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最親華的前首相打破沉默，鳩山由紀夫高呼“聯中抗美”

日本應盡快解決高視掃描引發的中日風波，聯合中國共同應對美國的傲慢。

日美同盟加固、防衛費飆至GDP2%、對華定位降級、高市早苗喊出“長期戰爭”，可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香港當眾拆穿這一切。

日本明知美國不可靠、中國繞不開、東亞才是地緣命運，為何仍把自己綁在美國對華戰車上？

4月28日，香港大學治理與政策學院活動現場，鳩山由紀夫的聲音穿透會場。他直言特朗普正在顛覆全球秩序，日本“站錯了隊”，必須與中國聯手制衡美國的單邊主義。

這番話在日本主流政治語境中近乎禁忌，卻精準戳中日本國家路線的三重矛盾。

鳩山早已離開權力中心，在東京政壇常被視為“不合時宜”的存在。

正因為脫離權力枷鎖，他反而說出了多數政客不敢觸碰的真相：日本把對美依附誤認為安全，把對華強硬誤認為自主，把卷入美國戰略誤認為國家正常化。

這種清醒的批判，在高市早苗政府加速右傾的當下，顯得格外刺耳。

同日，日本在聯合國聯合28國圍攻中國，就東海、南海局勢對中方發難。

4月10日發布的《外交藍皮書》中，日本將對華定位從“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降級為“重要鄰國”，這一表述自2016年以來首次改變。

日本的根本困境在于雙重身份撕裂，經濟上，它是亞洲國家，產業鏈、供應鏈、能源通道、技術分工都離不開東亞，中國連續15年是日本最大貿易伙伴。

安全上，它卻被鎖在日美同盟，把美國的戰略判斷當作自身安全前提，甚至甘愿成為美國在東亞的“前線哨所”。

冷戰時期，這種“經濟靠亞洲、安全靠美國”的結構還能維持表面平衡。但中國崛起、美國相對衰落、特朗普沖擊全球秩序后，這個結構越來越難以為繼。

特朗普上臺后退出TPP、發動貿易戰、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軍費，早已動搖日本對美國秩序穩定性的信任。

安倍晉三曾看到這一結構性矛盾，他推動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定秘密保護法，修改安保法治，建立事實上的動員體制，同時又在2018年訪華，試圖推動中日關系進入“新時代”。

他一邊強化日本“安全國家”屬性，一邊保留對華接口，說明他至少明白日本不能完全被美國拖著走。

但安倍的投機埋下更大隱患，他沒有真正擺脫美國框架，而是想借美國重塑日本國家意志，借縮短裝備服役期限來儲存武器，這些半成新的裝備退役保管，戰時可與現役裝備一起使用。

日本還放開殺傷性武器出口限制，通過這種方式盡可能多地儲備軍備。這絕非和平國家所為，卻與高市早苗“長期戰爭”的設想高度契合。

4月2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林劍在例行記者會上質問：日本是不是要重蹈歷史覆轍，在“再軍事化”道路上狂飆突進，再次成為東亞的禍源？

鳩山由紀夫的“聯中抗美”并非空穴來風，他在香港演講中給出具體方案：建議中日韓與東盟成員國召開緊急會議，發表聯合聲明，直接要求美國和以色列停止對伊朗的軍事打擊，以此給美方施加外交壓力。

他還強調香港可依托國際化優勢，在改善中日關系中發揮橋梁作用。

日本正陷入“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越依附美國，越刺激周邊國家，越需要更多軍備，最終形成自我實現的“威脅預言”。

日美同盟的不對等性愈發明顯，3月高市早苗訪美時，試圖將東亞議題置于優先位置，推動美方加大對華施壓，特朗普卻更關注對日貿易逆差和軍費分攤問題。

美國要求日本承擔駐日美軍費用從目前的75%提升至90%，還威脅對日本汽車和半導體加征“對等關稅”。

經濟賬更讓日本難堪，中國是日本半導體材料、汽車零部件、精密機械的最大出口市場。

1月中方加強兩用物項對日本出口管制后，日本半導體產業陷入恐慌，多家企業被迫調整供應鏈，經濟損失初步估算超5000億日元。

鳩山由紀夫的吶喊，本質是對日本戰略迷失的警醒。日本面臨的選擇從來不是“選邊站”，而是如何在大國博弈中守住自身利益。

把對美依附當安全，無異于將命運交予他人；把對華強硬當自主，實則是喪失戰略判斷能力；把卷入美國戰略當正常化，更是背離和平發展的戰后軌跡。

東亞的和平穩定，需要日本做出理性選擇。鳩山由紀夫的聲音或許無法改變當下日本的政策走向，但至少提供了另一種思考維度，真正的安全，來自與鄰國的和平共處。

真正的自主，來自不被單一同盟綁架的戰略靈活性；真正的國家正常化，來自對歷史的深刻反省和對和平的堅定守護。

日本該醒了，繼續沿著“聯美抗中”的老路走下去，最終只會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在中美之間被反復擠壓，失去的將是整個東亞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