的聯絡形成了我們所熟悉的各式各樣的共同體：家庭、社會與國家無不是人與人的聚合。在何種意義上我們的一言一行只對自己有影響而與他人無關？在某種程度上，我們似乎可以認為一切私人領域的行為和事務都有受到法律調整的理論可能。不過，我們也可以轉變思考的方向，嘗試探究是否任何讓我們感受到不安或冒犯的行為都必然是一種錯誤。此時，我們就有可能發現，自己信奉的觀念、態度、信仰和價值并沒有表面看起來那樣禁得起反思與批判。如此一來，比較穩妥審慎的選擇自然是保持公權力的克制，也即在承認私人領域和公共領域存在緊密關聯的同時，將私人領域免于法律的直接干預視為初始選項。

《十二公民》劇照。

這個看法同樣得到作者的青睞。她非常敏銳地指出，法律處理社會矛盾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僅僅聚焦與爭議焦點密切相關的法律關系和事實。與此無關的信息，法律會像剝洋蔥一樣將之剝離，以免司法審判陷入無休無止的社會關系和事實的追問之中。這種做法不僅保障了司法效率，還從司法制度運作邏輯本身限制了公權力的擴張。法律是現代社會最重要的行為尺度，但卻并非唯一的尺度。法律保持對于私人領域的敬畏與尊重，在司法裁判中不斷厘清和保護私人領域的自主，無疑表明法律“無法涵蓋我們有關一個完整人格和良善社會的全部標準，不能用法律評價替代乃至否定其他的規范評價”。

這種審慎寬容的態度在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中變得越發重要。這是因為在價值多元主義的推動下，社會公眾對于特定議題的看法必然是存在諸多分歧的。這些議題如何得到定性和處理，雖然事關法律，但歸根結底取決于經由公共討論所形成的共識。否則，法律的介入只是從表面消除了分歧而忽略了產生分歧的深層土壤。更準確地說，當相關社會共識尚未形成時，法律的過早介入“事實上會導致認知的標簽化，進而可能帶來社會對立，引發社會分裂”。（第100頁）這其實考驗著立法者的耐心與智慧。國家權力無需急于一時地確立某種典范性生活方式。它所需要做的不過是為不同的人生選擇提供可以試錯的平臺和框架，相信個體把握自己人生的理性能力。不然，“法律義務的強加會激起不認同這一生活方式的群體以更為激烈的方式捍衛自身的生活方式、價值判斷，從而引發社會矛盾”。對此，作者分析的兩類情況頗有啟發價值。

第一類情況是劣跡藝人的處罰。目前我們的法律法規對于劣跡藝人的處理方式，不僅涉及作品的下架或行業聯合抵制，還涉及職業準入：劣跡藝人職業生涯完全遭到否定。考慮到藝人強大的社會影響，特別是在特定粉絲群體（比如，未成年人群體）中的影響力，這樣嚴格的懲罰當然具有一定合理性甚至必要性。但是從法律懲戒行為本身目的來說，懲戒并不是越嚴厲越好，而是應當幫助一個社會成員回歸生活的正軌。“一刀切”式的封殺，除了滿足輿論情緒的宣泄之外，無論在物質利益還是懲戒目的方面都難說有所增益。

第二類情況則與司法實踐中一個真實案例相關。這便是大名鼎鼎的“北雁云依案”。它說的是2009年濟南市民呂某為自己女兒起名“北雁云依”后，在辦理戶口時被當地派出所拒絕，呂某便以女兒名義提起訴訟。這是我國首例姓名權行政訴訟案。初審法院審理認為，選擇父母姓氏之外的姓氏有違公序良俗，因此駁回原告請求。作者指出，在現代社會中，人們的姓氏雖然依舊體現著對血緣傳承、祖先以及家庭的熱愛，但并不能夠從選擇父母姓氏之外的第三種姓氏這個行為中推導得出這會有違公序良俗。反過來說，法律要求不能以第三種姓氏命名，其價值更多體現在節約社會管理成本，而無法推動人們對于血緣傳承、祖先和家庭的熱愛，也無法培育慎終追遠的社會倫理。

如果說上述兩種情況中法律的介入存在可以討論的空間，2025年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修訂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中有關“治安違法記錄封存制度”的規定所引發的輿論反響，似乎在呼吁法律的強力介入。根據該法第一百三十六條，“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這個規定的初衷在于減少和避免“一次受罰、終身受限”的情形，幫助真心悔改的輕微違法者回歸社會。但是，社會公眾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擔心吸食毒品的人員因此而免受本應承擔的后果。盡管權威媒體與學者一再解釋，吸食毒品是行政違法行為，與走私、販賣毒品這類犯罪行為不同，但似乎公眾的疑慮并未因此而消除。可以說，這三個例證無疑表明如何劃定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邊界，以及法律何時介入社會生活是永恒的話題，也是一個不能僅依靠權威而是應當通過理性公共論辯加以處理的問題。

《正義回廊》劇照。

從積極層面來說，法律守衛自由主要體現在它通過特定方式在實現個人自主的同時又能免于父愛主義的擔憂：法律只是幫助而非替代人們做出他們應當作出的決策！在此，作者借用了麥肯齊（Mackenzie）提出的有關自主類型的概念框架。自主包含：（1）消極抵御性自主，即個體免于他人或國家權力干涉的自主；（2）決策性自主，即與立法權行使和公共決策相關的決定權；（3）交互性自主，即主張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往方式和社會交往空間能夠對個體的能力發展、價值完善、自我身份認同和行使自主的機會同時產生積極和消極的影響。（第105頁）法律守衛自由的積極意涵與這種交互性自主密不可分：國家需要更為積極地創造制度條件實現個人自主的發展。

同樣根據麥肯齊的理論，此時個人自主同樣包含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是自我決定，即個體能夠具備充分的選擇范圍，生活在具有足夠豐富的生活選擇的社會之中；第二個層面是自我治理，即當個體已經具備比較充分的選擇范圍后，能夠進行充分選擇的能力，這無疑蘊含著個體需要對于自我以及自我同他人、社會和國家之間的關系具有正確的理解；第三個層面是自我授權，即個體愿意向他人說明自我選擇的原因，并時刻準備好捍衛或修正這些原因，同時為自己所信奉的價值、信仰和承諾承擔責任。作者認為，相較于比較單薄的消極抵御性自主概念，交互性自主更加關注個體的自我治理以及個體責任能力的培育。在制度和政策層面，這主要體現為強調國家公權力的“干預”并不等于“不自由”，而是為公民實現更為全面的自主提供制度途徑。

這自然是一個我們耳熟能詳的論斷。現代社會的諸多制度就如福柯所說，不僅提供著保護與安全感，也是對于我們的約束和限制，法律尤為如此。值得探討的問題是，在多元價值的社會中法律如何能夠幫助具有不同生活目標與規劃的人們實現各自的福祉？一個顯而易見的答案，就是法律作為個體實現自身目的的工具，并不需要承諾任何實質的價值。在作者看來，這種霍布斯式的相對主義方案并不成功。它會在實踐層面帶來一個無法解決的困難，即如果出現某種需要被抵制的生活方式，我們似乎對之束手無策。這會導致“我們對一些明顯的道德沖突變得麻木不仁，從而喪失接受任何價值原則和道德信念的基本動力”，法律不僅不會讓我們走出自然狀態，反而導向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第113頁）但如果法律承諾了特定實質價值，它似乎就無法充分發揮定分止爭的作用：當道德等社會規范無法有效解決糾紛時，我們才會訴諸法律；法律若同樣充滿價值分歧，似乎強力就成為解決問題的唯一手段。

《一般法理學》

作者：趙英男

版本：北京大學出版社

2026年1月

面對上述矛盾，本書作者給出的方案是注重法律的程序性或形式性。她指出，法律若想有效解決矛盾，就應該在諸多實體問題上保持價值中立。這與法理學家朗·富勒（Lon Fuller）提出的法律的“內在道德”具有相通之處：法律并不能自稱為法律，而是應當滿足特定標準；這些標準不是外在的道德原則，而是內嵌于法律之中構成其內在品性的一些形式性要求。具體內容可能包括，比如，法律必須公開、法不溯及既往以及法律不應強人所難，等等。富勒通過“內在道德”想要表明的是，滿足這些內在道德的法律規則能夠在人民之間建立起關聯彼此的相互性（reciprocity）。它可以被理解為社會群體成員由于法律而對彼此的行動形成穩定的相互期待，進而展開基于彼此同意的寫作。此時，法律就成為組織不同成員行動的制度紐帶。（趙英男：《一般法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26年版，第150頁）作者引述“內在道德”的意圖與富勒類似，也想說明法律若能保障積極自由，則必須將個體視為能夠理解和遵循規則，并且能夠對自己過錯負責的主體。

這意味著一個有意思的推論浮出水面：當我們探討如何通過制度消除實現自主或自由的障礙時，制度能否發揮我們所構想的作用，其實取決于制度中每一個個體的基本人格特征。這種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經驗層面每個個體的現實境況，而是制度設計者在理想狀態下有關個體的哲學人類學預設。這個預設，在本書作者看來，就是“公共人”。

法律背后的人

法律在何種意義上不同于其他社會規范？法理學家一次又一次地追問著這個問題，但答案顯然還未成熟到令人滿意的程度。幾乎每位法理學家都有自己識別和判斷法律的標準與方式，但似乎每一種標準與方式都與我們的生活直覺無法完全契合。比如，當我們認為法律是一種社會慣習時，似乎根深蒂固的道德規范也可作此解；當我們認為法律能夠提供不同于道德或強制力的行為指引時，這種可能性在理論層面雖然存在，可現實中究竟有多少情況確實如此則有待進一步具體調查。法律的獨特性之所以難以尋覓，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或許法律不同于道德等其他社會規范的根源，不在于法律這類規范本身的特征，而在于法律作為一種行為模式相較于其他社會規范，對于其所統領的行動者有獨特的預設。這種預設使得法律作為行為規范具有了至少不同于其他規范甚至“自成一類”的可能。

本書作者認為，法律（特別是公法）的一個重要特性就是在公共領域中運作，而其目的是服務于公共理性的培育。這可能是法律規范不同于道德規范的重要特征：社會中的個體本身作為自然人就會具有一定的道德或倫理關系，但在彼此關聯中處理社會和國家事務則一定需要后天的培育。個體所具有的這種能力和行動的面向被稱為“公共人”，它指的是在公共聯系和公共生活的參與中實現“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關聯。在這個意義上，作者并不是割裂了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關系，而是試圖將私人領域中個體彼此間的關聯擴展到公共領域。如果這種理解是有道理的，可能會對作者的整體立論帶來一些影響。

《第二十條》劇照。

一方面影響是依據前述推論，當作者從私人領域出發界定公共領域中的個體所需要的特征時，她就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兩者之間的界限，或者說她至少需要更加明確地表明兩者分野的標準或基礎是什么。這進一步引發的難題，就是當作者一再認為法律應當在不同實質價值立場間保持中立時，似乎卻為法律規范所基于的前提預設了非常厚實的倫理基礎（公共人）。當然，作者非常敏銳地意識到了這一點。她為之提供的辯護是，法律規范的內容是中立的，但其所具有的“內在道德”體現了特定價值立場，兩者并不矛盾。這個辯護具有合理成分。不過，當我們考慮到制度是對個人自主的實現時，可能也會好奇不偏向任何價值立場的法律規范在何種意義上能夠主張自己預設了比較厚實的倫理基礎，或者說這個倫理基礎除了彰顯法律規范應當達致的目的外，是否還有更為重要的作用？易言之，如果作者未從這個倫理基礎出發演繹出更具實質道德價值的法律規范，其理論體系的潛力似乎沒有得到全部釋放。

另一方面的影響則是，當作者試圖從私人領域出發界定公共領域中個體所需的特征時，在相當程度上化用了亞當·斯密在論述市場“無形之手”時的邏輯鏈：人人成其私而天下成其公。這個邏輯鏈成立的前提是，這種“無形之手”的運作是完美的，人們基于彼此需求的滿足而關聯為一個整體。但正如黑格爾在《法哲學原理》“倫理生活”部分的討論所表明的那樣，建立在需求之上的社會體系難免因為市場失靈而出現赤貧階級，這些人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這種因素的出現推動著國家作為暴力機構的形成。這意味著在邏輯層面，社會得以穩定是以國家存在為前提的。換句話說，當作者倡導通過法律將私人領域中個體的自利偏好引導向與公益協調的長遠自利時，可能低估了這種經由制度教化所帶來的“轉變”的難度。畢竟，“理性的狡計”只有在我們回望歷史時才會露出蛛絲馬跡，深邃如黑格爾也無法預言世界的明天。

不過，這絲毫不影響通過制度與教化來培育公共人的意義。我們總需要多操心的人，總需要多管“閑事”的人，總需要不那么“著邊際”的人。唯有存在這些人，我們似乎才能發覺在“不得不如此”這個借口背后的自己是何等的懦弱與虛偽，才能感受到少彎一次腰、少低一次頭、少為自己思慮一次也許沒有那么嚴重的后果。這種自我反思與自我發現，當然關乎勇氣和智慧，但更重要的或許是制度、規則與社會生態。法律與自主因此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趙英男；編輯：李永博；校對：王心。歡迎轉發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