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血民粹主義者在美國的崛起

作者：美國《大西洋月刊》執行編輯埃德里安娜·拉弗朗斯

編者按：此文原文發表在2026年4月29日的美國《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網站上，英文標題是：Rise of the Blood Populist

原文鏈接：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2026/04/blood-populists-political-violence-ideology/686995/

作者埃德里安娜·拉弗朗斯（Adrienne LaFrance）是《大西洋月刊》的執行編輯。她此前曾任《大西洋月刊》的高級編輯和撰稿人，以及該雜志的網站TheAtlantic.com的編輯。

導語：大多數美國人完全拒絕政治暴力。現在是時候區分那些容忍政治暴力的人和除此以外的其他人了。

在理解美國的政治暴力時存在三個主要問題。首先，美國人似乎無法就政治暴力的定義達成一致。其次，人們忙于指責他們眼中的政治對手，以至于無法看清更大問題的本質。第三，也是最重大的一個，沒有人知道如何讓它停止。

我報道政治暴力已有近二十年（包括2023年為本雜志撰寫的封面文章），我認為這些年來我學到的一些東西會有所幫助——或者至少可能有助于加深人們對這一問題的理解。

究竟什么是政治暴力？特別是在一個公共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都被如此徹底地政治化的國家，我更傾向于最簡單的定義：政治暴力是指旨在引發或阻止政治變革的暴力行為。

誰該負責的問題充滿了爭議。顯而易見，左翼存在政治暴力問題。任何告訴你事實并非如此的人都被反射性的黨派之爭蒙蔽了雙眼。同樣顯而易見的是，右翼也存在政治暴力問題。任何否認這一點的人同樣也是目光短淺。但僅僅通過黨派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通常是徒勞的，特別是當處于權力地位的人在暴力襲擊發生后急于得分時，正如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追隨者經常做的那樣——稍后詳述。

相反，我們應該將那些相信暴力是解決政治爭端途徑的人視為一個新興的（且從許多衡量標準來看正在壯大的）獨立政黨的一部分——這些美國人不是因為共同的政策目標，而是因為共同相信暴力在實現政治結果方面是正當的而團結在一起。這種信仰體系超越了任何其他黨派歸屬或意識形態標志，我們也應該這樣對待它。如果你相信政治暴力是達到目的的一種必要或可以容忍的手段，那么你不是民主黨人、共和黨人或獨立人士；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極端分子，你的觀點與目前設計的美國自治制度直接沖突。

這種由暴力美國人組成的松散聯盟應該有一個能夠體現其信仰體系的名稱。盡管它借鑒了政治光譜各端極端主義運動的戰術——讓人聯想到20世紀初的無政府主義者和20世紀末的反政府民兵運動——但我簡單地稱其為嗜血民粹主義（Blood Populism）。

大多數美國人不是嗜血民粹主義者。研究政治暴力的人士反復發現，大多數美國人完全拒絕政治暴力。但根據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暴力預防研究項目2024年的一項調查，他們近年來也發現了關于美國可能發生內戰的“令人擔憂的共識程度”，而在這一類別的人中，普遍認為內戰實際上是必要的。同一項調查發現，多達四分之一的美國人認為暴力“為了推進至少一個政治目標通常或總是正當的”，多達3%的人表示愿意親自參與政治暴力。（請注意，這項調查發生在特朗普在賓夕法尼亞州巴特勒的一次集會上遭遇第一次暗殺企圖的一個月前。）相對而言，這是一個很小的比例，但令人震驚。正如美國企業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在2021年的調查發現9%的美國人“完全同意”暴力應對政治失敗的必要性后所指出的，即“將近十分之一的美國人熱衷于支持基于暴力手段的政治，這并不是一件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

嗜血民粹主義從各種意識形態光譜中吸引追隨者。最近的一些民意調查發現，MAGA共和黨人比反特朗普的共和黨人（Never Trumpers）、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更有可能支持政治暴力的正當性——但并不更有可能付諸行動。與此同時，左翼恐怖主義（或其嘗試）正在增長。去年標志著左翼的一個黑暗轉折點：2025年是三十多年來左翼恐怖陰謀數量首次超過右翼的一年。這并不是因為右翼從不暴力，或者總體上暴力程度較低——幾十年來，右翼暴力顯然是美國更具殺傷力的力量。只是去年代表了右翼事件的大幅下降，而正是在那個時刻，左翼暴力正在升級。

任何研究暴力的人都可以預見到這一轉折點——而且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預見到了。陰謀論和政治暴力往往齊頭并進，而感知到的受害者身份是預測那些傾向于其中任何一方的人的最重要指標之一。曼哈頓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最近的一項調查發現，在接受調查的民主黨人中，近一半人認為特朗普的支持者策劃了巴特勒襲擊，以“增加對他的同情”，從而使他在2024年獲勝。這在實踐中的意思是，反對任何執政黨的公民群體在那段時間更有可能被陰謀論或暴力所吸引。這也意味著任何加劇現有條件的因素——想想經濟不確定性和人工智能（AI）的興起——都可能被卷入現有的暴力漩渦中。而這已經發生了：OpenAI的首席執行官薩姆·奧爾特曼（Sam Altman）在最近幾周經歷了兩次獨立的襲擊——一次涉及半夜向他家投擲莫洛托夫雞尾酒，另一次是飛車槍擊。正如我在2023年寫的那樣，美國的極端主義是思想和動機的大雜燴。這就是為什么聯邦執法官員有時使用沙拉吧極端主義（salad-bar extremism）一詞來描述21世紀的政治暴力。暴力不需要清晰或一致的意識形態，而且經常借鑒幾種意識形態。再次強調，在嗜血民粹主義（Blood Populism）中，暴力本身就是意識形態。

在某些方面，最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年輕人對暴力的容忍——甚至歡呼——程度。正如蓋洛普（Gallup）在去年年底的一項民意調查中發現，18至29歲之間是支持政治暴力的最強預測因素。與其他年齡組相比，該年齡組更有可能認為有時可以使用暴力來實現政治目標。

多年來，許多專家警告我，根深蒂固的政治暴力時期很難逃脫。我們確切地知道哪些條件使社會更容易受到政治暴力的影響，而我們現在正處于這些條件之中：極其明顯的貧富差距、對公民機構的信任度下降、感知到的受害者意識、基于身份的強烈黨派疏遠、快速的人口變化、蓬勃發展的陰謀論、針對“他者”的暴力和非人化言論，以及那些玩弄暴力的人認為自己可以逃脫懲罰的信念。

許多人正確地指出，情況遠沒有達到可能的最壞程度——美國經歷了許多更黑暗的時期，包括救贖時代（Redemption era）的恐怖；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炸藥襲擊、暗殺和大規模投毒；以及1960年代的暗殺。但我們絕不應該希望重溫那些時期的暴力，也不應該將它們作為衡量什么是“不可接受”的標準。

美國人應該拒絕任何煽動暴力的同胞，尤其是任何領導人，而且他們應該大聲且和平地這樣做。美國總統應該在捍衛美國統一與和平方面為美國人民定下基調，而不是不斷地攻擊他眼中的政治對手，稱其為非人類或“人民公敵”。他試圖改寫2021年1月6日的歷史——以及他赦免那些暴力襲擊國會大廈的人，以及受命保護國會大廈的執法人員——等同于對政治暴力的應受譴責且毫不含糊的支持。如果特朗普能從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或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那里得到啟發就好了，他們兩人都曾胸部中彈并幸存下來，并將領導所有美國人、促進統一和社會凝聚力作為自己的使命。他們展現了力量和韌性，同時也證明了自己擅長降溫局勢。

大多數美國人仍然只想和平地解決他們的政治分歧。這種和平不應被誤認為是默許，也不是我們可以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隨著每一次選舉，跨越每一代人，美國人必須選擇自治，而這種選擇取決于我們能否和平地產生分歧。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他本人并不以宣揚非暴力而聞名——曾寫道，美國的獨立可以通過三種方式之一重新確立：“通過國會中人民的合法聲音；通過軍事力量；或者通過暴民。”嗜血民粹主義者（Blood Populists）選擇了暴民。我們其余的人應該堅持，我們人民才是必須共同選擇代表政府的人，并一次又一次、周而復始地和平做出這種選擇。