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G真心話】王遙：要讓碳價信號穿透ESG估值體系

【ESG真心話】編者按：

2026年，中國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制度建設已從框架搭建邁入實質落地階段。

從財政部、生態環境部到各交易所，政策圖譜日益清晰。

企業端，ESG也從一道附加題，變成關乎市場準入與長期競爭力的必答題。

然而，在ESG報告披露數量激增之下，形式化、數據失真與認知錯位等問題依舊突出。ESG如何從報告美學走向真正的價值創造？

我們持續追蹤這一進程，邀請改革親歷者、深度觀察者與實踐者，共同探討那些在會議室、在項目一線、在數據流背后，關乎ESG生命力的真問題。

本文為【ESG真心話】系列報道第二十篇。

作為國內綠色金融領域的長期研究者與頂層設計參與者之一，中央財經大學綠色金融國際研究院院長王遙見過太多被精心包裝的“綠色故事”：“當綠色信貸余額突破40萬億元，我們更需要警惕的是‘綠色’標簽之下的資產質量。”

在她看來，當前中國綠色金融與ESG投資最核心的痛點，并非規模不足，而是兩者仍呈現“兩張皮”的狀態——綠色金融在政策驅動下高歌猛進，但本應成為定價核心的ESG因子，卻遲遲未能進入主流投研的估值體系。

“如果碳價信號無法穿透企業的資產負債表，如果ESG評級不能帶來直接的融資成本差異，那綠色投資就永遠是‘形象工程’。”她認為，全球綠色金融規則正在經歷從“自愿”走向“強制”的劇變。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ISSB（國際可持續發展準則理事會）準則的全球推廣，都在倒逼中國企業必須將ESG從“成本項”重塑為“競爭力項”。

而要完成這一轉變，中國需要的不僅是更嚴格的披露準則，更是一場從投研體系到機構考核機制的深層變革，讓“綠色”真正可量化、可定價、可交易。

經濟觀察報：國內綠色金融體系框架已經搭建完成，綠色信貸、綠色債券規模全球領先。但從資本市場實踐看，ESG投資仍面臨資金短期化、策略同質化、價值兌現弱等現實問題。如何定義二者深度綁定的底層邏輯？它們如何跳出單純的政策驅動，形成內生發展動力？

王遙：綠色金融與ESG投資深度綁定的底層邏輯，本質上是“環境外部性內部化”的制度安排。綠色金融通過政策制度、標準界定和產品設計，為可持續經濟活動提供基礎設施；ESG投資則通過資本市場定價機制，將環境、社會與治理風險轉化為可量化的風險溢價或價值折扣。二者結合，理論上應形成政策引導、市場定價、資源配置的閉環模式。

但當下這一閉環遠未暢通。一個基本事實是，國內綠色信貸余額已突破40萬億元，但其中相當比例的投放仍帶有較強的政策窗口指導背景。綠色債券發行中，商業銀行和央企占據主導，市場化投資者的主動配置意愿并不充分。ESG投資仍被多數機構視為合規負擔和形象包裝，而不是真正的風險定價工具。

要跳出政策驅動的單一模式，關鍵在于讓ESG因子進入主流投研的企業估值體系和信用評級框架，而非停留在負面篩選和主題包裝層面。對此，建議一是碳市場擴容并形成真實的碳價信號，讓高碳資產的“擱淺風險”可計量；二是繼續推動強制可持續信息披露，降低企業信息不對稱，使ESG數據從敘事性披露轉向可審計的財務相關性數據；三是培育長期資金參與的市場環境，需要通過夯實數據基礎設施、建立ESG風險收益掛鉤的激勵安排等，讓長期資金敢于配置、愿意持有，進而推動ESG表現與資本成本直接掛鉤，市場化內生動力方能真正形成。

經濟觀察報：當前A股ESG強制信披逐步推進，但市場同時存在企業“漂綠”、評級標準割裂、數據質量參差不齊等亂象。在第三?核查體系尚不完善的現狀下，我們應如何有效甄別偽低碳、偽可持續項目，防范系統性的信息披露風險與資金錯配？

王遙：有效甄別偽低碳、偽可持續，必須從事前貼標轉向全生命周期追蹤。在項目層面，應建立綠色項目環境效益的定量測算與披露模板，要求資金用途、減排效果、環境風險實現可追溯，而非僅披露募集資金投向的行業大類。在技術層面，可運用衛星遙感、物聯網和區塊鏈技術對新能源項目發電量、林業碳匯蓄積量等進行交叉驗證，壓縮造假空間。

同時，防范系統性信息披露風險，更需要制度層面的硬約束。建議建立跨部門的“漂綠”聯合懲戒機制，將嚴重環境信息造假企業納入征信系統；在宏觀審慎評估中強化對金融機構綠色資產真實性的反向核查，避免綠色信貸成為規避監管的通道。同時，應大力發展本土化的ESG數據基礎設施及共享機制，減少企業多頭報送負擔，降低數據失真概率。

經濟觀察報：相較于綠色金融聚焦“純綠”產業，轉型金融在銜接新舊產能時面臨更復雜的現實挑戰。你認為現階段國內轉型金融落地的核心堵點是什么？金融機構又該如何在風險把控與信貸投放之間取得平衡，避免“一刀切”式抽貸斷貸？

王遙：轉型金融面對的是更復雜的現實，傳統高耗能產業能否獲得金融支持，不取決于其歷史碳排放強度，而取決于其轉型路徑的科學性與可信度。但現階段，轉型金融落地的核心堵點恰恰在于“界定難、定價難、制度配套難”。

界定難，體現在轉型目錄與標準仍有待完善，社會層面擔憂轉型金融異化為高碳企業的變相融資工具；定價難，在于轉型技術路線存在不確定性，金融機構缺乏足夠的歷史違約數據來校準風險溢價；制度配套難，則反映在盡職免責與風險分擔機制尚不健全，金融機構支持高碳企業轉型時面臨風險收益不對稱，缺乏有效的激勵與保護安排。

金融機構要在風險把控與信貸投放之間取得平衡，既不能對高碳行業“一刀切”地抽貸斷貸，也不能放松標準盲目投放。具體而言，一是將轉型風險納入風險評估模型，為轉型的風險和收益定價，在授信審批中引入內部碳影子定價模型，將碳價信號傳導至信貸決策的凈現值測算中，使高碳項目的內部收益率自動劣于低碳項目，實現市場自發的資源配置；二是發展混合融資模式，以政策性資金、擔保基金或轉型基金先行分擔風險，撬動商業性資金跟進；三是發展“可持續發展掛鉤貸款”“碳足跡掛鉤貸款”等績效掛鉤型金融產品，建立正向激勵與風險緩釋機制，將貸款額度、利率、期限與企業轉型成效動態聯動，實現從結果認定到過程激勵的轉變；四是轉型金融必須設置清晰的退出機制，對轉型進度嚴重滯后或虛假轉型的企業，金融機構應有權提前收回融資或上調利率，防止轉型金融淪為僵滯企業的“續命工具”。

經濟觀察報：機構投資者是ESG投資的核心主力，但多數資管機構的ESG布局仍停留在產品發行和負面篩選的表層。是什么因素制約了國內機構將ESG因子深度融入投研體系與長期價值判斷？短期業績考核壓力是否正在透支ESG投資的發展空間？

王遙：從基礎設施看，A股ESG數據的覆蓋度與顆粒度嚴重不足。盡管強制披露正在推進，但定量數據、范圍三排放數據、氣候情景分析數據仍然稀缺，導致ESG因子難以像財務因子那樣被系統性地納入量化模型。從組織架構看，較多機構的ESG分析停留在合規報告層面，未能與行業景氣度、公司競爭力研判深度融合。

更深層的制約來自委托代理問題。國內公募基金平均考核周期偏短，基金經理面臨年度甚至季度排名壓力，而ESG價值的兌現往往需要三至五年甚至更長時間。這種“長周期價值創造”與“短周期業績考核”的錯配，導致大量所謂ESG主題基金實質是行業主題基金加一層負面篩選，深度整合ESG因子的主動管理產品極為稀缺。當市場下行時，ESG產品往往首先被贖回，因其未被投資者真正理解為風險管理工具，而被視為成本負擔。

破局之道，在于從資金端和考核端同時發力。一方面，應推動保險資金、養老金等長期資產配置ESG產品的政策指引，用長期資金屬性對沖短期波動；另一方面，資管機構內部需調整考核KPI（關鍵績效指標），將ESG策略真正融入投資業務當中，建立ESG投研一體化平臺，讓ESG分析師與行業分析師共享數據、聯合路演，真正實現ESG因子與基本面分析的融合。

經濟觀察報：在全球碳關稅、跨境ESG合規和海外可持續披露準則的持續影響下，中國企業跨境經營與融資的合規成本不斷攀升。在雙向開放背景下，中國綠色金融與ESG體系應如何實現本土化與國際化的有效接軌？

王遙：中外綠色金融標準的差異，本質上反映了發展階段與產業結構的差異。在雙向開放背景下，中國綠色金融與ESG體系的國際化不能簡單照搬國際標準，否則將對中國高碳產業形成合規壁壘，反而加劇轉型陣痛。正確的路徑是“雙向適配”：對內，在轉型金融、生物多樣性等新興領域主動與國際標準對話，縮小差距；對外，在“一帶一路”投資和海外能源合作中輸出中國綠色標準，提升國際話語權。

降低實體企業跨境合規成本，需要制度性基礎設施的支撐。一是發展ESG披露數字化工具，幫助企業同時滿足國內交易所、財政部、ISSB及國際出海披露的要求；二是推動中歐新《多邊可持續金融共同分類目錄》進一步擴圍，在轉型活動、生物多樣性等領域形成互認；三是支持專業第三方機構的發展，為企業提供跨境綠色認證、碳足跡核算和氣候信息披露的專業服務，避免企業多頭應對、重復投入。

經濟觀察報：站在“十五五”開局節點，結合當前市場痛點，未來三年我國ESG投資與綠色金融改革的核心突破點在哪？如何破解長期以來的可持續投資投入高、回報周期長的行業難題？

王遙：站在“十五五”開局節點，我國綠色金融已從支持“純綠”項目的早期階段，演進為系統性服務于綠色產業、能源、技術及治理全生命周期的核心金融安排。結合當前市場痛點，我認為未來三年我國ESG投資與綠色金融改革的核心突破口在于三個維度的突破：制度基礎突破、價值邏輯突破和投融資模式突破，這三者共同指向破解可持續投資“投入高、回報周期長”的行業難題。

第一，制度基礎突破。以高質量信息披露和統一鑒證標準筑牢市場信任基石。2026年A股迎來ESG強制披露“首考”，疊加財政部發布的《可持續信息鑒證業務準則第6101號——基本準則（試行）》，我國正加速構建從披露到鑒證的完整制度框架。高質量、可比的ESG數據是投資決策的前提，只有解決了“漂綠”風險和數據可信度問題，資本才有意愿進入。為此，可將企業ESG表現與融資成本、信貸額度掛鉤，對ESG表現優秀的企業給予利率優惠，引導資本賦能價值創造。

第二，價值邏輯突破。推動ESG從成本合規項轉向價值創造項。當前不少企業仍將ESG視為“成本項”，根源在于ESG實踐未能與企業戰略和長期發展深度融合。破解之道在于：一是建立分行業、分規模的量化ESG評價標準，使企業的降本增效、技術創新、品牌溢價等ESG成果可衡量、可比較、可驗證；二是金融機構須將碳因素系統納入資產定價和風險管理，讓綠色資產在市場中獲得合理的價值認可。

第三，投融資模式突破。構建資本協同機制，破解期限錯配。綠色項目“長回報周期”與商業資本“短期回報要求”的錯配，需要通過創新機制來化解。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期印發的《關于更高水平更高質量做好節能降碳工作的意見》已明確提出“研究設立國家低碳轉型基金”，這為構建混合融資模式提供了政策基礎。綠色基金的長期特征天然匹配綠色項目的回報周期，同時財政資金或政策性金融先行投入、承擔更高風險，可有效優化項目風險收益結構，撬動更多商業資本進入生態保護、減污降碳等公共屬性強的領域。

綠色金融已進入深水區，未來三年需要少一點概念包裝，多一點機制創新；少一點廣撒網式投放，多一點精準化定價。唯有讓綠色金融真正服務于產業轉型的硬需求、ESG投資真正扎根于風險收益的基本面，才能實現金融盈利性、產業轉型需求與社會可持續價值的動態平衡。

（作者 王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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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潔

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兼國資新聞部主任 長期關注宏觀經濟、國企國資等領域。擅長于深度分析報道、調查報道、以及行業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