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特稿 ▏監管內鬼與選擇性執法合謀下的鋁灰環境壞賬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靈通鋁材門窗網）

導語

2025年以來，多起鋁灰非法處置案件密集曝光，涉案規模屢創新高——湖南醴陵200余車鋁灰跨省傾倒、河南魯山1.6萬余噸埋入耕地、浙江寧海3000多噸鋁灰被層層轉包。然而，當我們將這些案件的細節拼圖逐一復原，一條遠比“個別企業見利忘義”更加令人不安的線索浮出水面：在河南魯山，正是環保局的在職職工，親手編織了這條灰產黑金鏈的第一環；在浙江寧海，檢察建議的介入才曝露出當地環保部門對煉鋁特色產業鋁灰隨意處置現象的長年監管缺位；在重慶合川，川渝檢察協作艱難推動下才發現產廢企業早已以遠低于市場價將危廢轉包給無資質中間人。這些經由公開判決書、紀委監委通報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披露的細節共同指向一個殘酷事實：在某些地區，鋁灰非法處置的灰色鏈條上，監管者與違法者之間的邊界正在變得曖昧甚至消融。

一、現象回顧：鋁灰非法處置案件密集曝光，涉案量級持續攀升

鋁灰，這個電解鋁和鋁加工過程中必然產生的固體廢物，因被明確列入《國家危險廢物名錄》，其合規處置始終是行業治理的難點。進入2025年，一系列案件的曝光將這一問題推至風口浪尖。

據生態環境廳公開通報，2021年1月至2023年4月，沁陽姚某某、洛陽偃師區“白云冶金材料廠”在未取得危廢經營許可的情況下非法加工處置鋁灰渣，將產生的鋁灰交由閆某甲、閆某乙非法傾倒，涉案鋁灰共計3399.68噸，該案已被列為省生態環境廳2025年涉危險廢物環境違法犯罪類典型案例。湖南醴陵案中，胡某根伙同江西某金屬科技有限公司等5家單位，將鋁灰渣運送至湖南醴陵、江西吉安等地區，處理鋁灰渣數量達200余車，牟取違法所得50萬元。而在重慶合川，2019年中間人何某以每噸300元的低廉處置價從四川某產業園鋁制企業收購鋁灰，再以每噸50元至160元不等的價格轉包給李某，最終1570余噸鋁灰被堆放在張大姐的倉庫中，部分編織袋已發生腐爛泄漏。

每生產1噸原鋁約產生25至50公斤鋁灰，按照我國電解鋁年產量計算，鋁灰年產出量在104萬至208萬噸之間。與如此龐大的產生體量形成反差的，是正規處置能力的嚴重不足——正規渠道處置鋁灰的價格大約為1200至1500元/噸，而非法轉包的“對價”僅為每噸30至300元。這種懸殊價差，為灰產黑金鏈的滋生提供了最底層的經濟土壤。

二、問題拆解：一條“灰產黑金鏈”的三重合謀機制

鋁灰非法處置之所以屢禁不止、量級不斷攀升，尋常解讀多指向“合規成本高、處置能力不足”。但本文試圖以公開司法文書和紀委監委通報為證據，揭示隱藏在表象之下的三重更深機制——其中涉及的不再僅僅是違法者如何“鋌而走險”，更是監管者與違法者之間如何在制度縫隙中達成某種“默契”。

維度一：監管者的“內鬼效應”——當執法者變成共犯

河南魯山縣宇航皮具廠案提供了鋁灰灰產黑金鏈中最觸目驚心的一幕。2023年2月3日，據平頂山市紀委監委通報，經調查查明：2019年6月，原魯山縣環保局職工王炳方為非法牟利，伙同張良鎮張南村村民馮延偉等人，從事鋁灰渣加工回收金屬鋁業務，并將產生的廢鋁灰掩埋在馮延偉經營的宇航皮具廠內及該廠北側500米的土地內。經河南省生態環境科學研究所鑒定，該掩埋點共非法占用耕地4.5畝，其中基本農田1畝，現場共清理廢物、廢鋁灰16819噸，由此形成的環境損害賠償金額為3868萬余元、土壤和地下水生態環境損害金額78萬余元。

該案中，監管系統內部的追責鏈條觸目驚心：平頂山市生態環境局魯山分局環境監察大隊一中隊（張良中隊）原中隊長李慶濤、原副中隊長李蘇南、原工作人員陶林超，分別被司法機關以“環境監管失職罪”判處有期徒刑。魯山縣張良鎮環保所原所長劉廣躍、原副所長安華延分別被給予開除黨籍、政務撤職處分，調離環保工作崗位。本案共追責問責21人，其中移送司法機關判處刑罰4人，開除黨籍4人，開除公職4人，政務撤職2人，調離環保工作崗位3人。

這一案件絕非孤立的“個別人員違紀”。平頂山市紀委監委在通報中明確指出：“平頂山市生態環境局魯山分局（原魯山縣環保局）、魯山縣張良鎮人民政府、魯山縣自然資源局相關人員對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重視不夠，執法不嚴，履職不力，在環境監管、耕地保護等工作中存在失職失責問題”。一個環保局職工伙同社會人員完成1.6萬余噸鋁灰的非法埋地，其所在的環境監察中隊中隊長、副中隊長和工作人員均被以環境監管失職罪追責——這實際上暴露了一個監管鏈條從執法者到監督者的系統性腐壞：不是一個人違法，而是整條監管防線的集體失效。

維度二：跨省流轉的“責任斷鏈”——聯單管理下的信息黑洞

危廢跨省轉運實行聯單管理制度，轉出地、途經地、接收地三方審批。然而，浙江寧海、三門系列鋁灰案暴露出這一閉環中存在的結構性漏洞。

據最高人民檢察院2023年3月27日披露，2019年5月至10月，無資質處置人金某將回收來的3000多噸鋁灰存放至三門縣的兩家船廠內。其間兩家船廠多次催促其及時處置，但金某一直置之不理。2020年底，一家船廠聯系到蔡某，同年12月8日至11日，蔡某先后從船廠拉走1800余噸鋁灰運往江蘇、山東等地傾倒、填埋。案件偵破的關鍵在于——江蘇方面發現有人將鋁灰從三門縣運輸至江蘇境內進行非法傾倒后通報給臺州市生態環境局三門分局，線索才得以暴露。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3000多噸鋁灰堆放在船廠長達一年以上，堆存地和產廢地（寧海）分屬兩個行政區劃，在此期間沒有任何主動監管介入。三門縣檢察院在審查過程中才“發現煉鋁系寧海縣的地方特色產業，隨意處置鋁灰的情況較為普遍”。最終，2022年1月，三門縣檢察院不得不向寧海縣環保部門制發檢察建議，要求其加強監管。

最高檢對此案的定性精準到位：“檢察機關向產廢地生態環境部門制發檢察建議，推動建立、規范煉鋁行業危險廢物處置、監管體系”。換言之，如果一個地區的特色產業恰恰是產廢大戶，而該產業“隨意處置危廢的情況較為普遍”，那么環保部門長年不查、不究、不建體系本身，已經構成一種事實上的“監管默許”。這不是個別人員失職，而是地方監管在“特色產業保護”與“環境保護”之間做出了系統性的傾斜選擇。

維度三：產廢企業的“內部人控制”——利益驅使下的主動“投黑”與“白手套”運作

寧鄉市人民法院審理的一起典型案件揭示了黑金鏈的另一個要害：產廢企業內部責任人的利益驅動。楊某是常德市某再生資源有限公司危險廢物處理部門負責人，在明知鋁灰屬于危險廢物需要交由有資質機構處置的情況下，為非法獲利，按400元一噸的處理費用將公司鋁灰交由無資質的張某處置，而正常處理費用為1350元一噸。張某將鋁灰以2600元的總價轉手給劉某甲，劉某甲再以1000元轉手給劉某乙，最終16.84噸鋁灰被堆放在磚廠準備燒制紅磚。寧鄉市人民法院判處四人各有期徒刑六個月至拘役四個月不等。

這條利益鏈的精準之處在于：楊某作為產廢企業內部的危廢處置部門負責人，對合規流程再熟悉不過，卻恰恰成為違法鏈條的第一推動者。其操作模式具有高度隱蔽性——表面上看企業有合同、有處置記錄，實質上400元一噸的處置費遠低于市場價，“外包”方根本無資質。這是一種典型的“白手套”運作：以表面合規的文件掩蓋實質性違法，而恰恰是這種“內部人控制”特征，使灰色交易更難以在日常監管中被發現。

三、深層邏輯：誰在為非法傾倒的負外部性“買單”？——從“監管默許”到“環境壞賬”的形成機制

穿透個案，鋁灰非法處置屢禁不止的根源在于三組結構性矛盾。

第一，地方“雙重身份”下的選擇性弱監管。地方生態環境部門在環保督察高壓與本地經濟發展考核之間長期處于角色撕裂狀態。魯山案21人被追責，恰好證明了當環保局職工直接參與灰產鏈時，屬地監管不可能有效運轉。而當“煉鋁系地方特色產業”且“隨意處置鋁灰的情況較為普遍”時，寧海縣環保部門同樣選擇了不主動作為——直到隔壁三門縣的檢察院介入才啟動整治。

中國檢察網2025年9月公開的典型案例《幫地方特色產業“治病”》中使用這樣的表述：“由于涉案人員多……檢察官發現煉鋁系寧海縣的地方特色產業，隨意處置鋁灰的情況較為普遍”。這句話值得反復咀嚼：“較為普遍”意味著這是公開的秘密，“地方特色產業”意味著這是經濟的支柱——一個“較為普遍”、一個“特色產業”，恰好勾勒出地方保護主義的完整輪廓。

第二，“無主危廢”造成的致命資金缺口。川渝檢察協作探索跨界鋁灰處置的案例提供了更深刻的洞察。關鍵細節是：“正規渠道處置鋁灰的價格大約1200-1500元/噸，高昂的處置費用是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檢察機關意識到，如果找不到責任方承擔，這筆錢就是無底洞，這也是許多危廢案件查辦后無法閉環的根本癥結。當違法行為人沒有執行能力、產廢企業拒不承擔責任時，處置費用最終往往由地方財政墊付。河南魯山案更揭示了后續連鎖反應：環境損害賠償金額3868萬余元至今難以追償到位——登封市人民法院判決張良鎮政府應償還某環保科技公司處置費共計約545萬余元，但該公司“實際在調解后只給過兩次，一次20萬，一次30萬”，至今仍有數百萬元未結清。這一財務黑洞反過來又削弱了地方對危廢監管的投入意愿，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全成本核算尚未建立的制度性缺陷。目前鋁灰合規處置的成本動輒1000元/噸以上，再加上后續跨省轉運的環境風險溢價，許多企業根本無法承擔全額合規處置費用。然而，鋁灰治理最終必須走向“污染者付費、使用者付費”。目前我國雖然已有232個地級及以上城市開展了“無廢城市”建設，鋁灰處置成本和去向監管仍是落實最困難的領域之一。如果不能在價格機制層面建立“危廢處置準備金”或強制性環保險制度，鋁灰灰產鏈的經濟根基就難以從制度層面徹底瓦解。

四、影響與展望：灰色利益鏈加速斷裂，合規成本終將由全行業分攤

短期影響：2025年下半年至2026年，鋁行業鋁灰合規處置將迎來更深度專項整治。在2025年6月25日生態環境部、最高法、最高檢等8部門聯合啟動全國非法傾倒處置固體廢物專項整治行動的背景下，本輪執法檢查的矛頭將不僅指向違法企業和中間人，更可能延伸至屬地監管履職情況的倒查問責。此前在部分地區存在的“選擇性弱監管”將面臨系統性糾偏。然而，在“無主危廢”難題徹底解決之前，地方財政墊付壓力將持續增大，魯山案中鎮政府拖欠處置公司費用的現象恐非孤例。

中期影響：鋁企將被迫接受環保合規成本的全額內部化。對于此前長期依賴灰色渠道處置鋁灰的企業而言，利潤表中將憑空多出一筆剛性支出。川渝檢察案例中“1200-1500元/噸”的正規處置價將重新定義行業競爭力基準。合規企業的“隱性競爭優勢”——政策支持、融資便利、客戶認證——將加速轉化為顯性市場地位。

長期趨勢：鋁灰身份的再定義將從根本上瓦解灰產黑金鏈的經濟基礎。檢察機關注重推動“涉案企業承諾將堆放的鋁灰委托給有資質的公司進行無害化處理”，并同步推進生態損害賠償金的繳納。當危害廢物源頭管控逐步強化，輔之以資源化利用技術突破，鋁灰處置成本與資源收益之間的價差將大幅收窄。寧海案后當地“新建成了鋁灰處置項目……全縣的鋁灰產生單位均已接入浙江省固體廢物監管系統，對鋁灰的產生、運輸、利用和處置進行全流程監管”的做法，為行業提供了可復制的治理樣本。

五、結論與思考

鋁灰非法處置案件量級再創新高，表面上是數家企業和個人的法律審判，實質上是對既有危廢治理體系中“灰色空間”的一次清算。魯山案告訴我們，環保系統內鬼可以造成1.6萬余噸危廢被埋入耕地；寧海、三門案告訴我們，跨省監管能見度盲區可以讓非法傾倒持續數年才被江蘇警方主動發現；川渝案告訴我們，產廢企業以“遠低于市場價格”轉包危廢的成本節約背后，是地方政府和鄉鎮社區默默承受的生態創傷。當執法者可以變成共犯、當3000多噸鋁灰堆放在船廠一年無人問津、當監管從“主動執法”變為“檢察建議督促下的被動響應”——灰色鏈條的形成就不僅是“違法者僥幸”，而是制度縫隙與利益誘惑共同澆灌下的必然產物。

一個值得行業和監管部門共同反思的命題是：當環保局職工因為每噸30元至50元的好處費而赤膊上陣參與灰產鏈，當“地方特色產業”的名號成為隨意處置危廢的擋箭牌，鋁灰治理的終極出路，究竟在于更強硬的執法，還是在于徹底切斷灰色利益鏈的制度激勵？

【互動話題】

在您所在的地區或企業中，鋁灰灰色產業鏈是否已經侵蝕了合規企業的生存空間？您如何看待地方生態環境部門在“環境保護”與“地方經濟發展”之間的角色沖突？歡迎在評論區分享您的真實觀察與行業洞見。

本文為“靈通洞察”欄目原創作品，作者系靈通鋁材門窗網行業研究員。文章內容均基于公開信息及行業研究撰寫，僅代表個人及平臺的研究觀點，不構成任何形式的投資或交易建議。本平臺不對文中信息的絕對準確性與完整性提供保證。市場有風險，決策需審慎。如遇版權或其他權益相關問題，請通過QQ號437480404與我們取得聯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