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生活照被盜篡改之后，“AI造黃”受害者如何維權？｜封面深鏡

封面新聞記者 郝瑩

2023年，網絡安全研究公司Security Hero發布報告顯示，全網傳播的深度偽造視頻中超過95%是色情內容，主要角色99%是女性。

這些視頻的主角，有人是明星，有人是網紅，還有更多是像塔塔一樣，只是在社交媒體上分享過生活照的普通女孩。

塔塔是個“大E（外向）人”，和許多普通大學生一樣，喜歡拍照、分享，在社交平臺記錄自己的生活。她從沒想過，隨手發出的一張照片，會在她不知道的地方，被AI（人工智能）篡改成另一副樣子。

“很惡心，非常惡心。”塔塔回憶自己看到那些圖片時的感受，隨之而來的，是不知該做什么的無力感。

照片被“盜”變成AI黃圖

今年2月27日，塔塔的抖音賬號突然收到一名網友的私信，告知她的照片唄發在某App平臺上了。那是一個專門發布色情內容的App，她此前在QQ空間分享的出去玩的生活照，被用AI篡改成不雅圖片。“剛開始看到的不是很暴露的圖，就沒太放在心上。”

直到3月，上面出現了尺度更大的篡改照片，她才意識到事情比想象中嚴重，而她對“是誰盜走照片”沒有任何頭緒。

告知她此事的熱心網友，看到AI生成的圖片后，通過識圖軟件找到了她的抖音賬號，還幫她聯系上了另一位受害者。

塔塔在QQ空間的訪問記錄里，發現了一個和發布者賬號名字一樣的人，“我們沒加過好友，他只是訪問過我的空間。”塔塔和另一名受害的女孩通過追蹤社交平臺，鎖定了該男子的實名信息，對方2003年出生，在西南某城市的工廠上班，是和她們從未有過交集的陌生人。

社交平臺上其他被造謠的求助者 圖源網絡

她們整理了該男子發布的內容和個人信息等證據，分別在屬地城市報警，希望通過求助警方，讓發布者馬上刪除圖片，并對自己受到的心理傷害進行賠償。

說到這里，塔塔原本輕快活潑的聲音也變得沮喪。作為AI造黃的受害者，塔塔覺得難受的不止是圖片被篡改后傳播的惡心，還有舉報維權的艱難。

等待近一周后，塔塔再次前往派出所。警方告訴她，照片已經聯系當地警方處理了，此事無法立案，會按照侵犯肖像權進行調解處理。另一位受害者也在該男子所在的轄區報警，當地派出所要求加害者刪除了照片。

警方報警回執表示按侵犯肖像權處理 圖源受訪者

對于塔塔希望對方道歉賠償的訴求，警方建議她起訴對方進行維權。“可我只是個學生，沒有經濟條件去起訴，也沒辦法追到別的城市去找他。”

“我還是覺得，應該為自己努力一下。”最終，塔塔決定自己聯系施害者。她加到了對方的聯系方式，直接打了過去。“我有這些證據，足夠讓他承擔責任。他也被警察找到了，很害怕，所以態度很好。”

犯罪嫌疑人最終認錯、道歉、賠償，聯系平臺刪除了照片，雖然沒能讓對方承擔法律責任，塔塔還是為自己感到驕傲，她獲得了一場小小的勝利。

影像性暴力犯罪維權之困

塔塔的經歷，是當下AI影像性暴力受害者面臨的處境的縮影。

她已經算是“幸運”，完成了最困難的一步——找到施害者，讓對方刪除圖片，道歉賠償。更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照片正在哪個角落以什么樣的方式流傳。

北京市千千律師事務所近年對AI換臉、偷拍、未經同意散播私密影像等“技術助長型性別暴力”保持著關注研究。

汪姝文律師表示，在實踐中，受害人維權的最大難點在于找到加害人，并證明他實施了AI換臉的行為。“如果無法提供加害人的身份，就難以立案，只是等待警方來追蹤，這個過程會比較困難和漫長。”

加害人身份、行為明確的情況下，這一行為可以根據具體案情適用傳播淫穢物品罪、侮辱罪、誹謗罪、個人信息權益侵犯等相關規定。

司法實踐已經有了探索。2023年，杭州市男子虞某利用AI換臉技術制作傳播淫穢視頻牟利，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三個月，檢察機關同時提起公益訴訟，判令賠償6萬元用于個人信息保護公益事項。2025年，張家港王某甲使用被害人于某的人臉信息，偽造大量不雅圖片，編造“涉性”話題在境外網站散布，構成誹謗罪，被判處一年三個月有期徒刑。

男子利用AI換臉技術制作傳播淫穢視頻牟利獲刑，圖為法槌 資料圖

汪姝文指出，其中也存在局限性，杭州虞某案中，警方直接鎖定加害人，推進法律程序，但案件中的部分受害者并不知情，也沒有得到任何賠償。張家港王某甲案適用的是誹謗罪，它需要“情節嚴重”才能構成刑事犯罪。比如，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五千次以上，或者被轉發次數達到五百次以上的，才能構成誹謗罪。它保護的是當事人的社會評價，而不是一個女性對自己身體影像的完整權利。“比如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需要200張圖片才能入罪。但對受害者來說，哪怕只有一張照片被傳播，傷害已經是真實而完整的。”

而侮辱罪是自訴罪名，意味著受害者要自己取證、起訴，整個過程是對受害者的二次傷害。像塔塔一樣的受害者，也會因為沒有能力承擔經濟、時間成本而放棄起訴。

影像性暴力受害者經歷的，可能是從身體到心理、從私密影像到社會關系的全面破壞。汪姝文表示，目前立法層面對“AI深度偽造行為本身”沒有專門罪名。

韓國在影像性暴力方面的法律經驗值得參考，汪姝文舉例，2020年“N號房”事件曝光后，韓國將制作傳播深度偽造性影像列為刑事犯罪，并逐步將最高刑期提升至七年有期徒刑。除了制作，觀看、持有、購買深度偽造性影像，同樣被列為犯罪行為，最高判處三年有期徒刑。

汪姝文認為，在我國的法律實踐中，由于許多制作、出售、傳播等行為發生在境外平臺，警方執法難度大。如果可以搭建協作機制，降低警方的執法難度，受害人報案時更容易獲得切實的幫助。

塔塔告訴記者，在報警時，她一度被小部分網友指責不應該發布照片在平臺上。“我當時很生氣，應該懲罰的是那些偷盜我們照片去做違法亂紀的事情的人，而不是勸正常分享生活的人把自己縮在殼子里。“對她而言，照片被盜沒有過多影響到自己的生活，只是一個”小插曲”，但保衛自己的權益非常重要，公平非常重要。

“做錯事的人，才應該被懲罰”，塔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